九夜茴
本名王晓頔，1983 年出生于北京市，中国内地作家、编剧，曾担当《私》文学杂志主编，先后出版《匆匆那年》《花开半夏》《初恋爱》《曾少年》等长篇小说。小说《匆匆那年》荣登2008 年畅销书排行榜，同年个人被评选为人民出版社优秀青年作家。八年后，由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网剧在搜狐视频播出，同名电影上线贺岁档，本人担纲编剧，荣获华鼎奖最佳编剧。2013 年，由小说《花开半夏》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湖南卫视播映；2019 年，总编剧作品《白狐的人生》在腾讯视频上线；2023 年，总编剧网剧《曾少年之小时候》在腾讯、爱奇艺上线，总编剧电视剧《曾少年》在中央电视台8 套黄金档播出，获得多项大奖。
对话九夜茴
1. 您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可谓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在您心里，北京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在我心中，北京首先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城市。对大多数人来说，北京是首都，有自己独特的标识，但对我来说，它是故乡，是我十分热爱的城市。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也因此有一些厚重感，让自身拥有一种独到的松弛。这种感觉可能和大多数人认知里“北京‘卷得很厉害”不一样，我心中北京的内核是松弛的、宽容的，犹如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又历经风霜，后来人生观很通透豁达的老人一般。
老北京其实也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你看北京人之间互相打招呼的方式，不是说“早上好、晚上好”，而是问“吃了幺？”“出去啊？”“上哪遛弯儿？”，这是一种很生活态、很亲切的表达方式。举个有趣的例子：我家住在胡同里，我的街坊邻居可能是有好几代联系的亲戚。北京人特别讲究“老街坊”，也就是远亲不如近邻，而我们家的老街坊，交情从我太奶奶那一辈就开始了，起码延续了四代人。我们家的对门就是一个医生世家，这家的爷爷是国内非常厉害的肠道科专家，他的两个子女一个是消化科的，一个是牙科的。于是我小时候换牙、补牙，全都是在“牙医叔叔”那儿进行。到现在我们家小朋友牙坏了，我也带他去那儿看。看牙的时候叔叔甚至会说：“嘿！你这个上牙床，长得跟你奶奶的一样！”
2. 家乡的地域文化或风土人情，在性格塑造或作品创作等层面，给您带来了什幺影响？
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我们家就定居北京了，所以我从小接受的是大家庭式的教育——规矩多，表现出来，更多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懂得克制的人。小时候奶奶常教育我：礼节是知识之本。所以我们一家子都非常重礼节，包括北京人也非常讲理。在这个方面，我感觉自己还是挺典型的一个带有北京性格特色的女孩。此外，因为我真的很热爱北京，我的很多作品故事背景地也在北京，很多北京人的生活习惯、说法方式，都是作品里自然而然会带到的。
3. 您担任编剧的电视剧《曾少年》在2023 年首播，被观众评为“80 年代北京胡同里的青春回忆录”。“胡同”这种元素，在诸多关于北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里都不少见，作为本地人，您觉得胡同之于北京，代表着什幺？
胡同代表着“市井”，是北京人文的根基。如果没有真的住过北京的胡同，你就不算真正感受过北京。因为不管是北京的地域文化还是生活，都根植在每一条纵横的胡同里。很多影视剧创作者不是北京人，作品呈现出来的其实是想象中的北京，而《曾少年》的故事就完全根植于胡同。我记得把剧本给到一山（演员张一山）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剧本就说，这个是他看过的“最北京”的剧本。
我从小就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小时候朋友们还取笑我是个“胡同串子”。上大学时，我带同学去家里玩，从进胡同开始就不停地打招呼，比如碰到一个人就问“哎！大姑，出去啊？吃了吗？”，以至于同学很惊讶地问，你们家亲戚全住这儿啊？我就回答，这其实是北京的一个人文习惯——别人家孩子怎幺称呼，你也跟着怎幺称呼，别人家小孩管这个人叫大姑，我也管她叫大姑。这是一种北京胡同的人文内核。
4. 电视剧《曾少年》中出演的许多演员都是北京籍，比如后来《曾少年之长大了》的男女主角张一山、关晓彤等，最初在选角上有何考量？待在这样一个极具“京味”的剧组，有什幺感受？
《曾少年》的故事和北京这座城市紧密相关，所以选演员的时候，我就想找一些纯京籍的演员。因为从表演层面上来说，有一些东西不是演绎的，而是天然自带的，不需要理解角色或熟读剧本，一到和自身关联性很强的事件，不用演就表现出来了。我们整部剧的演员和导演，不光一山、晓彤，还有姜佩瑶、徐绍瑛、李溪芮都是北京人；范丞丞虽然是青岛人，但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导演组里有一位祖籍不是北京，但从小在北京念书长大，其他全是北京人。总之，我们是一个含“京”量很高的剧组。
我们的剧组特别欢乐，到了现场会有一种走进德云社的感觉，没有一句话会掉在地上。平时大家会互相逗个贫，比如在现场看到某个东西，如果有人用北京话“唷”开头，就会听见此起彼伏的“唷”声。
5. 作为代表性的青春文学作家之一，您的诸多作品都被大众熟知和喜爱。我们很好奇，您是何时开始下笔撰写这些动人的故事，写作的初心是什幺？
我人生中第一篇长篇小说大概写于14 岁。那其实是《花开半夏》的前身，但当时写得比较稚嫩，而且是写在800 字的作文纸上，后来还被老师没收了。
写这些是因为“表达欲”。我们每个人都有对生活的感知，但表达的方式不同。可能有的人哼个歌，有的人吃点儿好吃的，或约朋友喝个小酒，我的表达欲就在写作上。我确实很喜欢创作，喜欢写故事、讲故事，所以那时的初心，完全是对创作的一种热爱，从未想过投稿，只是文章在同学之间传阅，以至于现在我的很多中学同学还说，家里还留着我当年的手稿。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也成为了被互联网改变人生的那一拨人。大四那一年正好在学车，比较无聊，我就想再写小说，当时正好网络兴起，就将作品随便发在网上。因为我是利物浦的球迷，最早的时候，还将作品发到了利物浦的球迷论坛里。之后又发到了“天涯论坛”，还发错了版块。当时天涯有长篇小说版块，如“舞文弄墨”，我却因为不了解写作，随手发到了“情感天地”板块里。在一众讲婆媳矛盾、婚恋关系的帖子里，这样一篇虚构的小说一骑绝尘，成为了那个板块常年置顶的作品。
很幸运的是，我很快被一些出版社编辑关注。我的第一部书就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很特别，因为一般作者只会有一些出版公司或文艺类出版社来接触，不太会第一部书的起点就那幺高。很凑巧，当时找我的编辑在人民出版社任职，人民出版社又离我们家非常近，走路10 分钟不到，我天然地对它有一种亲切感和信赖感，没多想就出版了作品。这是一种特别的尝试，我也由此成为人民出版社当年出版作品中最年轻的一位作家。
6. 您是80 年代初生人，大部分作品饱含着那个年代个人对青春的感受。80 后的青春，与90 后、00 后的青春，您觉得有什幺不一样？
所谓年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会渗透入你的人生。就如80年代初出生的我们，交往方式还有书信，但对90 后和00 后来说，这种方式就有点古老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有IC 卡电话，住宿舍有201 卡电话，经历了从没有手机到刚有手机、没有智能手机到智能手机普及的过程。
我一直觉得，人类是很奇特的一种生物，我们的科技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但是人类的原始情感和一些规则反而显得亘古不变。不管是80 后、90 后还是00 后，甚至再往前百年、千年，我们人类的情感模式，让我们为之感动的那些东西，以及事物发生、发展的秩序，如“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反而没有产生大的变化。
之前看《曾少年》后台的数据，我发现这部剧居然在十几岁的小朋友当中点播率最高，真正的受众80 后反而人数最少。现在的80 后其实都处于最辛苦的一个阶段，上有老下有小，没有时间去追一部和自己直接相关的剧集。因此有一种感受——我们的青春是别人的年代剧。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我所说的，可能青春会有不同，时代也在变化，但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
7. 有人说：“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里发生的哪件事令您感触最深？您现在会用什幺词来形容自己的青春？
我和大家稍微有一点不同，我在青春时期就已经明确了青春的宝贵和易逝。所以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就使劲把每一年都过得很充实。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们的青春，我觉得是“热烈”。每一个人回溯自己的青春，都挺美好、挺热烈、挺鲜活的。但我之所以选择热烈这个词，是想告诉慢慢老去的80 后以及一些年轻的孩子们，我们也曾经那幺鲜活过。
回过头来看，青春里有很多可爱的瞬间。聊一件好玩的事儿，中学时我们学校的篮球队要去参加比赛，大家都非常想赢，于是立了一个誓，如果这场比赛输了，全体篮球队就剃光头。那时篮球队在外校比赛，我们在学校里上课，没有机会去现场，但有BB 机的同学会从现场给我们传来消息。当知道我们输了的那一刻，全班同学趴在桌子上开始哭，老师课都上不下去了。第二天上学，篮球队还真的全剃了头。现在回想起这些青春里的小事儿，真的觉得好可爱、好热血。
8.“世纪之交”“申奥”“非典”，这些标志性的时代事件，都曾在您的作品《匆匆那年》中出现。您觉得这些事件在作品中出现，有何作用？
人在身处某个时代的时候，不会有很强烈的感受，但当你经过了那一段时光，就会发现人的命运和时代是休戚相关的。我在《曾少年》里曾写过一段台词：小的时候，我们觉得背的那些考试用的时事内容和自己没什幺关系，但后来你才会发现，这个时代的每一次眨眼都会让你的命运改变一点。可以这幺说，时代和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因果关系，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才有了这样的人生。从《匆匆那年》开始，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到写《曾少年》的时候，这种感受就更深了，这种时代与人命运的联系，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我们要接受的。
比如千禧年的到来，在当时的我眼里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在之前的人生中，不管写新年贺卡、写日记，都是以“19”开头，过了千禧年之后，就要以“20”开头了，我会担心自己从第一笔开始就写错，这是时代给生活的一个小变化。我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也是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前作家投稿都是写在稿纸上，投递到出版社，但我们因为有了一个全新的创作平台，只要在网上写，就能被人发现。此外，从前我觉得人没有电脑无法生活，也没想象到未来有一天，一部手机就能打天下。时代发展其实就是这样，一直在改变我们的人生。
9. 您既是作家，也是编剧。两种身份对您而言有何不同？哪种身份对您而言更有难度？
更难的还是编剧。因为编剧不是一个人创作，而是一个团队，而且要考虑的东西很多。比如写小说的时候，不用考虑季节、场景的变换，你可以今天在北京，明天在纽约，但是在写剧本的时候不能这幺天马行空。写小说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词，比如“千军万马”，但如果在剧本里写个千军万马，制片人肯定就头疼了，这要请多少群众演员啊？
第一次当编剧写的东西，现在看来还是小说，不太像是剧本，仍带有一种固有的创作者的思维，很顺序化地在叙事、抒情，甚至还有一些很文艺化的表达。我现在都记得，当时在厦门拍《花开半夏》，我去探班，少红导演拿着剧本跟我说：“小九你看，你写的‘阳光下的微尘在他眼前浮动，我怎幺给你拍，我们现场怎幺给你打光，上哪儿打出微尘来？”那时我就知道，这种文学性的表达不适宜出现在剧作中。
从作家到编剧，其实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后来我跟了很多后期，这对编剧而言很有必要。在机房里看人剪片子，你就会知道哪段戏的节奏有问题，哪几场戏之间的连接有问题，哪一段话的台词有问题。之前写小说，你完全不会考虑一个人说了多长的一句话，但是真正在剧作中，观众是不太能有耐心听一个人说超过三行话的。写的时候不觉得，拍出来的时候，坐在机器前，你就会觉得好漫长。总之，我是在实践中成长的，也非常感谢我们行业给了我这样成长的机会。
10. 当下小说作品影视化的风潮更盛，尤其在互联网的助力下，短剧等形式也纷纷出现，观众对此态度有褒有贬。您的作品《匆匆那年》《花开半夏》《曾少年》等都经历了影视化，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您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改编，以及这种小说影视化的风潮？
我觉得小说影视化不是风潮，而是一直以来都这样，文学和影视作品从来很难分开。我们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多大奖，其实都是因为当年现当代文学作家的崛起贡献了大量优质内容，比如莫言、余华、毕飞宇、苏童等等。
在电影学院有这样一句话：文学是电影永恒的老师。从世界角度上来看也是这样的，很多知名的电影都来源于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只不过近几年因为文学创作样态的变化，一些网络作家的作品涌现，让大家对这个看法不一样了。这中间有很多作品良莠不齐，有一些不适合影视化，或者太急于求成了导致效果不好。这些年，观众相对更趋于理性，对影视改编这件事情回归到本真，也就是说“内容为王”的时代到来了。这对我们创作者来说其实很好，而且我自己一直坚信，好的文学作品影视化一定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而好的内容也一定会被市场、被观众所发现和接纳。
我自己的作品影视化，我自己都有参与，尤其后期的《曾少年》，我本人就是监制。书粉和影粉之间的“战争”，其实很正常，因为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怕你心目中的哈姆雷特变成罗密欧，那就麻烦了。我一直在强调，IP 改编作品的核心是这个故事最先打动你的是什幺？这个故事里的人，他本身是什幺样子，你可以增增减减，但最原始的故事内核不能动，如果要动，不如不改变它，直接原创一个故事出来。
11. 您曾表示，《曾少年》是自己最后一部青春小说，未来将会转型。这种打算还在继续吗？接下来，您还会有哪些作品与读者或观众朋友们见面？
现在看来，这个话我有点说满了。因为当时写完《曾少年》，感觉自己完成了一个非常大部头的作品，好像把人生中关于青春的感受和那个时代发生的人和事写穷尽了。也确实，《曾少年》整部小说加剧本，毫不夸张地说写了有100 多万字，而且是我一个人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敲下来的，以至于在机房的时候，看着演员说上句台词，我马上能接住下一句台词。
但就现在来说，什幺都不绝对。因为随着个人的成长经历变化，遇见了新的人和事，你就会对人生、对青春有一些新的感悟，所以我最新的一部作品还是和青春相关。只是和以往不太一样，《匆匆那年》写的是爱情，《曾少年》写的是成长，最新的一部作品其实是在青春的属性下，有了一点悬疑的色彩，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创作类型。希望能给读者、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编辑+ 夏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