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盛 彭志远(通信作者)
(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100)
基于Probit模型的云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因素分析
杨家盛 彭志远(通信作者)
(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100)
本文通过建立Probit模型从家庭层面分析了劳动力数、人均土地面积、民族、老人数以及子女教育情况对云南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得出家庭劳动力数和子女教育是正向显着的，而人均土地面积负向显着。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云南地区劳动力转移滞后的一些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云南；Probit ；家庭；劳动力转移
一、引言及文献评述
2015年云南全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9.2%，农村平均每户常住人口4.44人，平均每户劳动力2.85人，全省农民工总数为719.5万人，外出农民工453.万人，本地农民工266.1万人。少数民族1534.92万人，占全省33.4%.从以上数据可以发现云南地区的劳动力转移有一定的特殊性，例如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并且是交错分布呈现为大杂居和小聚居，外出务工占总人口比例不高。农民外出务工对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城乡二元矛盾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当前农民的外出务工行为多是出于自发性的，研究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这种自发行为有利于解决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前国内对于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个人禀赋、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制度政策。在分析影响劳动力是否发生转移的决策中多采用Probit和Logit模型。其中：樊明(2012)[1]发现个人因素中主要是年龄、性别和婚姻等的综合影响；余尊宝(2013)[2]利用Logit模型得出家庭收入是主要影响因素；马进军(2015)[3]认为迁入地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效果显着；刘军辉(2016)[4]结合新经济地理学提出放松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转移。前面这些分析侧重于决策者的“经济理性”，何微微(2016)[5]则提出非收入预期因素的重要性。本文着重从家庭层面研究，理由是从家庭、个体决策者理性分析角度来看，个人禀赋和家庭环境更易于纳入理性决策思考的过程中，再就是农村地区的家庭观念往往更强烈，个人禀赋因素有相当程度要受家庭环境制约。杨刚强 孟霞等(2016)[6]研究认为家庭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转移，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影响不显着；陈科(2016)[7]认为少数民族家庭是负向显着，家庭耕地面积负向不显着，受教育年限在10%水平正向显着。当前研究对于教育因素多采用人均教育年限的或是已完成学历加总进行相关统计。考虑外出打工的人中，年轻人通常占很大比例，尤其初中阶段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所用本文拟集中考察子女教育情况的影响作用，并将子女的教育情况区分为初中以上和以下两个层面。
二、模型选择及变量说明
在研究劳动力转移决策方面Probit是一个经常被选用的模型[8][9]，通常设定农村劳动力有两种决策：转移(Y=1)和不转移(Y=0)，用不同X代表影响决策的因素。因为Probit模型使用的连续概率分布函数是正态分布的，所以有：
本文从家庭层面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入手，选取民族特征、劳动力数、人均土地情况、老人数、子女教育情况作为指标因素。具体各个变量定义如下：
X1=家庭劳动力人数，X2=人均土地面积，X3=民族(0=其他，1=汉族)，X4=家庭老人数，X5=子女教育情况(1=初中及以下，2=初中以上)。
三、数据描述
本次共发放问卷650份，经过筛选出567份有效问卷其中：昭通地区110份，文山地区61份，红河地区80份，大理地区44份，普洱地区53份，德宏地区50份占，保山地区42份，迪庆地区35份，景洪地区92份。家中有2个劳动力的占43.7%，3个的占28.2%，平均为2.8个；少数民族占34.9%；家中有1个老人的占25.4%，2个的占21.3%。
表1 指标统计结果
注：本表数据采用的软件是SPSS19.0
四、模型估计
表2 模型回归结果
说明：(1)legend *表示p<0.10，***表示P<0.01
(2)本表所用分析软件是Eviews8.0
剔除家庭中没有子女教育情况统计结果的样本后，回归结果发现劳动力总数(X1)对转移有非常显着正向的影响，人均土地面积则是显着的负向影响，这与向其凤(2012)[10]、郝立丽(2014)[11]等的研究基本一致；民族特征的影响不显着，这与向其凤(2012)[10]、程名望(2012)[12]等人的研究存在不同，可能的解释是尽管一般研究认为总体上汉族比少数民族更倾向于转移，但是不同地区少数民族的转移倾向是存在差异的；家庭中老人数对转移的影响不显着，李光明(2013)[13]通过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家庭中父母是否健在，认为有父母的家庭中子女为了提高父母的生活质量，更倾向于外出打工，于水(2013)[14]研究东部某农村空心化问题后则认为有老人的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有明显的回流倾向，可见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和文化差异下，家中老人对劳动力转移影响是不确定的；子女教育情况在10%水平显着，而且子女教育水平越高越提高家庭有劳动力转移的概率。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数、人均土地面积、子女教育情况对劳动力转移有显着影响。尽管家庭劳动力对转移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劳动力剩余可能只是土地面积较少造成的相对性剩余；民族的影响不显着，可能是随着新生代劳动力观念的变化而造成的；家庭中老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正向不显着，可能是不同家庭老人的情况差异造成的；尽管子女教育情况有正的影响，但是劳动力教育状况差别不仅表现为正式教育方面，还表现在职业技术培训以及日常技能方面，也就是说尽管云南民族地区的正式教育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在非正式教育等方面仍存在较大问题。综上，本文提出开发农村职业教育的空白区域，建立多元化教育体系，对于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生，根据其个人发展意愿，提供更灵活的职业技术教育机会。
[1] 樊明.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个人因素——基于河南省农民工及农民问卷数据[J].经济经纬，2012，06：27-31.
[2] 余尊宝，刘玉萍.再议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个体决策的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3，09：82-87.
[3] 马进军，张学东，邢顺福.河北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业影响因素之实证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07：129-130.
[4] 刘军辉，张古.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模拟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J].财经研究，2016，10：80-93.
[5] 何微微.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1109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6，11：11-20.
[6] 杨刚强，孟霞，孙元元，范斐.家庭决策、公共服务差异与劳动力转移[J].宏观经济研究，2016，06：105-117.
[7] 陈科，傅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及其转移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2—2014年四省农户的实证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6：64-72+130-131.
[8] 程名望，史清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个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10，04：49-55.
[9] 潘明明，李光明.“推拉理论”视域下少数民族农民工外出务工动因探析——基于新疆605份样本的probit回归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2014，20：5022-5027.
[10] 向其凤，石磊.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多水平Logistic模型的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2，06：965-975.
[11] 郝立丽，张滨.基于偏最小二乘Logistic模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4，23：68-71.
[12] 程名望，潘烜.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对农村非农就业影响的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02：94-99.
[13] 李光明，潘明明.少数民族外出务工决策的个人禀赋、家庭特征、制度因素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3，06：58-64+25.
[14] 于水，姜凯帆，孙永福.“空心化”背景下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3，11：97-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