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
摘 要：本文选取2009—2016年8747家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探讨政府补贴对R&D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且对R&D投入存在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绩效影响巨大;政府补贴与企业R&D投入之间是显着正相关的，增加政府研发补贴能够提高企业的R&D投入;在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R&D投入具有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政府补贴 R&D投入 企业绩效 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09（a）--05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
制造业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满足国民物质生活需要提供了保障，并且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帮助政府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所以国家必须确保制造业的健康发展。针对政府补贴对绩效的影响学术界已有丰硕的成果，但由于选取的研究对象、采用的方法存在差异，大家目前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某些学者认为政府补贴能够帮助企业提升绩效，但其他学者认为政府补贴难以对企业绩效产生正面影响，甚至会产生负作用。具体来看，学者经过对中小板企业和在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政府补贴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庄婉婷等2018;王新红2019）。但是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曹艳乔等（2019）以山东省沿海城市A股上市公司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政府补贴对上市公司并未产生促进作用，反而产生了负面影响的结论。另外，通过对文化上市公司和农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产生的积极影响在这两类截然不同的行业中都成立（臧志彭2015;汪平2019）。然而，当研究对象聚集于工业企业时，学者发现补助必须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帮助企业提高生产率，一旦超过临界水平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就会转为负向（邵敏、包群2012）。随着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发现，时序问题会对这种促进作用的效果产生影响，采取“事中补助”模式的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最符合政策导向的（杜珩2018）。我们认为政府对企业的补助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企业发展，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因此，本文提出一个假设：
H1：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正向相关。
1.2 政府补贴与R&D投入
科技创新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转折点，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干，提升创新能力是刻不容缓的。因此，企业必须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但是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而且短期内很难得到研究成果，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此时需要政府给予帮助。就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R&D投入这个问题，学者的观点并不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贴与企业R&D投入正向相关，然而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贴会挤出企业原本的R&D投入资金。从文献来看，早期外国学者对德国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活动显着正相关（HussingerK2003）。随后，我国学者（翟海燕等2015;伍健等2018）对高科技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提高政府补贴规模确实能够帮助企业提高R&D投入水平。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发现政府补贴对R&D投入正向促进作用的成立是有条件的。以珠三角地区创新性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政府补贴的规模必须在一定期间内才能对R&D投入起促进作用，如果超过这个期间会挤出企业原有的R&D投入资金（张彩江、陈璐2016）。在技术研发活动中，企业“搭便车”的现象十分普遍，从而导致企业的投入与产出严重不平衡，严重打击了企业的研发积极性，阻碍了企业研发能力的提升。而政府补贴旨在弥补这种损失，支持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企业R&D投入与政府补贴正向相关。
1.3 政府补贴、R&D投入与企业绩效
现有文献对该问题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两种：一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贴的加入能够增进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给予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政府补贴会加强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许天宇2016）;另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会减弱R&D投入对企业成长性或是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王新红、聂雅倩2019;梁娜、姚长青等2018）。然而，无论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是引导还是削减，其总是能通过影响R&D投入进而间接地影响企业绩效，企业的R&D投入具有中介效应（臧志彭 2015;庄婉婷、李芳凤等2018），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H3：R&D投入在政府补贴和企业绩效间有显着的部分中介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9—2016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为了使研究结果更为精确对所选对象进行了以下筛选：（1）剔除所有S、ST以及*ST的上市公司。（2）剔除主要变量数据存在的公司。最终收录了8747家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本文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使用的分析软件是stata15.0。
2.2 变量定义
第一，被解释变量。本文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是净资产收益率（ROE），该指标能够告诉我们，企业赚得的每一单位利润背后占用了多少股东权益，衡量了投资产出效率。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说明企业资金回报率高、运营效率高，企业为股东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也就说明企业绩效水平高。
第二，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相对指标来衡量政府补贴与R&D投入水平，分别以两者的绝对额除以企业总资产，因为在制造业行业中企业资产规模差异较大，如果用总量指标等绝对指标来衡量政府补贴强度或R&D投入水平，规模不同的企业之间就没有可比性，统计的意义不大，因此本文采取相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以期消除企业规模上的差异，如表1所示。
2.3 模型构建
针对上文提出的三个假设构建以下模型：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企业绩效的标准差为0.1019，最大值为0.3107，而最小值为-0.4938，这说明尽管同属于制造业，但是企业间的绩效却悬殊巨大，本文拟从产权性质、所处区域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R&D的均值为0.0203，这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平均R&D投入占公司总资产的2.03%，且标准差为0.0149，表明R&D投入较为稳定。Sub的均值为0.0064，说明制造行业的企业得到的政府补贴占其总资产的0.64%。此外，Sub的标准差为0.0074，这说明制造业上市企业中政府补贴的波动不大。控制变量中size与laz的标准差与lnage和lev相比差距较大，说明应主要控制样本企业中企业规模和流动资产周转率变量的差异。
3.2 相关性检验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回归分析前先对各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由表3可知，相关系数为0.06的政府补贴和企业绩效正相关且具有1%统计显着性，验证了假设H1。政府补贴对R&D投入的相关系数为0.232，也在1%的水平上显着，说明政府补贴能够显着地提高企业的R&D投入，与本文假设H2一致。此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多数小于0.35，且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2，表明可以忽略多重共线性对结果的影响。
3.3 回归分析
回归之前对数据进行1%缩尾处理，消除了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如表4所示。模型（1）中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着。其中，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为1.0549，说明政府补贴与绩效间是正向相关，假设H1相吻合，反映了提高政府补贴水平确实能够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控制变量而言， lnage、lev和laz与企业绩效间呈负相关。由模型（2）回归结果可知，政府补贴对R&D投入的回归系数为0.4534并在1%水平上显着，表明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间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与假设H2一致。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知，当政府补贴与R&D投入同时作为自变量影响企业的绩效时，R&D投入的回归系数是0.5948，政府补贴的回归系数是0.7853，两者均在1%水平上显着异于0。借鉴温忠麟（2004）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综合考虑模型（1）～（3）的回归结果，可知R&D投入在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间存在显着的部分中介效应，与假设H3吻合。
本文将按照企业的产权性质、企业所处的经济区域来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第一，按企业的产权性质分组。样本企业被分为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两类，其中有2806家为国有企业、5941家为非国有企业。从表5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绩效和R&D投入的均值低于非国有企业、方差高于非国有企业，然而国有企业政府补贴的平均水平却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主要变量在均值和方差上的差异能够从侧面反映在国有企业中政府补贴对R&D投入和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大，其研发水平与盈利能力低于非国有企业。从表6可知，根据温忠麟（2004）的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R&D投入的部分中介效应存在。具体而言，模型（1）～（3）中，国有企业政府补贴的回归系数小于非国有企业，模型（1）中，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绩效的回归系数只通过了5%显着性水平检验，低于非国有企业的显着水平。同描述性分析得到的结论一致：在国有企业中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和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大，其研发能力与经营能力均低于非国有企业。究其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与国民就业、宏观经济等息息相关，因此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当前政策往往更倾向于国有企业。此外，国有企业一般规模庞大且社会认可度高，承担的融资压力要远小于非国有企业，所以当国有企业收到政府补贴时，多数不会选择用于加强研发水平和提高企业绩效来缓解融资压力。但是非国有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其面临的市场竞争更激烈，必须通过提高研发能力和企业经营绩效来获取竞争优势。因此，当其取得政府补贴时往往倾向于投入到企业研发中，让政府补贴能够最大程度地帮助企业提升绩效水平。
第二，按照企业所处的经济区域将企业划分为东部企业与非东部企业，其中东部企业共计5867家，非东部企业共计2880家。从表7中可以看出，东部企业绩效均值明显高于非东部企业，方差小于非东部企业，说明东部企业的绩效水平更高、更稳。此外，东部企业R&D投入的均值也高于非东部企业。从表8来看，在东部企业和非东部企业中R&D投入的部分中介效应均是存在的。在模型（1）和（2）中，东部企业政府补贴对绩效和R&D投入的回归系数要远高于非东部企业，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我国非东部企业资源相对匮乏、经营条件有限、基础设施条件劣于东部企业，导致非东部企业容易选择用政府补贴来改善企业的经营条件、提高员工福利等，难以将其直接用于R&D投入与企业绩效相关的其他活动中。而东部企业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基础设施条件也更好，因此东部企业更倾向于将政府补贴用来弥补R&D投入的外部性或直接作用于能够提高企业绩效相关的活动上。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使用ROA（净利润/总资产）代替ROE（净利润/净资产）进行稳健性检验，重复上述回归分析步骤结果与前文所述大致相同。此外，对数据进行5%的缩尾处理后，回归分析的结果与前文所述仍然基本一致。
4 结语
经过上述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正向关联，即增加政府补贴能够帮助企业提高绩效，促进企业发展，该结论与多数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非常明显，即在非国有企业中提高政府补贴能够使企业绩效大幅度提高。第二，政府补贴与企业R&D投入之间存在显着的正向关联。第三，R&D投入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贴既可以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作用，同时又能通过提高R&D投入促进企业绩效。因此，政府应该实行差别化补贴，加强补贴的过程控制;政府补贴方式应更倾向于税收优惠等间接形式，刺激企业的创新意识，积极开展研发创新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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