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妤 卢红飚
摘要：随着国家现代化治理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乡村振兴的发展步伐渐入快车道，以文为媒的振兴新路径在巩固脱贫成果阶段逐渐受到重视。在乡村生态开发、产业发展和治理自治中，文化从未缺席，文旅产业的联合发展、乡约民俗的祛魅传承、和谐农村的共建等都离不开文化建设在其中发挥着黏合作用。新时代政府组织该如何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融合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村振兴发展的总体制度改革？本文以文明型国家理论为基础、以文艺乡建为切入点构建起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在案例选择上本文以浙江省慈溪市及其所辖乡镇为案例，分析如何通过文化制度改革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融合好传统文化网络与现代化发展，探究更贴合实际的乡村文化振兴办法，从而进一步巩固乡村振兴建设成果。
关键词：文明型国家 乡村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 艺术乡建
*基金项目：2020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年度项目（FJ2020ZTB00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性，也要铸魂。没有乡村文化的高度自信，没有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就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乡村文化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作为能够兼容现代与历史资源的文明型国家在文化方面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加成资源，在此优势下基层行政组织该如何开辟好文化传承与现代发展之间的双向互补路径？乡村振兴战略该如何植根古迹民俗，借力于传统文化又服务于现代地向乡级政府组织补充着新式发展活力？分析这些问题，对于乡村振兴人文新路径开发、搭建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行动框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建设的政策背景
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文化市场的概念，随后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开发文化生产力，再到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九大提出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最后到党的二十大更是首次将文化自强写入党的代表会报告，无不体现着新时代下对于文化建设内涵与功能的认知在逐步加深。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部署。而当范围缩小到农村传统文化，对于村域文化建设这一新起的乡村振兴战略发力点，我国政府同样十分重视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性政策文件。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来促进农村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2011年1月，文化部与财政部在《关于开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地方政府部门从群众需求侧入手设计并改革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从1982到2021年，党中央所颁布的23份指导乡村建设的一号文件，都把坚持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在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曾提出“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有学者曾提到文化治理具有社会、政治、经济三张面孔，而通过对相关政策文件的梳理也可以发现乡村文化建设除了能够发挥文化自身在情感治理方面的文化价值，农村文化的全面复兴可以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多维耦合，并能利用传统民俗的集体认同感为乡村振兴总要求中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疗有效、生活富裕”做好情感凝聚工作。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建设的研究现状及理论提出
伴随着城镇化高速发展，表面上村民的经济与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但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从深层来看乡村自然生态、社会形态和人群结构遭受了来自现代化更迭的巨大冲击。农村经济问题的产生从来无法与文化割裂，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经济产业的竞争力，农村传统民俗的开发程度更可以提供新的农村文化产业项目。公共文化的“软治理”功能相较于其他治理手段，能以更低的治理成本在文化价值的潜移默化间对农村经济建设进行柔性调整。
目前学界围绕因现代化转型带来的城乡意识信仰异殊、空心村人才流失等宏观问题开始从文化治理的角度为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展开研究；文化传播手段的低效与不足、文化产品的无包装与被忽视、物质与精神发展的资源分配失衡等具体现状也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总体来说，作为巩固乡村建设成果的新角度，关于文化治理的相关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思路：第一种是探究文化自身的功能性，注重通过以政府为主位的管理提升文化资源活化效率；第二种将治理引入文化价值实现，标亮文化事务与其他主体、其他产业的多主体多领域协商共治的重要性。在未来，文化治理也将朝着更综合的方向形成体系，因此本文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一方面在农村文化经济效益的开发上补充农村文化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引入文化生态系统意识梳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之间的伴生关系，让农村文化建设服务好农村经济建设。
文明型国家指的是能兼具悠久文明底蕴和现代化发展特征的国家，既象征了文化流淌在血液里的原生地位，更启发了改革者在乡村振兴改革中刚柔并济地将信息数据技术等现代因素外化为发展支撑的同时、将文化机制改革内化为基因编入。
在此理论背景下，乡村文化治理为我国在乡村振兴中如何从人文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农村实际情况提供了文化侧新路径参考。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活化农村文化资源来助力乡村振兴？如何能够使得传统文化网络与现代发展之间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本文将以浙江省慈溪市及其所辖乡镇内的“流动文艺村长”“片区文化品牌化组团发展”以及“慈礼堂”三个艺术乡建创新举措的开展情况为研究对象，构建起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转型递进式分析理论框架，旨在进一步探究文艺因子是如何激活农村资源、赋能基础产业、整顿村落环境。
自2021年以来，首批乡村振兴典范村项目的建成象征着“十三五”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在浙江省慈溪市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推动下，以较快的速度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迅速迈向收官阶段。去年一年，慈溪市政府积极培育建设宜居村、特色村，获评2021年度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工作考核优秀县（市、区）。慈溪市于2017年首先以南部山边精品风景线开始，将沿途文明村落串联起来，构建出一条集文明文化、生态休闲于一体的文明集合体——“溪上慈风”示范线，随后着力开展建设了“锦绣田园”“海韵风情”等四条乡村振兴文旅示范线，体现了乡村文旅发展新气象。到2025年，慈溪市计划在乡村振兴典范村、景区村等项目的新培育建设上达百村以上。慈溪市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取得了不俗成果，因此本文将对慈溪市以文化为发力点，在乡村振兴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框架进行分析。
（一）乡贤回流为百姓文化活动提供专业指导
乡村艺术人才缺乏，文化难进乡等现象对于各地村政府组织领导来说一直都是棘手的问题。在由慈溪市文联举办的某次问卷调研中，数据结果显示村民与社区居民一样、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之后，都渴望文化的浸润和陶冶来满足精神需求。因此，自2020年3月起，慈溪市开始创新文化服务机制试点，首先采取先市内筛选、后村内应聘的方式，从几个熟悉本村文化特色文化的艺术家协会中筛选了一批有经验的艺术骨干；其次，类似于产业上的科技特派员和行政上的下派书记，慈溪市政府在流动文化村长的选择上不仅将组织协调能力和社会工作经验作为选拔标准、以便更好地胜任文艺工作的领导岗位使得文化建设能够扎根于民俗和民生，还充分考虑到各村实际需求、实行点对点特征匹配，为每一个村落对接最适配本地乡风特色的文艺专才；最后，挖掘村落民间潜在的文艺后备骨干和组织，通过专业性的艺术指导和带领助推了民间文化组织的内化引力。而文艺村长每年的绩效考核，由村民组成的基层自治组织掌握主动权，接受村、镇两级及市文联的共同打分考核。自“文艺村长”的文化项目试运行以来，共培育近百位农村文艺骨干，在未来队伍规模也将朝着全乡镇覆盖的目标发展。
（二）品牌化文化管理优化片区组团发展
在慈溪市，许多村落的实际发展状况与发展水平因参差不齐而存在地域与政策上的双重隔阂，一些明星村的成功试点对周边村落起到的经济带动辐射作用初显。2019年5月，慈溪崇寿镇率先在傅家路村试点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模式，发挥其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先进经验，带动了周边傅福、健民两个村庄经济共同发展。在文化上，除了少数的重点村落有能力单独支撑起特色文化的保护，大部分村落无法独立构成一个文化保护区、需要其他力量介入帮助完成文化发展工作的问题。因此随着组团发展模式的发展，成团的触发条件也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重心转移而分裂出更多可能。青瓷文化是慈溪地域文化特色之一，在浙江省以提炼千年宋韵文化为主题的政策背景下，慈溪市从唐至北宋时期越窑青瓷文化入手、提出了围绕越窑秘色瓷文化开展文化品牌建设的政策。以越窑青瓷历史文化发源地匡堰镇为发散点成立南部片区中心村联合党委，基于周边岗墩村、倡隆村、乾炳村三村相近的历史人文禀赋共同谋划治理，建立起千年越窑青瓷和富硒杨梅文化“双IP”的楝树下文化村落。集合全区力量通过现代商业的产业化手段集合全区力量为青瓷文化和杨梅文化创造发展环境，在保护了传统文化的同时集体经济收入又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三）网络智治平台加速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
相比于大城市，大数据技术的普及推广一直以来都是乡村建设的薄弱环节。在慈溪，从农村礼堂项目落地开始，在东埠头村等村落的文化礼堂就被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结合在一起，为更多群众带来富有艺术活力的文化活动。通过慈溪各村不断的实践改进，包括建设、使用、培育、传播、评价等步骤在内、且涵盖全流程的文化礼堂管理制度被评为“慈溪样本”并受到省内多方关注。近年来，慈溪市开始致力于以文化礼堂为项目依托、针对农村文化礼堂活动出现的供需缺乏对接平台的问题打造了集文化信息发布、服务供需对接、虚拟线上参观、管理绩效考核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版农村文化礼堂，即“慈礼堂”实践平台。慈礼堂作为网上礼堂综合管理平台，具有鲜明的数字化特征，主要职能就是负责为慈溪宣传农村文化礼堂、服务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平台。在文化资源对接上，慈礼堂不定期推出文化礼堂服务项目清单，各村文化礼堂管理员可以在线上根据本村群众的文化口味自主选择或定制感兴趣的服务套餐，村民也可以通过“慈e家”微信公众平台和“文化网格”服务直接获取文化相关的活动硬件、活动信息和技术支持。通过政府对文化政策的支持，慈礼堂的开发使文化礼堂的功能性提升了一个档次，已被浙江省内多地采纳、推广。
（四）案例小结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浙江省慈溪市及其所辖村落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其通过艺术乡建政策，将艺术作为发展资源补给到乡村建设中、发挥好了艺术人才的个体价值和所在地的文化背景、重构了人文资源与现代手段间的关系，使村民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从而达到实现复兴乡村文明、巩固乡村振兴成果的目标。慈溪市的轮值“文艺村长”制度充分尊重村民在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的主人翁地位，发挥了村镇基层驻村指导制度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对当地民俗文化的指导开发作用；“片区文化组团”集合了各村零散发展力的同时又通过抱团发展保留了各村特色，聚少成多且求同存异，发挥出了“1+1>2”的文化集体对内部个体的群体保护力量；“慈礼堂”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整个过程进行智慧化质量控制，统筹协调文化服务供给并整合对接不同群体文化诉求，真正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相匹配，进而形成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通过对比以上三个举措可以归纳出本文想要探究的文明型国家振兴乡村文化的治理框架。如何发挥农村传统文化的内驱性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思路？笔者认为，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转型下传统文化网络与现代化转型发展之间关系网的构建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递进式路径。
（一）顺向开发：政府专业指导活化原生文化
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当中，专业且民主的人力资源应用一直是资源可持续性开发的重要手段。政府针对农村各项事务派遣专业驻村指导的制度，如生产上的“科技特派员”、行政上的“第一书记”，对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以人力资源为例，无论是从政府团队内部派遣还是在社会各界内调度收集，人力资源尤其是具备相关知识的乡贤人才一直都属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不可或缺的专业指导来源。乡贤的乡土意识和乡愁情怀，可以激励专业人才在擅长的专业领域尽己所能地展现出专业态度，引领示范，带动村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为乡村振兴注入高教育水平的新活力。当农村文化服务建设的资源分配从“随缘入乡”向各村量身定制转型、双向互选的人才村民互动、以“养”代“荐”的人才队伍扩大三大方向转变时，便兼具了专业性、民主性和可持续性，并在文化能人的带领下演变为一种共同体式的文化治理行动。因此在文化方面，将艺术乡贤编入乡村振兴的队伍，使得人力的资源配置优化有效激活了人的个体价值；一方面有助于促进开放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组织形成和农村文化高质量开发，另一方面也为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提供智囊保障。
（二）逆向保护：依托现代治理手段重塑乡村文化价值
对外的“山海协作”与在内的“群团经济开发”是乡村经济联建上共享经济资源的重要举措，对农村文化治理不仅有借鉴意义，更可将传统文化产业化后的经济效益向经济建设领域反哺。相较于农村经济资源的可再生性和循环性，传统村落的乡风民俗及其背后的悠长历史都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除去现代治理对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传统村落在分布上的分散性和发展力量的单薄性都对如何协调好传统村落的开发和保护提出更高要求。正因同一区域内的相邻村落在本村特色文化上存在着同质性，人文资源特有的情感黏合力能够为开展乡村片区内组团发展提供另一种切入契机。串点成线的将各个村庄的特色文化联合，是利用现代治理手段传承乡村文化价值的有效举措。作为乡村振兴中区域内整合发展的重要发展模式，当政府通过依托项目化、品牌化等现代经济治理手段开发乡村原生传统文化资源，群体成团发展从曾经“强村带弱村”的经济榜样引领形式得以衍生出更多可能。以历史为媒、借经济之力，品牌化的文化管理通过村庄间互享人文资源来为如何打破村落各自为营的难题另辟蹊径，促进各片区共谋阶段发展蓝图。有了这样的资源互补式排列组合，不仅可以使乡村文化建设能够在初期借鉴经济建设的组团发展，在文化振兴上也可促使各文化主体协同行动并发挥各自资源等因素优势来达成能力互补、立竿见影地为各村提供因地制宜的公共文化产品。
（三）双向融合：现代技术与文化资源供需相辅相成
随着农村经济建设的逐渐成熟，大数据技术、网上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逐渐走进村民的生活，也逐渐融合进农村文化建设中。现代技术为文化的开发与保护打破了时间周期和发展方向的限制，为文化资源的供求提供一个现代治理技术与传统文化双向融合、文化主体的供求无障碍对接的文化资源集散地。文化礼堂项目从线下制度到线上慈礼堂平台的智治化更新，是一次通过重新逐节把控文化政策改革来践行文化服务制度结构全周期改进，从而达到以乡村文化制度创新带动乡村振兴的成功尝试。通过“套餐式”的文化活动清单、“菜单式”的文化点单服务和“外送式”的文化到家服务成功打通了文化主体间的交流壁垒，实现文化活动的供需调度。数字公共数据资源池是现代技术和传统文化的相辅相成，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不再有前后顺序和轻重缓急，而可以同时进行。它将发展重点置于乡村文化治理的智慧路径开发上，将文化供需关系电子化，全面梳理了碎片化的文化供需并统筹调度，借力数据信息网、AI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精准分析文化需求并高效筛选匹配公共文化产品，优化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环境，提升了村民对活动追踪、服务供给的满意度。
文明型国家不但要依托现代治理环境去理解当前乡村发展的特征与道路选择，更要立足于传统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去大胆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在进一步巩固乡村振兴成果的要求下，关于如何做到乡村视域内文化网络与现代公共治理间相处模式的有效优化可通过三种递进式路径来实现。首先，借鉴乡村经济发展经验，利用现代行政手段开发民俗文化资源，可通过引流人才等具有专业化、规范化的艺术指导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其次，将分散的村落文化资源整合起来纳入统一的文旅建设网中，将“逆城市化”的保护意识带入传统文化的开发当中；最后开展文化智治行动以建立全主体联动融通，让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能够双向服务，创造公共文化供需的集中交换平台，以高效的文化资源调度充分发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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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