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洲 牛玉亭
【摘要】 对问体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对问体不仅在对问前加序言，而且出现多次对问和过渡句。除此外，结尾亦不再是单一的典故铺排，其结构形式逐渐呈现骈化的趋向。究其原因，其结构新变与创作者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文体相互融合以及渗透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是对问体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过渡阶段，研究其结构的发展变化对于对问体的发展脉络探究有一定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对问体;对问体结构;文体;新变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3-0035-03
一、对问体概述
（一）对问体源头及定义。对问，既指文章的构造形式，又指古代的一种文体。对问体能够成为一种文体为后人所悉知，不仅是因为其古老的形式—对问结构，更是因为其能满足抒发内心愤懑不平的情感需求。
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认为宋玉的《对楚王问》是对问体的滥觞，多是因为后世的对问体作品都以其为参考进行创作。依刘勰所讲，大致可以将对问体界定为一种以发愤表志为创作目的且极富文采的文体。明代徐师曾认为对问体的渊源应是先秦时期的史传散文。如《左传·隐公》《尚书》等文中的君臣问答，被认为是对问结构的滥觞。这里的对问体应是指有问对结构且就某一事件进行议论探讨，并抒发自己见解的一种文体。与刘勰的不同之处在于徐师曾对其体制结构以及特征做进一步补充。他对对问体的认知基于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利于更好地把握对问体的文体特征以及概念界定。
学界一般认为除史传散文外，语录体的先秦散文无论是在形式还是体例上对对问一体有导创之功，后来由于对文采的看重以及理论思想的发展，逐渐与先秦散文拉开差距，其本质是发轫于先秦时期的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出现对问结构源于巫术、隐语，这一观点其实仅是基于对问这一形式，这其中与对问体的情感内涵以及创作目的相差甚远，只能说是对问形式的起源，但并非是对问体的滥觞。由此可见，无论是上古的卜筮、隐语，还是先秦的散文，“对问”指的都是一种结构，而非文体。
因此，对问体应是以主客问对为形式，发愤表志为内容兼具独特思想且文采出众的一种文体。至于其结构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但是作为一种文体，如刘勰所讲，《对楚王问》可作为对问体的滥觞。
（二）魏晋南北朝对问体的创作情况。刘勰所引录的这一时期的“对问”的创作有蔡邕的《释诲》、郭璞的《客傲》、曹植的《客问》（已佚）、庾敳的《客咨》（已佚）。其中刘勰赞扬的只有郭璞的《客傲》，而对于曹植以及庾敳的作品，只用“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①概括。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对问”体作品质量并不是很高，上乘之作也很少。其他作品虽不如郭璞之作精良，但亦有可取之处。
现存魏晋南北朝对问体文章如下所示，因论说类对问文对研究这一文体的发展新变无法提供清晰直观的比较且与对问体文章有所区别，因此仅选取除论说类的对问体文章。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问体结构新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问体的发展在整体上比不过两汉时期，但在结构形式、思想内容以及表达技巧都发生新的变化。而这一时期对问体新变主要体现为结构新变，具体如下。
（一）对问前加类似背景介绍的小序。魏晋南北朝的对问体作品，在客问之前开始出现类似背景介绍的小序。就现存的魏晋南北朝对问体文章来看，皇甫谧的《释劝论》、束皙《玄居释》、郭璞《客傲》、曹毗《对儒》、郤正《释讥》等都在对问开始之前都加了或是交代目的，或是交代主旨以及缘由的小序。
皇甫谧《释劝论》在主客问对前加了大段序言：“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余谓上有宽明之主，下必有听意之人，天网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处哉！遂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②这一序言既介绍了创作背景，同时对作者的创作心态亦有详细描述，虽然小序格式与正文略有相似，但是对于文意的理解有很大帮助。束皙《玄居释》在主客对问之前亦有类似描写：“束皙闲居，门人并侍。方下帷深谭，隐几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异，在侧者进而问之曰……”③相对于皇甫谧对问前的长篇大论，《玄居释》的小序虽短，但简洁而生动，不仅利于对问背景的理解，而且还使单一的对问体结构更加灵活。而在此前标准的一问一答或是两问两答的对问体作品中并未出现在对问前加小序的情况。至于《文选》中所选取的《答宾戏》，则是把史书中的背景介绍当作小序选了进来。这种选取方法虽然被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加了背景介绍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利于读者对主旨的把握以及对内容的理解。
综上，在主客对问前加序，一方面使读者了解文章创作的背景，把握文章主旨以及情感基调;另一方面，使对问体文章结构更加灵活、完整。可见，这一时期对问体文章在主客对问前加序是对问体结构的一大进步。
（二）对问次数增多且加简短的过渡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对问体开始出现多次问对且加了过渡性语句。其实早在蔡邕的《释诲》中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变化，因其创作年代接近魏晋时期，所以将其作为这一时期作品进行考察。其对问结构如下：
有务世公子诲于华颠胡老曰：“……” 胡老傲然而笑曰：“……”
公子谡尔敛袂而兴曰：“胡为其然也。”胡老曰：“……” ④
从中可见，公子谡尔敛袂而兴曰：“胡为其然也。”在主客对问结构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胡老在面对务世公子的疑问与不解时傲然笑答，之后务世公子对其答谡尔敛袂曰：“胡为其然也。”这一句既承接上述的问题，同时又引出下文胡老的回答，使整个对问的节奏放缓。而相较先秦两汉时期比较严格的一问一答或两问两答，这一过渡句明显使对问双方显得更加自然，结构更加灵活。
夏侯湛的《抵疑》，其文的对问结构如下：
当路子有疑夏侯潘者而谓之曰：“……”夏侯子曰：“……”
客曰：“敢祗以听。”夏侯子曰：“……”
客曰：“……”夏侯子曰：“……” ⑤
一方面，在对问之间加客曰：“敢祗以听。”进行过渡，将主客双方的关系与人物性格描绘得更加真实可信。当路子对夏侯子“官不过散郎，举不过贤良。”的境况表示惊奇，夏侯子为此进行解答。在首次问答结束后，客曰：“敢抵以听。”表明对上述回答的不解，之后又引出下文的回答，使文章衔接连贯，对问的节奏也得到适当的调整。另一方面，先秦两汉的对问体文章基本都是一问一答或是两问两答，至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两次以上的问对。夏侯湛《抵疑》由最初的“噫！湛也幸，有过，人必知之矣。”到“以此言之，何待进贤！”再到“呜呼！是何言欤！富与贵则人之所欲，非仆之所恶也。”可见其情感在一次次对问中递进，将作者所要表达的愤懑不平展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这一时期对问体文章的结构更加灵活，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问答，而是有过渡的承接。同时，对问次数的增多使主客对问的层次更加清晰，使作者情感的表达更加完整细腻。
（三）文末不局限于典故铺排且渐趋骈化。首先，这一时期的对问体文章结尾的方式也不再是单一的典故堆砌，而是出现了韵文词。蔡邕《释诲》：“练余心兮浸太清，漆秽油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掉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 以韵文歌词结尾，不仅能够很好地表达作者的心志，而且更富有行情性和感染力。作者之所以采用这样的韵文词，其一是对楚文化的认同;其二是深感与屈原有共同遭遇。蔡邕在赋作以及文作中喜好援引楚辞中的语词，有学者统计，单是赋作就援引46处，因此在文作中援引楚辞的语词以及借鉴其“兮”进行情感抒发便再正常不过。而相较于两汉时期对问末尾大量的典故铺排，这种韵文词更能表达作者的愤懑与不平。
其次，这一时期有作品结尾处不以典故铺排为主，也非韵文词。皇甫谧《玄守论》结尾用“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 他认为只有将名利与富贵置之度外，保持自己的身体坚实以及德行深厚，那幺自身道行便会完善。这种平铺直叙的结尾方式相较于两汉时期大量的典故铺排更显直接，表达情感也更为强烈。同时亦使作者心志的表达与情感的抒发深入人心。
此外，这一时期的对问体文章出现结构骈化的倾向，其中四六句与骈偶句增多，选词用句更加严谨，注重形式美与情感美。如郭璞《客傲》，全文九百多字，篇幅不长，但通篇注重对偶，讲究对仗。如：“涣互期于寒暑，凋蔚要乎春秋。”“无岩穴而冥寂，无江湖而放浪。”“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等。这些足以表现出郭璞深厚的文字功底与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骈文的发展对对问体的结构发展产生影响。
三、魏晋南北朝对问体结构新变的成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问体结构产生新变的原因，如下所述。
（一）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两汉时期对问体发展繁荣，至魏晋南北朝体制逐渐僵化。穷则思变，不同于汉末的固定僵化结构，这一时期对问体作者在前人基础上加以变动，使其结构灵活，其文才性兼具。究其根本，影响其文体结构变化的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处在乱世中的人们对于个人处境的担忧早就超过对国家危亡的关注，而对问体的情感抒发也渐渐趋向于寻求个人精神解脱与救赎。如西晋皇甫谧《玄守论》：“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他在面对修名广交的劝诫时，依旧选择潜心着述，并未像班固《答宾戏》那样仅是抒发牢骚，而是十分明确自身处境以及人生追求。他渴望摆脱世俗的束缚专心着述，进而寻求精神的满足与解脱。所以，这一时期的对问体作者在进行创作时，虽会沿袭前人的对问结构，但同时也在审视自己，力求新变。
其次，这一时期对问体作者在写作对问体文章时，有意识缓和对问双方的关系。如束皙《玄居释》，主为束皙先生，客为门人，即弟子;夏侯湛《抵疑》，主为夏侯子，客为当路子;郭璞《客傲》主为郭生等等。比起两汉时期单一的主客对立关系，这一时期主客的称呼更加具体，且贴近生活。从对问体文章中主客对问的语气变化以及对问之间的过渡句可见，这一时期主客关系有所缓和且逐渐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其实，这是作者对主客关系进行重新审视，意识到主客关系多样化的可能的结果。再加上诸多因素的影响，对问体的结构形式难免会发生变化。
最后，对问体文章会因创作者的三观以及个性的影响，创作出风格各异且形式不甚统一的作品。创作者对于传统观念以及人生价值的追求发生变化，反映在作品中亦会有所不同。如郭璞的《客傲》对仗工整且趋于骈化;束皙的《玄居释》篇幅适中、简洁直接;夏侯湛的《抵疑》对问结构清晰、层层递进等等。虽说都是对问体文章，但是在结构与风格上并非完全一致。
（二）文体融合与文体观念的变化。汉代的文体观念比较包容，到南北朝时期，文体受到空前重视，文体观念相对严格，且出现文体细分的现象。范晔作《后汉书》，传记中皆不再将对问体列入赋类，表明当时已视其为独立的文体。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从所辑佚文中可见对对问体作品风格的评述。后刘勰《文心雕龙》专门有对对问体的研究。《文选》也为对问体立目。这些都足以说明对问体在当时备受重视，蔚然成风。这一时期诸多学者对对问体进行了详细界定，并且对其结构进行新的探索与挖掘，反映在作品中则是文体的互补以及结构的进化。此外，对问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亦会受到其他文体的影响。
首先，受骈体发展影响。孙德谦《六朝丽指》云：“六朝骈体之盛，凡君上诰敕、人臣章奏以及军国檄移，与友朋往还书疏，无不袭用斯体。”他认为当时骈体兴盛，各种文体都会受到影响，对问体亦不例外。如郭璞《客傲》全文加小序共34句，其中有24句含四六句，15句全为四六句。文中四六句的出现多采用排偶且严格对仗，其他句式也多用排偶，对仗工整。其次，对问体发展过程中有序体的渗透与融合。序体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书写力度强化且范围扩大，注重抒情。这一时期序的功能与作用为“叙”和“抒”。皇甫谧的《释劝论》在对问前加小序是基于序体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序这一文体作用的认识。对问前加序使情感的表达更加富有层次且对问结构更加完整。最后，对问体发展受韵文影响，对问结尾不再是单一的典故铺排，而是选取韵文词，使情感抒发更加直接。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作者对文体的认知更加深入，对文体的运用以及融合更加得心应手。
一种文体结构的发展避免不了其他文体的影响以及渗透。从两汉时期对问体的入赋、入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加序骈化等都是文体相互渗透与影响的结果。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问体结构新变不仅受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影响，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体相互渗透、融合。这一时期的模拟因袭风气虽然对作品创新有所桎梏，但也正是因为文人竞相效仿创作才使对问这一文体得以定型。况且魏晋六朝时期，文人骚客的创作心态与认知水平相较前人更进一步，再加上社会风气的影响，这一文体结构发生新变并不奇怪。
注释：
①（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4页。
②（唐）房玄龄等：《晋书·皇甫谧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11页。
③（唐）房玄龄等：《晋书·束皙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28页。
④（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蔡邑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89页。
⑤（唐）房玄龄等：《晋书·夏侯湛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91页。
参考文献：
[1]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杨朝蕾.魏晋南北朝对问体论体文之分类及特点[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2，（02）：123-128.
[3]吴娱.对问体的传承和异化考辨[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03）：1-2.
[4]仇王军.试论王岱舆对“对问”体的运用[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04）：86-89.
[5]孙津华.文体学视野中的“对问”“设论”体[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3）：29-35.
[6]颜玲瑛.唐前对问体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3.
作者简介：
王立洲，男，吉林长春人，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牛玉亭，女，河南三门峡人，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