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加乐
【摘要】“言不尽意”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庄子虽不完全否定语言对于表情达意的社会功用，但仍把其作为破坏生命或事物本真的形式，遂提出“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一论述对审美主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言不尽意”在不同时期的异化和发展，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独特思考与启发，以及文学接受在“言不尽意”下的复杂性和多样化。
【关键词】言不尽意；审美主体；创作；接受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12-003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2.010
语言作为一种交流表达的工具，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言”终究是人这一主体所利用以达“意”的形式，在言意相互转换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其存在的局限，进而提出“言不尽意”的重要论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人的思维活动和意识流变是相当灵活的。基于此，“言”当如何表达审美主体的“意”成了一大难题。历代文人包括现今诸多文学家、批评家虽提出各种理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贯彻“以人为本”的重要原则，站在审美主体的立场，探讨庄子“言不尽意”文论思想下历代文人的思考与摸索，以及对审美主体的创作、接受的影响。
一、庄子的言意观
“言”与“意”的关系无论在何种时期、何种状况下都是存在分歧的，而言意关系无非就是“言能尽意”与“言不尽意”两种情况。通常来说，儒家是前者的代表，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认为“言”是可以传达人的心志的。至于后者，庄子有一个着名论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天道》），即“得筌忘鱼”“得意忘言”。在庄子看来，“言”是不可能尽“意”的，诚如老子所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十六章），老子强调一种“不言之教”（四十五章），其实本质上和庄子思想是相通的。
不可否认的是，庄子的言意观与其“道”的思想及其音乐美学观同根同源。庄子认为“道”是“无有”的，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处于朦胧混沌下的虚无状态，这是不可言说的，是难以名状的。正是因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它是流动变化的，是不断滋长的，故而人总是不可能“一言以蔽之”。由“道”及“意”，“意”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独特审美体验，是形而上的。而“言”是较为具体的、客观的物质状态，故以具体语言去描述抽象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流活动。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论是老子，还是庄子，他们都是主张“绝学”“弃智”，排斥一切艺术。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庄子则说：“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他们真的要毁灭一切艺术吗？实际上不是，他们想毁灭的是那些人为造作的艺术，追求的是天然的艺术。对文学的要求也是这样。[1]这就类似于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和庄子《齐物论》中“人籁”“地籁”“天籁”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庄子本质上并不排斥“言”的社会功用，而是注重强调一种“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纯粹的、自然的、无刻意雕琢的言语观，但“意”虽可通过言语表达，“言”却不可尽“意”。这是因为一则“书不过语”，语不过意，语言文字不能像照相机般将客观的人物摄成影片；二是自然及人生之写成文学，要通过作者的观察与炮制，而观察与炮制都有主观的成分在内。[2]
二、创作主体的独特思考
既然“言”是不可尽“意”的，那幺创作主体又该如何面对这种言意关系所带来的困境呢？其实在历代文人创作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难题，同时提出了作家个体的创作观念。
例如，汉代的司马相如提出了“赋家之心”说，他说：“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3]所谓“赋家之心”，即创作主体的意志，它是辽远广阔的，包揽万事万物，是作家内心的特有审美体验，是不可传与他人的。所以“言”在这种条件下就失去了其传“意”之功能，所以作者“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齐梁时期刘勰苦于“言不尽意”和“言征实而难巧”而受到启发，进而提出“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的原理。这都是在“言不尽意”下创作主体的思考与行为，“意”如此桀骜不驯，那幺索性在创作时“不言”“无言”，故而形成更加广阔的审美空间。在中国历代以来，这样的创作思维大体可分为两类：即“意境”与“典型”。
（一）“意境”
一般来说，语言不能完全地达意，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个优点。因为它能充分运用语言的暗示性，唤起读者的联想，让读者自己去体会那“象外之象”，去咀嚼那字句之外隽永深长的情思和意趣，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效果。[4]
语言本身存在一定的狭隘性，那幺创作主体在面临创作时，何不充分利用这一缺陷，化被动为主动呢？其实古人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意境”说就是作家在面对言意关系时反客为主的具体体现。语言能够表达的东西甚是有限，这就要求创作者能够“以少总多”，寓无限于有限。
在中国历代文人创作中，也十分重视语言艺术的高度概括性。钟嵘的“滋味说”，王昌龄的意境论、皎然的情境论、刘禹锡的境外生象论、司空图的思与境偕和四外说，以及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其实都着力于以最少的言语去勾勒出辽远雄浑的意境。语言可能是有限的，但是语言背后的“境外之境”“象外之象”却是无穷无尽的，审美主体因而能将神思驰骋于四海，把心境游离于宇外。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和《与极浦书》中提到，诗歌应注重“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即“四外说”。仔细揣摩不难发现，司空图极言所在，是一种超越语言界限的不可究诘的“味道”，而并不流于语言文字层面的意义与形象。意境正是这样虚虚实实，言在意外的独特审美感受。
当然，这种意境的建构离不开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客体的实践与观察，没有经历和体验，创作者不可能凭空捏造所谓的意境。没有细致入微的发现和感触，接受者不可能跳出语言的藩篱，甚至会陷于“咬文嚼字”的泥潭之中。故王夫之说道：“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在“言不尽意”的言意关系矛盾下，“意境”显然是一剂良药，但是能否健康创作与接受，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创作者自身的条件，以及接受者内在的涵养。
（二）“典型”
如果说“意境”是“无言”的状态，那幺“典型”即是“立片言而居要”（《文赋》）。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言“典型”非西方文论中的“典型论”。客观世界是纷繁杂乱的，诸多事物体态万千，各有不同，很难用语言对其下确切的定论。当语言作为言说者日常生活中一般意愿的表达方式时，它是有效的，旁人可以通过它而明了说者的意思。然而当语言作为对世界复杂性的表现方式时，它却往往是无效的，因为它不可能穷尽这种复杂性。在它呈现了事物的某种性质时，总是同时遮蔽了另外一些性质。[5]因此，为了在“言不尽意”下完成创作主体的主观需求，甚至是为了满足世人对某一事物的约定俗成的想法与认知，人们遂以“典型”之物来表示该“物系”。例如，将“落花”视为悲凉之“典型”物象，那幺在“花谢花飞花满天”“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小园花乱飞”中，“落花”显然就寄寓了创作者无限的哀思在其中。而运用这种物象作为自己的话语，创作者是有意识的，由于前人留下的传统，抑或是读者有这样的认知，创作者利用这种通识性的物象，便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即自己的“意”。
总的说来，“典型”是具有普遍认知度的现象，它是传统性的，久而久之或不知不觉下创作者共同的约束和规范。它虽然在语言的表述范围之内，但是语言在本质上只是表示那一般的普遍观念；而人们所指谓的东西却是特殊者、个别者。因此人们对于自己所指谓的东西，是不能在语言中来说的。[6]因此，创作者在运用这种灵活性的规矩时，也许并无他意，但是读者在接受时，往往能够读出更加丰富的东西。
此外，有的创作者也看到了这种丰富性，从而创作出具有朦胧，多义的作品。这都是“言不尽意”对读者的启发，也正是因为“言”不能尽“意”，才使得“意”愈加具有自我超越性。从这个层面来讲，“言不尽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三、“言不尽意”下的文学接受
在文学接受的价值或意义系统中，基于在庄子“言不尽意”情境下，因此，下文主要从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和交流属性展开论述。
我们都有这样的阅读经验，读到某部文学作品时，我们往往被作品优美的语言或生动的描写吸引，为作品饱含浓郁诗情的故事情节、人物或意境所感染，为作品深邃的思想意蕴所折服，总之，我们进到了文学作品所创造的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世界，从而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快适、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总之，我们是被感动了。[7]读者之所以被感动，是由于与创作主体笔下的某些“言”产生了共鸣，或是在作者之“意”中流连忘返，又或是在作者“言”“意”之外，产生了属于读者自身的言意接受系统。“言”若是尽“意”，那幺“言”停即“意”止，读者很难再去联想到言外之意。钟嵘《诗品序》中言：“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兴，即有限的文字传达着无尽的意蕴。恰恰是“言”不可尽“意”，读者才得以无穷的回味，是故人们常言“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新的体验”，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作者在阅读某一部作品时，才会衍生出各种新义。在审视某一作家作品时，由于评论者之间以及评论者与作品之间的文化差异、时代环境等诸多不同，故而多方言辞难以统一。具体体现为读者的二度创作和评论者对作品复杂的批评。
（一）二度创作的多样性
众所周知，人是社会性的人。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主体都不是封闭和孤立的，他们应该是开放和交流的，而遵循何种法则进行精神、艺术交流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所关心的核心。实际上，马克思已经看到，文学接受不应该是孤独地阐释自己（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的立场，而是社会性的交流实践。[8]因此作者在用语言表达自身的人生经验、社会认识时，总是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和个体的烙印。
在文学接受活动中，由于读者所处的时代、民族的不同，生活经历、文化教养、思想性格、兴趣爱好以及欣赏心境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倾向、欣赏能力和价值观念，从而导致了读者对作者之“言”的内容、格调以及欣赏的深广程度产生极大的差异。
例如，杜甫的一首《登高》中“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短短14个字，对于当时的杜甫而言，也许只是表达自己的漂泊离愁之苦。但是在后人不断地挖掘与反思中，这一千古名句便具有了八重意蕴，可能作者本人都不具备这样的认知。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读者对杜甫的认知程度不同，对杜甫人生的切入点不一致，研究出的成果自然难以统一，故自身思维意识存在强烈差异；其二，杜甫所处的时代，后人即使有相同的境遇，但是终不可再次复制，因而历史环境相去甚远，以今世的论前世，最终结论不一在所难免。这就好比钟嵘所提出的“味之者无极”，强调作品带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即作品的审美愉悦效果。文学作品若要带给读者独特审美效果，文字却又是有限的，固定的，唯有“意”是无穷的。文章的“意”隐藏在文字的背后，有着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因而解读本身就会有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读者二度创作之“意”和作者本意也就相去甚远。
但是不可否认，在语言的规范和体系内，读者之意同样是难能可贵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指出，文学文本是一个不确定的“召唤结构”。它召唤读者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去丰富、补充文本，这种无边际的读者发挥更是增加了文学文本的不确定性。因此，语言则更加难以确切地表达出某一种特定的“意”。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因为“言不尽意”，读者也才重新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思维活动空间，作者用创作发泄自我，读者则通过阅读启迪自身。每种艺术都用一种媒介，都有一个规范，驾驭媒介和迁就规范时都有若干困难。但是艺术的乐趣就在于征服这种困难之外还有余裕，还能带几分游戏态度任意纵横挥扫，使作品显得逸趣横生。这是限制中的自由，由规范中溢出的生气，艺术使人留恋的也就在此。[9]在语言本身的解读下读者存在着超越文本的“自由”，能够容纳读者的情思，能够脱离作者的束缚，能够摆脱一切桎梏，这就是作者的文字下读者的创作空间。所以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其实就是因为言不能尽其意而造成的语言意蕴多样化的现象，它给了读者更多的审美体验、更丰厚的审美感受。因而“言不尽意”下读者的接受是更为深刻、更为具体的作品再次创造。
（二）文学批评的复杂性
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觉的而不是理论的，是诗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点式的而不是整体式的。[10]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学批评是极其复杂，难以下定论的。有文学作品就会有文学接受，那幺随即就会产生文学批评。文学作品诞生后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反响，如谩骂或者赞誉，都是一种文学批评。巴尔扎克说过：“作家没有决心遭受批评界的火力就不该动笔写作，正如出门的人不应该期望永远不会刮风落雨一样。”由此可知，批评是激烈的、复杂的。那幺，为何会产生如此多样复杂的批评现象？下文将从其与“言不尽意”之关系进行阐述。
文学批评与“言不尽意”的关系密切，其可以从现实现象的层面来理解，“言”好比是客观存在之文学现象，“意”有如主观能动之批评阐释。
首先，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接受，因而批评者也是特殊的读者。不同的是，普通读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根据以往的阅读经验，对文学作品予以个人的、随性的评价。而批评家作为文学批评的主体，他们接受过专门的批评训练，文学理论知识深厚，文学批评经验丰富，还拥有精准敏锐的文学感悟力。[11]但不论是普通读者或是批评家，都离不开对特定语言的挖掘，否则其主观批评之“意”便无从谈起。
其次，“言不尽意”产生的“意”的朦胧化，也使得批评者由于批评角度不同而对同一作家作品褒贬不一。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林纾译注外国经典作品，以传统文言译外文，前所未有，也就意味着其在不同时期他所受到的文人学者的批评也大相径庭。20世纪，很多人都讥讽他这种以东方语言的“套子”去阐释西方的文学作品内涵的行为，但是后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批判的风声又日渐消减。那幺，对于同一作家为何会有这样的评判差异呢？那自然与批评者自身的审美要求，评判原则难脱干系。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接受虽然具有其相对意义上的客观性，但总的说来，在批评活动中，批评家仍是具有一定主体倾向性的。如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经发表引起的两派截然不同的评判，维护黑奴制的一派大力贬低其价值，而主张废除黑奴制的一派则高度赞扬此书，从而引发着名的美国南北战争。而造成以上文学现象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讲，即是不同时期、不同阶级、不同立场上的人对同一文学作品的批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简而言之，则是不同批评家对客观之“言”的主观倾向性评判难以调和。
由此可见，对于同一“言”，会引发多种不同的阐释，同一作家，也会产生不同的评判标准。但是总的来说，文学批评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首先，文学批评的标准受到文学发展状况的制约。其次，还受到意识形态、审美趣味的制约。再次，也受到作家、批评家、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审美观的制约。另外，随着“言”和“意”内涵的流变，批评与接受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境遇。最后，对于文学批评的道路，“只有疑难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四、结语
历代诗人作者对于“言不尽意”皆有不同的态度和认知，反之，“言不尽意”这一重要思想也影响着作者的创作，读者的接受，批评家的评论。正是因为“言不尽意”，才一次次的启发着创作者不断提出新的诗论、文论观，更是推动着作家创作，引导着读者阅读，促进文学批评的多元发展。同时，“意”的厚重丰韵，“言”的多义朦胧，给读者带来更深刻的审美体验，也给批评家创造了多样的评论角度和空间，推动着文学批评向更加全面、深刻的道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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