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仪 徐涵 徐佳卓
【摘要】 本文通过主题检索、内容分析等方式对1999—2021年间发表的有关“新移民文学家族小说”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整理，发现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家族书写、民族国家想象、女性书写、新世纪转变四大主题，存在研究视角单一、理论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研究者可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创新研究方法，与时代紧密结合，推动新移民文学家族小说研究走向新的未来。
【关键词】新移民文学；家族小说；家族；女性书写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6-005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6.016
家族小说作为一种艺术体式，因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渐成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而对于时常以“边缘”“断裂”等姿态建构创作原点的新移民文学作家而言，对家族历史的探索与书写，不置可否是其安放自我、审视历史与现实的一处绝佳切口。对其研究的深入，不仅能够从内部探寻国人面对流变多元世界的应对策略，也能够从外部着眼，思考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生态的重新建构，为中国当代文坛增添新鲜的因素与活力，具有深远的研究意义与价值。目前学界对于新移民文学家族小说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态势。研究者从个人与家国意识、女性书写、创作转向等多元化的角度展开分析与研究，成果丰厚。但在既有研究中，仍存在研究视野单一、研究区域不平衡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与追问。
一、家族小说概念的源起与发展
要对家族小说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范围进行界定。
作为一种艺术体式，家族小说的写作在中西方文学史中由来已久，但从学术研究与史观分析的角度来看，“家族小说”作为一种批评术语被普遍认同与使用，则比小说创作要晚得多。1979年西方出版的《文学术语辞典》中对saga novel的解说，可以被视为家族小说在文学批评角度获得的正式认可。1988年，我国学者邵旭东以西方文学为对象，对家族小说运用于文学批评进行分析与阐释，发出了中国对这一批评术语做出正式认定的先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家族小说创作的繁荣，针对“家族小说”术语的研究也愈发蓬勃。叶永胜说道：“家族叙事取材具有特指性，它所描写的对象应是一个或几个家族。”[1]许祖华则指出，家族小说的取材往往具有跨越时空的背景特点，创作者通过追溯家族历史，以现实与历史相结合的形式开创了家族书写编年史般的格局。楚爱华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意义承续的角度，对家族小说的现代品格进行探究，强调了家族小说摆脱传统禁锢、回应时代要求的现代性。刘丽平针对“家族小说”和“家族叙事”的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家族小说依照小说类型而分，带有家族史诗的色彩，而家族叙事的研究对象是叙事类作品，比家族小说的内涵更加宽泛[2]。此外，更有学者从空间观念切入，对家族小说作了世界范围内的分区，如王璐立足于世界文学层面，将家族书写按区域划分为欧洲、北美、拉美以及更为宽泛的东方四大板块，并针对各区域的家族小说开展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于家族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族史层面，通过叙事学、进化论、空间观等多种角度对家族小说的概念进行了史观化理解，并结合现代性目光对家族小说所蕴含的时代内核进行了独特且多元的解读。
二、新移民文学的概念界定
针对“新移民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创作主体和历史分期两个角度对其展开追溯与探索。
现阶段，学界对“新移民文学”的界定较多采用陈贤茂的观点：“特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各样目的，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士，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3]638-639同时，他也补充道，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这一概念在海外不少人眼中指的只是中国大陆[4]638。而倪立秋则结合新的大时代背景，将港澳台移居国外的人士也包括进中国新移民的范畴，并将新移民文学的创作语言由华文扩展为英文等其他文字，在创作主体和创作媒介的理解上与陈贤茂有所出入。此外，许多学者也围绕“新移民文学”进行了几对概念的关联解读，如杨利娟 [5]、刘世琴[6]等，对“新移民文学”及与之相关的“海外华文文学”“留学生文学”等概念作了历史沿革的界定与区分。
而从新移民文学的历史分期来看，公仲对其进行了具体时期的划分：初期——上世纪末期、成长期——新世纪头十年、成熟期——新世纪第二个十年[7]。倪立秋则将创作阶段划分为早期的酝酿积淀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期的发展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和近期的成熟突破期（21世纪至今）[8]54-56。在分期的同时，部分学者也关注到了新移民文学创作的时代转向与变化。丰云针对新移民文学进入新世纪的转变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其在创作者、叙事主题、叙事方式等方面的分化与嬗变[9]53-70。
三、新移民文学家族小说研究主题
（一）个人家族书写
虽身处“断裂”文化语境，新移民作家依旧无法回避追溯家族历史这一创作动机。新移民作家远离华夏大地，进入“异乡”，成为“他乡”中的文化边缘者。因而，探寻家族在“原乡”与“异乡”的历史，建构与家族、与历史的联系，成为他们创作的原点。国内学界高度关注新移民家族小说的家族历史书写问题，研究重点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倾向，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研究聚焦新移民作家在家族小说创作中寄托家国情思、探究个人家族命运与国家历史相关联的现象。在虚构想象方面，王璐借助对《残月楼》《玉牡丹》的分析，解释了家族小说在加拿大成为一种“流行的华裔写作范式”的原因，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加华文学家族小说通过家族叙事的方式展现百余年来华人奋斗历史的创作倾向[10]27-29。此外，近年来对于家族小说中纪实书写的关注也不在少数。以丰云的《论新移民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以北美新移民作家为例》[11]为代表的研究，从新移民作家独特的身份入手，不仅探究了这类作家创作中“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历史叙事风貌”，也指出其作为家庭成员通过历史书写形成的“历史—家族”叙事模式。
第二类研究关注新移民作家在探索家族历史时自觉“向下看”的现象，着眼于描写底层生活、消解宏大叙事的家族小说。丰云指出，“被书写的主人公以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居多，相对而言，作家对于底层移民、底层生活关注不足。”因而，“新移民作家将触角探入到底层群体中就显得尤为重要”[12]。江少川则将研究范围缩小至“底层移民家族小说”，进一步细化了丰云研究的“底层书写”。他通过跨域空间叙事的研究方法，分析《金山》通过时空交杂的叙述消解宏大叙事，将家族历史聚焦于家族成员的内在情感世界与外在平凡琐事当中，表达研究者对于底层家族命运的思考。[13]
第三类研究侧重新移民作家书写家族历史的失根之痛和寻根之切。汤俏认为，海外华人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抵抗失语的族群记忆书写方式。新移民作家书写家族历史的过程不仅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找精神原乡的寻根历程，“更是从个人切入时代、从家国映照国族甚至跨越种族和国别”的创作，完成当代人对于现实的关照[14]。
（二）“离散”姿态下的民族国家想象
在当前研究中，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受其“双重边缘”身份影响被称为“离散写作”。在这种命名方式中，研究者更加强调新移民作家对于中国文化和居住国文化作为他者的双重疏离。目前对于新移民文学“离散”创作的研究颇丰：刘桂茹通过对美华文学三大群体对比，关注华人离散群体“想象中国”的具体方式以及其中蕴含的他者意识[15]；杨俊蕾从现实情境入手，通过谱系学追问和地形学追踪，探索流散/离散叙述的意义，将研究重点从作家个体的感性离散叙事上升至对于主流文学史的解构与重写[16]；江少川结合“离散”本身的概念特点、世界格局以及作家具体创作倾向，对“流散”“离散”等术语继续思考，得出“移居写作取代离散之类的概念更为科学、准确、符合新移民文学研究的现实”[17]。“离散”写作的具体内涵和适用性有待商榷，但众多研究者对新移民作家创作中的他者身份都一致认可。在此基础上，学界继续进行“离散”状态下家族小说中国家想象的研究工作。
一方面，学界集中探究了新移民家族小说中出现的民族国家想象及其方法。马德生对比中国本土与新移民的家族小说，发现“离散”状态下新移民作家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既满足了个人民族情感需要，也成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的重要支持”[18]。王怡同样关注到新移民作家的边缘身份、移民特点：“在主流文化的挤压和排斥中，中国传统文化被扭曲、误解”，因而“华裔作家拿起笔打破了中华民族的沉默状态，家族对民族文化历史身份的确认”[19]。作者以家国同构的观念为指导，以新移民家族小说中作为符码讲述家族记忆的传统建筑为例，展现新移民作家进行民族国家想象的多种途径。
另一方面，研究者集中研究了新移民文学家族小说中个体形象的塑造及其方法。家族小说中，个体作为家族文化的接受者和创造者，作为原生民族和民族文化的稚儿，成为“离散”视域下新移民作家书写家族历史、进行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节点。朱旭对家族亲缘叙事的重要性及具体路径进行了阐释。她通过分析婆媳关系、父子关系以及更为整体的自我与家族的关系，突出新移民作家“离散”写作姿态下既关照传统家庭等级秩序和家国同构观念，也“保持着对于现代性重构的立场，建构充满现代精神的人类关系”[20]。她重视新移民作家通过家族小说内部关系进行民族国家书写和期待的角度，肯定其中寄寓的深刻思考和启迪意义。池雷鸣就加拿大新移民家族小说中的两代人——新移民和华裔的形象进行了对比分析，探究个体形象塑造中的差异及其生成原因。作者在文中强调，华裔形象的附庸化、扁平化、边缘化倾向与其对文本内容、文本意义发挥关键作用之间的矛盾反差根源于“新移民作家的叙事动因、叙事意图和审美动机”[21]。这种现象实质上在“强调华人族群内部的特殊性”，以族群内部的差异及由此引发的焦虑，反射出新移民群体作为“离散者”“边缘者”的生存性焦虑以及对于居住国未来的想象。
（三）新移民女作家家族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戴冠青对新移民女作家的“多重边缘人”身份进行了深入阐释：西方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男权文化”的他者、在异域女性群体中低人一等的“下层人”。在此背景下，新移民女性一方面继承了“离散”“移民”的姿态，努力融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在艰难困苦中保持中华传统的美德进行人格重铸。作者得出结论：新移民女作家的“多重边缘人”生存状态证明了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的存在，也展现着女性移民在融入异域文化和重铸自我人格当中的重要尝试。[22]
因而，新移民家族小说创作中的女性书写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对于新移民家族小说中的女性书写研究集中于家族小说“母系史”书写倾向、女性作为家族故事叙事者的特征两个方面。
其一，大陆研究者运用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文本细读等方法，对新移民家族小说中“母系家族史”的创作倾向做了较为深入而细致的诠释。袁琴萍从题材形式、情节结构和家族谱系的建构等角度对家族小说中的“母系史”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女作家在“建构母系血缘家族”时“寻根”和“理性思考”的双重倾向以及女性作家家族书写中“弑父”“杀子”的独特现象，强调“母系血缘链条”对于展现真实的母女关系、书写“母系史”的重要意义[23]。钱虹选取小说《雁过藻溪》当中的众多关键词进行具体研究，将题记作为分析的起点，从全文叙事视角和叙述策略的变换分析小说中多层母女关系，并结合作品表层与深层故事的内涵分析其中女性家族文化的隐喻[24]45-50，研究者对于“母系”家族及其中女性命运的叙述发人深省。
其二，随着越来越多女作家加入家族书写的队伍，大陆研究者逐渐将关注点转移到家族书写中男性叙事与女性叙事的不同，进而分析女性文本中呈现的女性自我意识及特点。刘红英结合文本综合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位新移民女作家叙述家族历史的共通方法，强调了新移民女性叙述家族故事当中的民族和性别特质，即“东方传统伦理与西方生命意识的融合以及女性视角下边缘意识与个别立场的汇通”[25]。此外，研究者也对殖民关系、男女性别以及女性自我身份建构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如林丹娅等所着的《新移民华文女性写作现象观》[26]，梁羽的《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女性话语模式》[27]，推进了对于女性叙事的认识及理性研究。
（四）新世纪以来的新变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产生的新移民文学与中国的发展进程有着对应关系。20世纪的新移民小说多关注新移民在异国对故乡的深情回望、在移居地的生存境况和所受到的文化冲击。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给华人移民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都在回应着这种变化。
新移民文学发轫之初影响力较大的小说作者在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了较大分化，部分作家转向非虚构写作。丰云提到，薛海翔、元山里子等人的创作，“都是对家族中的二战/抗战历史的非虚构叙述”[28]60。非虚构写作作为新移民家族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新变化，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此外，丰云提到新移民作家写作视角和关注重心的变化：从仅关注家族内部转向对未来的思考，引导读者反思当下的文明结构和人性的异变。在异域时空背景下，新移民作家以崭新视野审视家族伤痛、叙写家族记忆，在建构自身记忆框架的同时重审国族文化和历史。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方向
新移民文学的家族小说研究已经取得了显着的成果，但仍留有空白，其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新的探索：
一是缺乏对男性作家创作的关注。新移民家族小说的创作中，女性作家注重发掘和审视女性的历史，并尝试以自己的创作成果颠覆男性的历史书写。未来，学者可以对比新移民文学中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尤其关注家族叙事中女性形象的差异，审视男性与女性不同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及价值追求。
二是研究区域不平衡，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北美、东南亚地区，对其他区域关注较少。大陆学界已经在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高质量的成果，研究者应该把更多的目光发散到其他区域，例如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开拓更加广泛的研究区域。
三是缺乏宏观视野。研究者将视点聚焦于严歌苓、张翎等着名作家，而忽略了其他作家的创作。研究的文本也多为着名的经典作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视野的狭隘。研究者需要扩大自己的研究对象，创新研究方法，建立宏观视野，开展系统性研究。
四是对新移民文学是否应该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没有明确统一的答案，因此，新移民文学中家族小说的归属仍然是一个问题。朱崇科以作家政治身份视角来考察其文学的国家/区域归属，认为新移民文学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外国（华语）文学[29]4。毕光明则认为新移民作家的中国写作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具有合法性[30]109。因此，对新移民家族小说的研究容易产生缺乏历史史观、研究不够系统等问题。怎样看待“新移民文学”与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关系，将其简单定义为“归属”“离散”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这些是研究者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
五是“符码”系统性研究空白。不少研究中都提到了“符码”，如钱虹将“还乡”视为女主人公寻找家族文化的符码[31]45-50。王璐也指出，加拿大华裔家族小说中作家使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符号[32]28-29。“符码”作为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意象出现，部分还被赋予了崭新的隐喻意义和话语功能。然而，目前学界没有针对“符码”的系统研究，研究者可以就此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并由此挖掘作家的怀乡意识和身份认同感。
新移民文学家族小说研究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学者可以继续思考：在家族观念越来越淡化的当下，新移民家族小说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关注家族在新时代是否流行？新世纪的小说创作对家族小说又有怎样的传承？这些空白领域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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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仪，女，广东佛山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卓越筑梦计划班成员。
徐涵，女，浙江杭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卓越筑梦计划班成员。
徐佳卓，女，浙江宁波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卓越筑梦计划班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