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s Exhibition 书讯
《人之初：人类的史前史、进化与文化》
【法】伦默莱 着，李国强 译
商务印书馆，2021年4月
作者借助于观察到的材料，以科学的方式叙述了人类形体的进化过程，以及这些形体在一定时空中的相续出现和人类文化进程的对应关系；通过对东非、地中海周围、欧洲、亚洲、澳洲和美洲等地区不同地层出土的人体各部件的骨骼化石的重组与复原，展现给读者积木般的组合部件。
《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
陈胜前 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本书呈现出一位考古学者从自身学科出发对“中国文化基因”的思考，首先溯源文化的演化过程，确立文化的三重结构；然后溯源中国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分析中国文明形成的格局；最后深入到文化基因层面，探索中国文化渊源，结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探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问题。
《齐国文字文物品读》
刘悦、马国庆 着
文物出版社，2021年7月
作者对齐国铭文青铜器、铭文兵器、货币、玺印、陶文陶器、封泥等文字文物进行了品读。书中收录的齐国文字文物，以时代演进为脉络，同类器物按照西周、春秋、战国时代顺序排序。介绍的内容包括器物的形制、铭文、释文、时代、出土情况、特色、价值、现收藏地等。
《石家河发现与研究》
方勤、邓千武、向其芳 主编
科学出版社，2021年8月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重要开端，自20世纪50年代首次开展调查发掘工作的60多年以来，随着一系列田野工作的深入开展，在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聚落考古与文明探源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收录了20世纪50年代调查发掘报道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参与石家河遗址发掘的相关学者的代表性论着40多篇。
《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
许宏 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6月
作者作为二里头遗址考古负责人，讲述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带读者回到距今3700多年前的中原腹地，一览当时东亚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样貌。二里头让我们看到在史书记载的“夏商之际”，中原文明的发达和影响力。二里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后期“满天星斗”中最亮眼的那颗星，不仅采同时代其他文化之长处，还将自己的文明强势推广，堪称“最早的中国”。
《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发现》
黄剑华 着
中华书局，2021年9月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是原始社会末期至夏商周时期，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它们的发现，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已消逝的古蜀文明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配以六百多幅精美图片，对三星堆、金沙遗址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全面、系统地探讨了神秘的古蜀文明。
穷物理
气候条件曾影响早期智人走出非洲时间和路线
剑桥大学罗伯特？贝耶（Robert Beyer）和安德里亚？马尼卡（Andrea Manica）及同事，利用古气候重建以及对狩猎采集者生存所需最小降雨量的估算，分析早期智人走出非洲可能在何时何地得到了有利天气条件和通往欧亚大陆的湿通道的帮助。他们模拟得出的时间和路线与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一致，显示过去30万年里可能出现过多次非洲向外的迁徙。亚洲西南部的严酷环境条件、人类从非洲的间歇性抵达，以及与其他古人类可能存在的竞争，这些因素或许解释了早期智人去欧亚大陆永久定居的尝试为何会失败，直到约6.5万年前的一次更大迁徙才取得成功。（孙自法，中国新闻社）
中国古代家养动物起源时间
通过确立科学判断中国古代家养动物起源的系列依据（如形体测量、病理现象、年龄结构、性别比例、数量比例、考古现象、食性分析和DNA研究），可以断定：距今约10000年，在河北省南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在河南省南部出现猪；距今5600—5000年，在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5000年之前，在甘肃省东部出现黄牛；距今4000—3600年，在甘肃省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在河南省东部出现鸡。这些家养动物分别起源或出现于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但基本上都位于中国的北方地区。（袁靖，CAHST第5卷第1期）
日本人的祖先可能包括来自东亚大陆的移民
近日，日本金泽大学等组成的一个研究团队表示，他们通过对富山市和金泽市古墓里出土的人骨DNA进行分析，并将其与绳纹时代、弥生时代以及在东亚大陆出土的人骨进行比对后，推断出现代日本人体内很可能含有来自东亚大陆移民的遗传特征。该研究团队认为，绳文人在抵达日本列岛后，东北亚移民在弥生时代来到日本（弥生人），之后，东亚大陆的移民在古坟时代抵日，现代日本人的祖先，正是在这三个团体的长期交流过程中诞生。（中国新闻网）
知文明
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
如果以陶容器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遗存的空间分布和起源传播，可将丝绸之路前全新世大部时段的亚欧大陆大致划分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东亚、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屿在内的“早期东方文化圈”；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包括西亚、北非、中亚南部、南亚和欧洲南部在内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以及东、西两大文化圈以北的“早期北方文化圈”。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大约发端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历经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大阶段，形成草原北道、绿洲中道和高原南道三大通道。铜石并用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已经涉及草原、绿洲和高原三大通道，包含彩陶、羊、牛、黍、麦等多种因素，尤以中国甘青地区与中亚南部、克什米尔之间的“彩陶之路”最具代表性。青铜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的重点在欧亚草原的“金属之路”，“彩陶之路”依然存在。从青铜时代早期源于西方的彩陶、符号、雕塑、铜器、小麦等文化因素的传播，经青铜时代中期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强势东向拓展和影响，到青铜时代晚期东方文化反过来西向影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空前增加，东向的影响已及于中原和内蒙古东部，终于将亚欧大陆东西部联系整合成一个超大的欧亚文化圈。其中中国及周边蒙古高原不但形成新的“中国北方冶金区”，而且逐步形成北方地区半农半牧或畜牧文化带，开启了与草原以南农业文化人群南北对峙的局面。早期铁器时代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成熟期，包括中国北方在内的欧亚草原文化融为一体，艺术和宗教观念远距离渗透到黄河、长江流域，黄河、长江流域典型文化因素传播至南西伯利亚等地，中亚南部文明或许对秦汉帝国产生过一定影响。（韩建业，《考古学报》2021年第3期）
阿契美尼德帝国如何统治中亚
对阿契美尼德时期行政管理文书和中亚考古材料的梳理显示，虽然古波斯帝国时期的中亚在陶器等物质文化方面未明显显现出波斯痕迹，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管理制度无疑渗透到中亚经济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并以“制度景观”的形式在中亚留下印记。中亚聚落和宗教建筑分布、遗址内部结构和居住史等，都体现了阿契美尼德帝国在中亚进行了实质上的统治。阿契美尼德帝国在文字使用、区域管理制度、中央集权行政结构等方面对中亚的输出，为该地区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做好了准备。由阿契美尼德帝国修建和维护的新的道路体系，保证了帝国边境与心脏地带之间快速稳定的沟通，也为中亚改善和扩大区域性贸易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从而加强了中亚与邻近地区的经济文化互动，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东西方之间大规模有组织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吴欣，《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
木乃伊肖像画：埃及与希腊罗马的相遇
埃及出土的木乃伊肖像画是古代绘画史上最珍贵的部分，因为它们保存了在希腊罗马本土已经失传的古代绘画传统。目前为止，已经发现超过1000幅肖像画，男女老少都有，逼真写实的手法和符号化的表现相糅合，是古埃及的墓葬习俗与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结合的产物，也是不同来世观念融合的结果。木乃伊面具最早出现于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木乃伊肖像画则出现于罗马时期（公元30年），延续使用到公元3世纪中期，是定居在埃及的希腊罗马人制作木乃伊时使用的，现已发现上千个，从海边城市阿拉梅恩（Marina el-Alamein）到南部的阿斯旺，遍布埃及全境，以中部埃及法雍地区出土最多，其制作手法及艺术风格与埃及传统迥异，人物外貌特征、服饰等多是希腊或罗马式的，而装饰图案则杂糅了埃及和希腊罗马两种，既有埃及诸神如奥赛里斯、伊西斯、阿努比斯等的形象，也有希腊人钟爱的橄榄桂冠、玫瑰花饰，以及作为罗马社会上等人标志的紫色，等等。希腊人和罗马人接受了古代埃及的墓葬习俗，但却在使用过程中融入了西方古典文化的色彩，两种文化并存共生。（颜海英、陈奕陶，澎湃新闻2021年9月1日）
读天下
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
近期，国家文物局组织制定了《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明确2025年之前，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框架下，石窟寺集中分布区域考古调查和石窟寺考古报告出版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中国石窟寺分区分期、石窟寺本土化、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寺考古、中外石窟寺比较研究等重点课题立项实施，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体系初步建立。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体制进一步健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2—5处区域性石窟寺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基地），举办一次石窟寺考古专业人员技术培训，基层队伍建设初具成效。2035年之前，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体系基本建立，中国石窟寺文化谱系和时空发展框架更加清晰，具有中国特色的石窟寺考古理论方法日臻完善。多学科合作研究模式初具规模，拥有一支多学科、跨领域、稳定的石窟寺考古科研队伍。石窟寺考古调查发掘、价值阐释和成果普及取得显着成效，全国重要石窟寺考古报告出版任务全面完成，国际学术交流、考古合作、比较研究更加频繁。石窟寺考古成为促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领域。（国家文物局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