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功翔 夏保国
四川居长江上游，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是全国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东汉时就被称为“天府之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地区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高度繁荣的区域之一，汉代时农业生产已发展到极高水平，正如左思《蜀都赋》所言：“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稉稻莫莫。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滮池而为陆泽。”这不仅在文献中有大量记载，更反映在考古材料上。四川地区迄今发现各类汉墓达5万座以上，其中约2000座已发表相关考古报告。这些墓葬随葬品丰富，其中很大部分以表现两汉时期农事生产为主题，涵盖了起土、播种、除草、收获等农事活动全过程。
土地
四川地区土地肥沃，《汉书·地理志》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华阳国志》亦云：“（李冰）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华阳国志》还记载了成都、江州、涪县、繁县、江原、广都、越嶲等地均有稻田。汉墓出土的数量众多的水田模型也能看出四川地区汉代稻作农业的普及。
成都、绵阳、西昌、新津、彭山、乐山、合江、宜宾、都江堰等地的汉墓中都出土了水田模型，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罗二虎教授在《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类型》一文中将这些水田模型分为大区划水田、小区划水田和梯田三种类型。这些水田模型充分展现了鱼稻共生的稻作农业系统。如乐山车子乡崖墓出土的梯田模型，长54厘米，宽41厘米，中间一条大田埂将水田分为两部分，不规则的小田埂则将两边的水田分割为许多不规则的小田，与现在西南地区常见的梯田十分相像。之所以将大田划分为小块田，是为了方便控制水量，也就是《汜胜之书》所说的“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
种子
留种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的种子不仅直接影响到来年的收成，还能将好的品种逐渐选育出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汉代，四川地区培育出多个具有地域特征的水稻品种，《齐民要术·水稻》载：“青芋稻、累子稻、白汉稻，此三稻：大而且长，米半寸，出益州。”1983年，成都凤凰山大型木椁墓底室4个底箱中出土大量植物遗存，有谷物、果类等，底室的藤竹笥上亦发现有大量炭化植物遗存，可分辨出水稻。随葬水稻在南方地区汉墓中较为常见，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等出土过水稻遗存，其中有的就作为种子随葬。《巴蜀汉代画像集》一书中收录的成都羊子山出土“弋射、收获”画像砖，上半部分为弋射图，下半部分为收获图。收获图上有6个农夫正在田中收割稻穗，最左边一人伸手提篮，肩挑谷穗，前方三人用短镰割取谷穗，右边两人用大拨镰芟除已割掉穗头的禾杆。余德章、刘文杰先生在《记四川有关农业方面的汉代画像砖》一文中认为这块画像砖上的最左侧农夫肩挑的谷穗就是刚选好的稻种，以备来年之用。
开荒起土
墓葬中出土的农事工具主要包括锸、锄、镰等。锸，《释名》曰：“锸，插也，插地起土也。”锄，亦称？，《说文》言：“？，大锄也。”彭山寨子山崖墓M901出土的一件执锸提箕俑（M901：01），头戴笠帽，左手提箕，右手执锸，应为正在进行修治农田的农夫。镰，古称铚，《说文》：“铚，获禾短镰也。”《释名》也说：“铚，获禾铁也。铚铚，断禾穗声也。”绵阳双包山、新都马家山、成都龙泉驿北干道、成都西窑村、成都跃进村、凉山木里县、西昌东坪等地出土了较多的铁锸；成都天回山、达县文华街等地出土有锄具；绵阳双碑白虎嘴、牧马山灌溉渠、内江七孔子、宝兴、大邑五龙等地均有铁镰出土。这类铁制农具在四川地区汉墓中出土的数量较多，分布广泛且种类齐全，可见这一时期四川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汉代四川地区冶铁业的繁荣。
四川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冶铁业自古十分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徐广注曰：“邛都出铜，临邛出铁。”《汉书·地理志》亦载益州“汉中郡”的成固、沔阳，“蜀郡”的临邛，“犍为郡”之下的江阳、武阳、南安均设有铁官管理冶铁事业。冶铁业发达为铁制农具的广泛推行提供了便利，进而极大推动了稻作农业的发展。从考古材料看，不仅四川地区出土了丰富的各式铁制农具，云南、贵州等地也出土了四川所产的铁制农具。如云南鲁甸东汉墓出土的“蜀郡成都”铁锸与新都马家山出土的铁锸形制十分接近。
播种
《巴蜀汉代画像集》中辑有的德阳“播种”画像砖，最左边二人正在撒种。《巴蜀汉代画像集》收录的另一方新都农事画像砖，也展现了类似的播种情形，这块画像砖上有三个农夫正在进行农事活动，一人执锄松土或凿穴或掩种，另外二人躬身下种，徐勤海先生在《从四川汉画像砖图像看东汉庄园经济》一文中认为这应是正在种植旱稻的场景。另外，播种的二人手中似拿着短棒戳地，这与汉墓中出土的躬身执棒俑十分相似，绵阳双碑白虎嘴M14出土了一件较为典型的躬身执棒俑。余德章、刘文杰先生根据民族学资料，认为农人所持的短棒应称为“点种棒”。
薅秧
薅秧是水稻中耕的俗称。秧苗栽种后不久，水田中的其他水生植物与秧苗共生，严重影响到秧苗的正常生长，这时就要将秧苗间的杂草悉数拔除或用脚踩至泥土里，杂草腐烂后间接为水稻提供养分。薅秧的另一作用是给秧苗松土，从而更加利于水稻根部的吸收。《汉书·王莽传》云：“予之南巡，必躬载耨，每县则薅，以劝南伪。”颜师古注曰：“耨，锄也。薅，耘去草也。”《巴蜀汉代画像集》中收录了一方出自新都的“薅秧”画像砖，左侧二农人拄棍于水田中用脚薅秧，将杂草踩进泥土里，可以看出水田里的秧苗长势十分喜人。四川汉墓中出土一类击鼓俑，过去对这类俑的功能不是十分清晰，但绵阳新皂乡第二号崖墓出土的水田模型充分证明这类击鼓俑的职能。该水田模型被田埂分成两部分：左边是鱼塘，另一边是水田，水田面积要稍大一些。水田中站立五人，一人着长袍，其余四人身穿短褐，赤足在田间劳作，有手持镰刀的，有提罐的，有击鼓的。击鼓俑所用的鼓也称秧鼓，又称薅草锣鼓或锣鼓草，其作用是在集体薅秧时提高薅秧者效率并缓解疲劳。王祯《农书》记：“薅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来则节其作，既作则防其笑语而妨务也。”薅秧时击鼓在西南地区有悠久的历史，甚至在今天的四川、贵州等地仍有这种农俗延续。
水利灌溉
薅秧完成后要及时关注稻田中水位的深浅变化，《齐民要术》云：“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灌溉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农耕社会十分重视农田水利修治工作，统治者将疏浚河道、整治水利作为事关国家稳定的大事对待，每至农时到来之前，通常要下诏指示。《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十年（公元98年）春三月壬戌，诏曰：‘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青川《为田律》木牍及《四民月令》皆有关于修整农田水利的记载。四川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基本都会有水渠、闸道、沟槽、进水口、出水口等元素。仪陇土门镇包尔梁东汉崖墓出土的水田模型，四周有2—3厘米的围边，整块水田模型被分为三田一塘。将水塘与稻田隔开的埂梁开有缺口，目的应是为调节水量。乐山车子乡崖墓出土梯田模型中的小田，其田埂上都有相应的缺口，且缺口的方向不一致，这可能与调节稻田的水温有关系，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汜胜之书》中“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相错”的记载。此外，绵阳朱家梁子、三台郪江、成都青龙乡、西昌礼州等地出土的水田模型较为简单，一般由田埂或桥分隔为两部分，附属物多为鱼、泥鳅、田螺、龟、荷叶等。值得注意的是，贵州、云南等地汉墓也有相当数量的水田模型出土，这与铁制农具向南推广一样，反映出汉帝国开发西南的历程。
收获
庄稼到了成熟季节就要迅速抢收，不能长时间留在田地里。如果进入十一月仲冬时节庄稼仍然没有收割，他人若取走会被认为是合法行为，免罪。这也就是《礼记》所记载的“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2004年，广汉高桥村台子包汉墓出土一件“收割”画像砖，画像砖上部有六人，有的执刈收割庄稼，有的担担，有的提篮，图像的左下部有两人，其中一人俯身拾禾穗，另一人挑担准备归家。成都羊子山出土“弋射、收获”画像砖也反映了农作物收获场景。最左侧一人在割取稻穗之前，已经先将颗粒饱满的稻穗先行取收，作为来年的种子；中间三人正竭力收稻，而右侧二人则在割取已取走稻穗的秸秆，这反映了秦汉时期一种特殊的农业税收制度—刍稾税。刍稾税是政府向农民征纳农作物秸杆以及牧草，以供官府的马牛等牲畜作饲料之用的一种税收制度。这种刍稾税史籍记载甚少，但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张家山汉简等材料可以确定刍稾税是秦汉时期政府的一项重要税收，征收范围应覆盖全国。收获场景还体现在一些陶俑上，如金堂李家梁子M23出土的陶俑（M23：17）戴平上帻，外身穿右衽短褥，右手执镰，左手拿着刚割取下来的稻穗。四川牧马山汉墓、宝兴汉墓也出土了类似的执镰俑，这些陶俑一手执镰刀，一手握稻穗。
入仓
四川地区汉墓出土的反映仓廪概念的文物数量众多。绵阳塘汛板桥二号崖墓出土的方形陶仓M2：13，高13.3厘米，腹部刻有楼梯，为登仓之用，形象逼真，类似的方形陶仓还见于新都马家山崖墓M2等地。登梯入仓的场景常见于画像砖，《中国巴蜀新发现汉代画像砖》收录的一方出自邛崃的“粮仓”画像砖上，粮仓建于台阶之上，阶前有台道步入，房顶有2个便于通风的气窗。左侧有2个戴冠之人坐于台阶上，其中一人身份高贵，举止不凡，旁边立一侍者。右侧一人双手执笏，跪坐施礼，其身后有一仆役躬身持一量器，内盛谷物。画像砖的左右上方刻有“皆食此大仓”和“大仓”。《中国巴蜀新发现汉代画像砖》收录的另一方出自邛崃的“舂碓入仓”画像砖，图上部为一粮仓，两人挑筐正在登梯运粮，阁楼回栏上有二鸡啄食，粮仓下放置一筛秕糠的筛子，上端有一似漏斗状的器物。右下部有一对杵臼，两人手扶架子，脚踏杵端舂米。足碓旁另有一人手持长棍立于臼前翻腾谷物，梯旁有一堆舂完的谷物，一人持箕将其归堆。粮仓左上端有两人跪坐，前面有两个量器，貌似正在监收粮食入仓。这两方画像砖充分表现了汉代四川地区谷物丰收、舂碓入仓的过程，十分生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画像砖表现出粮仓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这与睡虎地秦简《仓律》篇等简牍材料记载的内容相符。
大量的农业考古资料表明两汉时期四川地区稻作农业发达，是当时全国水稻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据《四川通史》的数据，汉代四川地区的耕地面积达到5000万亩，亩产在30—50斛之间。农业高度繁荣，这既与地理优势有关，也与巴蜀偏于西南从而免受秦末汉初战乱影响、农业基础较为牢固、农业生产相对稳定有关，以至于《汉书》记载汉初时“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汉”。
本文为贵州省2021年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聚落、人口与文明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1GZZD3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吴功翔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夏保国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