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艳
[摘要] 目的 旨在了解青少年抑郁癥患者家庭环境及其与人际压力应对策略的关系，为改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庭环境，提高其人际压力应对能力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方便选取于该院2015年3—10月门诊及住院的青少年（12～18岁）抑郁症患者76例，采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与中学生人际压力应对问卷（ISCQ）分别来调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庭环境因子及人际压力应对策略。 结果 ①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家庭亲密度（X=5.2±2.7）、情感表达（X=3.8±1.9）、独立性（X=4.9±1.7）、成功性（X=6.0±2.2）、娱乐性（X=2.8±2.2）、组织性（X=5.4±1.9）这几个因子得分均显着低于国内常模，而家庭矛盾性（X=2.8±2.2）得分要显着高于国内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亲密度（r=0.54）、情感表达（r=0.57）、独立性（r=0.44）、娱乐性（r=0.27）与积极应对呈显着正相关，而矛盾性与积极应对之间呈显着负相关（r=-0.42）；亲密度（r=-0.19）、情感表达（r=-0.25）、独立性（r=-0.53）与消极应对之间存在显着负相关，而矛盾性（r=0.36）与消极应对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③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对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均有显着的预测作用。结论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环境存在明显缺陷，家庭功能的缺陷不利于其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来面对人际压力。
[关键词] 青少年抑郁症；家庭环境；消极应对；积极应对
[中图分类号] B8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6）11（a）-0094-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enviroment and interpersonal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in adolescents with sepression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family enviroment and interpersonal stress coping ability of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Mehtods Convenient selection 76 cases of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orm March 2015 to October 2015 were selected. Fes-CV and ISCQ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family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interpersonal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Results ①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norm， the scores of factors of family cohesion（X=5.2±2.7）， emotional expression （X=3.8±1.9），independence（X=4.9±1.7）， achievement（X=6.0±2.2）， entertainment （X=2.8±2.2） and sense of organization（X=5.4±1.9）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family where obviously lower， while the scores of factors of conflict（X=2.8±2.2）was higher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②Family intimacy（r=0.54），emotional expression（r=0.57），independence（r=0.44）， entertainment（r=0.27）and positive copin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hlie the contradiction andpositive coping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r=-0.42）.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intimacy（r=-0.19），emotional expression（r=-0.25），independence（r=-0.53） and negative coping，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tradiction（r=0.36） and negative coping. ③Family cohesion， enotional expression， conflict， independence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s on posotive coping and negative coping. Conclusion The family function of the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has obvious defects and the defect of family func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ositive coping style.
[Key words]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Family；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Positive coping strategies
青少年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期，是一个生理和心理都在发生巨大变化，面临多重危机的时期，例如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学业竞争等等都会给他们造成无法承受的压力，影响心理健康。我国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7%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并有研究显示，成年抑郁症患者中有75%首次抑郁发生于青少年时期[1]。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有不断上升和发病年龄更小的趋势，其终身患病率达到15% ～20%，接近于成人，复发率高达40%～70%[2-3]。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第一个重要场所，对青少年成长有着重大影响。家庭因素成为青少年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成长于不良的家庭环境中的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4]。人际压力是青少年除学业压力外的另一个主要应激，而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应对方式与其家庭环境关系密切[5]。该研究调查该院于2015年3—10月门诊及住院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76例，目的旨在了解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环境及其与人际压力应对策略的关系，为今后改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庭环境，提高其人际压力应对能力提供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方便选取该院于门诊及住院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入组标准：符合CCMD-3抑郁症诊断标准；年龄为12～18岁，大部分时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自愿合作并完成全部调查工作，排除严重躯体疾病与有严重自杀倾向的患者。共调查患者76例，其中男35例，女41例，平均年龄（16.26±1.72）岁。
1.2 研究工具
1.2.1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 FES由Moss等人[4]于1981年编制，中文版由费立鹏等人于1991年修订，共90个项目，含10个分量表，分别评价10个不同的家庭环境特征，包括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和控制性。问卷为自评量表，回答“是”评1分，回答“否”评2分。
1.2.1 中学生人际压力应对问卷（ISCQ） 采用王淑敏（2004）编制的“中学生人际压力应对问卷（ISCQ）”。问卷包括八个因子：攻击抵触、求助、压抑、积极转移、认知调整、幻想、主动沟通和否认。其中压抑、否认、攻击抵触和幻想属于消极应对，而认知调整、求助、积极转移和主动沟通属于积极应对。问卷共43题，采用五点式评分方法，“没有采用”计1分，“基本采用”计5分，整个问卷的Cronbanch α为0.866，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在0.570～0.842之间，证明了问卷的可靠性；各因素之间基本上都呈中等相关，且低于因素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各因素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在0.401～0.704之间，存在较高相关，保证了问卷的有效性，此问卷可以作为测量中学生人际压力应对策略的一个有效工具。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分析和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并采用t检验，家庭环境因素与人际压力应对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FES-CV各因子得分与常模的比较
由表1 可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成功性、娱乐性、组织性这几个因子得分均显着低于国内常模，而家庭矛盾性得分要显着高于国内常模。
2.2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FES-CV得分与人际压力应对策略之间的相关分析
人际压力应对策略分为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FES-CV得分与人际压力应对之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FES-CV部分因子与人际压力应对策略之间存在相关性，其中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娱乐性与积极应对呈显着正相关，而矛盾性与积极应对之间呈显着负相关；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与消极应对之间存在显着负相关，而矛盾性与消极应对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也就是说，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与娱乐性越高，青少年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人际压力应对策略，而家庭矛盾性越高，青少年越倾向于采取消极的人际压力应对策略。
2.3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FES-CV对人际压力应对策略的回归分析
表3结果可知，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对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均有显着的预测作用，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娱乐性对积极应对存在显着的正向作用，而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对消极应对存在显着的负向作用；矛盾性对积极应对产生负向作用，对消极应对产生正向作用，家庭环境因子能够解释积极应对总变异量的21.1%。
3 讨论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抑郁症是一种高复发、高致残率、高自杀率的疾病[6]，抑郁症的发生、发展与转归与社会心理因素有关，尤其与家庭因素密切相关。家庭环境是影响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因素，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缺陷严重[7]。该研究显示，与国内常模相比，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家庭亲密度（X=5.2±2.7）、情感表达（X=3.8±1.9）、独立性（X=4.9±1.7）、成功性（X=6.0±2.2）、娱乐性（X=2.8±2.2）、组织性（X=5.4±1.9）这几个因子得分均显着低于国内常模，而家庭矛盾性得分（X=2.8±2.2）要显着高于国内常模。这与已有相关研究结果相似，杨琪等人[2]研究发现，研究组家庭除矛盾性得分（X=5.14±2.46）显着增高，亲密度（X=4.81±2.78）、情感表达（X=4.39±1.90）、知识性（X=2.83±1.69）、娱乐性（X=3.11±2.07）得分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不良家庭环境说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存在缺陷，家庭内部缺乏和睦、温馨氛围，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建立很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不能有效、公开的表达内心情感，存在较多的矛盾和冲突，很少参加社交与娱乐活动，家庭安排活动和责任时也没有明确的组织和结构。
人际压力应对策略（interpersonal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是指个体在人际压力情境中为减轻、控制或消除人际压力、恢复自我平衡或保持自我与人际环境和谐关系而做出的一系列的有目的、有意识、灵活地调整认知、情绪和行为的策略[8]。该研究结果显示，亲密度（r=0.54）、情感表达（r=0.57）、独立性（r=0.44）、娱乐性（r=0.27）与积极应对呈显着正相关，而矛盾性与积极应对之间呈显着负相关（r=-0.42）；亲密度（r=-0.19）、情感表达（r=-0.25）、独立性（r=-0.53）与消极应对之间存在显着负相关，而矛盾性（r=0.36）与消极应对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对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均有显着的预测作用，家庭环境因子能够解释积极应对总变异量的21.1%。已有研究也表明，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娱乐性和组织性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应对方式的合理化呈负相关，家庭矛盾性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应对方式的解决问题呈负相关[9-11]。就是说，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支持系统不良，家庭内部比较压抑，存在较多矛盾和冲突，缺乏温馨气氛，当遇到人际问题时，彼此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和情感交流，体验不到家人的理解、支持和鼓励，不能向家庭寻求积极有效的帮助，不易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而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而且，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将与父母长期形成的不良互动模式会应用到其与同伴和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较少积极地去应对人际交往问题，因此，不但不能解决人际交往问题，反而会给其带来人际交往的挫败感，形成自我否定的消极认知模式，产生抑郁情绪。
综上所述，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环境存在明显缺陷，且家庭功能的缺陷不利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来面对人际压力。因此，在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进行治疗时，应建议家庭积极参与到患者的治疗中，改善患者的家庭环境，提高亲密度，鼓励家庭成员之间积极的情感沟通与情感表达，建立良好的家庭支持系统，让患者能够有信心去积极解决各种人际问题，缓解人际压力和情绪困扰，有利于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和患者更好的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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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