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朱国才，号瓯江，1939年12月生，温州永嘉县人。1964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高级编辑（教授）。历任浙江日报理论部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浙江共产党员》杂志副总编辑、《美术报》总编辑等职，从事新闻工作40余年。
曾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浙江省s级机关书协常务理事、人民日报神州书画院特约书画师、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理事。书法精行草书，并习篆、隶等多种书体。编着出版《学海泛舟》，与人合着《浙江名产趣谈》，参与组编《学人谈治学》，发表散文、游记和各类论文数百篇。书法作品入选《当代着名书画家精品集》《全国首届着名作家、诗人、书法家、画家联展作品集》等10多部大型书画集。
采访组成员：
浙江传媒研究院蒋卫阳
浙江日报全媒体文化新闻部林晓晖
浙江法制报俞晟 陈骞
从零开始，与《美术报》一起成长
采访组：您是《美术报》创办者之一，也经历了创办初期那段筚路蓝缕的时光。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朱国才：1992年5月3日，是我加入《美术报》的第一天，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这个日子。
当时，北京的《中国美术报》和报社里原有的一份《大众美术报》都停刊了。浙江日报总编辑江坪与我谈起，中国有这幺多书画家，没有一份报纸说不过去，所以和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合作，想要创办一份《美术报》。
这个想法面前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我没有办报经验，此前主要工作以写作为主，说实话还是有些忧虑。江坪总编辑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告诉我这是党指派的任务，光荣而艰巨，这种坚定的决心感染了我。于是，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美术报》刚创立的时候，条件十分艰苦。当时报社旧办公楼已拆，新楼尚未奠基，就将报社小食堂的四间厨房稍加粉刷，作为《美术报》的办公场所。
刚创刊，一切从零开始。记者、编辑、工作人员加起来仅13人，缺人手、缺资金、缺经验，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同事们很团结。我们都来自浙江日报各个部门，大家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围在小小的办公室里，热火朝天。
办报，打开一定知名度是破局关键，也是我们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
1993年上半年，我们举办了亚太地区少儿书画大赛，想要做一个尝试，以更广阔的视野，与更大范围的书画爱好者建立一种联结。令人惊喜的是，有2万多人报名参赛，很多家长带着孩子的作品到报社里来，称赞这个比赛办得好。后来作品出版成书，印刷3000册分发给获奖的孩子，广受好评。通过这次活动，《美术报》的名声打响了，大家的劲头也都上来了。当时工作量相当大，常常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举办书画活动，我们就背着一捆捆报纸，坐很久的火车到各地参加这些活动，希望能进一步扩大影响。
一次开会讨论，大家谈到当时书画界的道德风尚需要加以引导，于是《美术报》编委会决定开辟专栏，专门讨论道德修养与文化修养的问题。我们召集杭州市十多位“笔杆子”，每篇文章都由他们讨论、修改，刊登之后深得业界好评，《人民日报》也刊发消息加以关注。切中社会问题，正确引领导向，这是报纸的责任所在。我们这些做法，让《美术报》的影响力更上层楼。
采访组：在我们这些后辈眼中，您是兼具学识和艺术气质的新闻从业者，在书法和国画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请问您对艺术的热爱缘何而起？又是如何做到文学和艺术相得益彰？
朱国才：书画同源，生发自同一母体——汉字。
唐代大家王维讲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是一种自然的交融。
汉字、诗、书、画、印，是儒家哲学思想具体、生动的体现，是一个统一体，谁也离不开谁，我们不能离开汉字本身谈书画。
我从小喜欢书法、绘画，在小学的时候就获过奖。以前在农村生活，常给村里的乡亲邻居们写对联。在《美术报》，因为工作需要和环境影响，就更努力地学习书画艺术，这样可以把文学和艺术结合在一起，书画同源，相得益彰。
对我来说，书法越学越觉得深奥，有种“学不到底”的感觉。各种字体我都练过，练书法其实是一个“悟”的过程。比如大篆和小篆的区别在哪里？怎样让字体既有古韵传承至今的风骨，又融入自己的领悟和思考？
书法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是深厚的中华文化，需要细细品味。后来我出版了《香茗诗书》，这是中国历代茶叶诗合集。每个朝代都有写茶叶的诗，我把它们搜集起来，选了一百多首用行草书写成条幅，把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古典诗词名作和中华民族特有的茶文化糅合在一起，这本书现在被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
走出去，打造记者的“朋友圈”
采访组：您见证了《美术报》的发展历程——多次扩版，品牌的打造和培育，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艺术走入大众生活……这一过程中，还有哪些您难忘的故事？
朱国才：印象深刻的是在世纪之交，我们策划了一幅罕见的巨幅画作，为此跑遍全国，邀请了12名画家联手创作。
我带头前往上海，到着名艺术家钱君陶先生家，请他开笔，先生画了一块大石头。他名气大，其他书画家，如关山月、谢稚柳、陆抑非、程十发等，见是钱先生开笔，都欣然同意在这幅画上接续创作，有的画了芭蕉，有的画了牡丹，有的画了飞鸟。北京、广州……为了这幅罕见之作的问世，我们跑得不亦乐乎。最后，请王伯敏先生题词落款，画名定为《世纪春色》。这幅丈二巨构花了数年时间才完成，是国内一流画家的荟萃之作，后来它成为《美术报》的镇报之作。
采访组：看到前几年您还在《美术报》上发表文章，退休后您也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份报纸的成长，您有哪些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
朱国才：虽然退休很久了，但我一直关注《美术报》的发展。
现在的《美术报》可能也存在新的难题，要说经验，我觉得最值得分享的还是经常“走出去”——到书画家家里去，和他们交朋友。
当时还没有微信这样便捷的通讯工具，但我们和艺术家朋友保持紧密的联系。我要求每一个记者、编辑都有一本通讯录，很厚一本，上面记着通讯员、书画家的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等信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交流，在生活上互相关心、问候，成为真正的朋友。
记者需要有这样一个朋友圈，一方面要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建立起互信关系，另一方面我们怀揣充分诚意，不仅仅为了工作而交往，互相关心、帮助、支持的关系才能更加稳固和长久。
这也是我想分享给现在年轻记者的经验。很多时候不仅仅是打个电话问候，比如逢年过节我们都自己上门，和书画家们商量，让他们给报纸提提建议、出出点子，形成一种合作。我们还会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走到学校里把老师们请进报社，倾听他们对报纸的意见，据此不断改进。
经过几年努力，《美术报》订阅量开始快速增长，2000年左右发行量攀升至4万多份，扩至16个版。
大家的积极性更高了，在各个地方办展览，走出浙江，走向全国，也在海外留下了足迹。日本着名实业家、艺术品收藏家竹内阳一先生是江坪总编辑的老朋友，受邀担任《美术报》顾问。1999年，我带队访问日本，每个人都带着作品，我背了40幅书法作品，其他两位编辑带上了油画作品。我们在日本的美术馆和竹内阳一见面，办了书画展。当时来观展的人很多，当场买下作品的也很多。他们还热情地要合影，求签名，我们觉得甚是惊喜，也深刻感受到要有“走出去”的视野和勇气。文化交流没有国界的区隔，这是我们办《美术报》的一个底层逻辑，也是优势所在。
现在我依旧关注着《美术报》，希望它的信息量可以更大一点，可以发掘更多这个时代的新作品，结识新的书画家朋友，让《美术报》更有生命力与活力。
沉下心，积蓄厚积薄发的力量
采访组：您涉猎广泛，是名副其实的“杂家”。想向您请教，新闻人平时应如何积累与自我发展？
朱国才：“积累”对于记者非常重要，时间于我们而言有限，而事物的变化是无限的。怎样以有限的时间应对无限的变化？只有不断积累。
我们在历史长河里看到的经典名着，比如司马迁创作的《史记》，这是基于几代人的收藏、积累和记录，将其系统化整理完成，造就鸿篇巨制。又如明清时期的四大长篇小说，这些书里的乡土风物、人情轶事依靠民间百姓的传承积累。记者要写一篇好文章，背后同样有多重积累。
我们需要经过现场洞察的训练才能捕捉到生动细节，需要有丰富专业知识背景，才能在采访对话中真正打开受访者世界的一扇窗户，还需要有语言表达的积累去层层打磨一篇新闻稿件。
采访组：您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积累的好习惯好方法可以分享？
朱国才：比如我会坚持写日记，不仅是练笔，也是一个积累过程。
现在电子设备很多，用笔的机会少了。但是我还是认为，去记录和书写是无论何时都要保有的好习惯，“练笔”不能丢。
这种训练的效果能够很明显地体现在我们的作品里。每个年轻记者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在遇到一个选题时觉得脑袋空空，无从下手。灵感、观点、视野、表达这些都需要日积月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搭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框架，在每次摄取新知识、有了新感悟的时候填充这个框架，日渐丰盈，最后在我们笔尖自然流淌。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从退休之后到现在坚持每天写日记，这些日记本堆起来差不多也快有一人高了。
我常常从自己的日记里获得启发，所以不要小看厚积薄发的力量。
采访组：对于新浙报人，您有什幺建议或是希望？
朱国才：一个是我刚刚提到的积累。另外一个是敏感度，我们在生活中要时刻关注社会上的最新变化，老百姓生活中的新动态、新趋势。
我在报社工作40多年，真的热爱新闻工作。在这一行，我们每天都接触新鲜事物，能够亲身触摸到社会的脉动。对于青年来说，这是个促进他们上进、自我提升的好机会。
现在我们身处互联网时代，面对大量碎片化信息，我始终觉得还是要以系统性的、优质的、深度的内容去对抗碎片化，要在这个时代扬长避短，找到适合传播的表达方式。我希望年轻一代能够为浙报开拓新路，助力浙报集团进一步发展壮大。
新闻工作是很有奔头的，希望年轻人能够把事业当作一辈子的事情，干出成效来，在媒体转型的潮流中激流勇进，乘风破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