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蕊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何为录囚？《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录囚”条：“中国封建时代一种由君主或上级长官向囚犯讯察决狱情况，平反冤狱，纠正错案，或督办久系未决案的制度，亦称虑囚”。即，通说认为录囚之目的在于平反冤狱。录囚始于西汉。《汉书·隽不疑传》记载，武帝崩，昭帝即位后，隽不疑从青州刺史调任京兆尹后“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但皇帝、太后亲录囚徒则始于东汉明帝，史载楚王英之狱，捕系多人，株连数千人。侯北侍御史寒朗在考察监狱后，上书明帝，极力谏诤。明帝于是“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理出千余人”。可见，汉代录囚的主体有君主和地方长官之分。本文从最高层面，探讨君主录囚之本质。
一、君主录囚时机
东汉，君主实施录囚行为，大多在天灾之后。如《后汉书·孝和帝纪》：“秋七月，京师旱。丁巳，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1]《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二年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永初三年，久旱，太后闭三日幸洛阳，录囚徒”。[1]《后汉书·孝顺帝纪》：“永建二年三月，旱，遣使者录囚徒”；“永建三年六月，旱，遣使者录囚徒，理轻系”。[1]从史料可知，君主录囚无固定时间，通常在自然灾害降临之后。
二、君主录囚对象
君主所选监狱，大多是洛阳狱，录囚对象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史料记载，孝和帝秋七月，“幸洛阳寺，录囚徒”；东汉安帝初年，邓太后临朝执政，曾“幸洛阳寺，录囚徒”；和帝永元六年，和帝“幸洛阳录囚徒”。在汉代，县令的办公场所被称之为“寺”或“廷”，洛阳寺就是洛阳县令之官署[2]，洛阳寺内设洛阳狱。君主幸临洛阳寺，便是在洛阳狱里录囚徒。然而，在京畿之地，京师诸狱中，除了洛阳狱外，亦有一些不容小觑的监狱，如廷尉狱、掖庭狱和暴室狱等。廷尉狱设在廷尉府内，囚禁犯罪的公卿和地方长吏，沈家本《狱考》言道：“廷尉有狱，汉时大臣多下廷尉。如《周勃传》：‘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周亚夫传》：‘召诣廷尉。’《赵广汉传》：‘下广汉廷尉狱。’《王章传》：‘果下廷尉狱。’皆是。”[3]掖庭狱和暴室狱设在嫔妃居住的后宫，属于掖庭官署。因为掖庭官署负责审理后宫之内的各类大小案件，所以掖庭狱和暴室狱就是囚禁后宫犯罪妃妾宫女的监狱。皇帝、太后多次幸临洛阳寺，选择忽视位于京师的一些特殊监狱，导致皇帝录囚的对象也只局限于洛阳狱之囚犯。这并不是因为其他监狱不存在冤假错案，从《后汉书》卷10上《和熹邓皇后纪》的记载“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蛊事，遂下掖庭拷讯……”可知，在侦察技术相对简单、刑讯逼供盛行、官吏贪赃枉法的时代，囚禁无罪之徒是各监狱不可避免的结果。君主录囚局限于洛阳狱，表现出皇权监督的局限性和失衡之态。
三、君主录囚方式
君主录囚方式随意，并无规范性程序。史料中，未见相关制度来管理和规范录囚方式，只简单记载了君主录囚的过程。东汉安帝初年，邓太后临朝执政，曾“幸洛阳寺，录囚徒”。当时有囚实不杀人，而被拷自诬。邓太后录囚时，因看见某囚举头，有自诉之打算时，才要求查阅状本。见《后汉书》卷十《皇后纪第十上》：“囚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太后察视觉之，即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即时收洛阳令下狱抵罪。”[1]永元六年，和帝幸洛阳录囚徒，见到两名囚犯因拷打，导致伤口生虫。将周纡降职为骑都尉，见《后汉书·酷吏列传第六十七》：“旱，车驾自幸洛阳录囚徒，二人被掠生虫，坐左转骑都尉。”[1]从记载来看，和帝此次录囚，因见囚犯伤口溃烂，对县令周纡做出降职处分，做出决定前是否有阅状本在所不知。而地方官员录囚则是先“阅录”，再“参考辞状”两步走。《后汉书·百官志》载：“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注文引胡广解释说：“县邑囚徒，皆阅视录，参考辞状，实其真伪，有侵冤者，即时平理之。”即阅囚犯、阅辞状是地方官举冤案的必经环节。相较之，君主录囚无固定程序可言，显得十分随意。然而，录囚行为本身属于司法监督行为，所谓司法监督，就需讲究程序之规范，结果之正当，否则不能实现监督之目的。尤其是在君贵民贱、身份地位等差有别的封建社会，作为被诬入狱的囚犯，面对高高在上的君主，又有多少能像前文所述的囚犯那样幸运，欲诉而不敢诉的细微举动被君主察觉到呢。君主录囚方式的随意性决定了平反冤案结果的不确定性，那幺君主录囚平反冤狱就是一个概率事件，若司法监督行为要以概率来论其结果，那监督就没有了实际意义。因此，君主录囚，其选择的监狱、囚犯十分局限，其录囚程序十分随意，那幺通说认为录囚之目的在于平反冤案，就有待商榷。
四、君主录囚效果
东汉时期君主录囚，以幸临洛阳狱为主。洛阳狱既是普通监狱又是诏狱，所谓诏狱，指奉诏关押要犯之监狱，此类犯罪主要涉及危害社稷、谋反等重大案件，以及统治阶层、官僚贵族等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所犯之罪，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载：“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即皇帝诏书是批捕这些人的先决条件[2]。因此，洛阳狱关押的囚犯也有两大类型：一类是庶囚，一类是皇帝下诏收捕之囚。需要思考的是，那些被诏书关押入狱的囚犯是否属于事后监察的对象，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君主不可能监察自己的行为，一方面不符合人之常理，另一方面违背了皇权至上的伦理。因此，君主于洛阳狱录囚，其对象是那些庶囚，意味着君主再次缩小了录囚对象范围。另外，从官吏的角度看，洛阳狱始终是被高频监督的对象，那幺洛阳寺的长官在审理案件时，就会更谨慎、更严格。因为君主多次莅临检查，存在降职、入狱之风险，久而久之，洛阳狱因官吏严格控管，冤家错案必会减少。那幺，君主录囚所体现出的平理冤狱之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了。
不可否认君主录囚的行为可以引领、激励下级官员平反冤狱、办理滞狱，且史书也有君主录囚举冤狱的记载，如明帝在处理楚王英的谋反案中，录囚徒，理出千余人。从数量上看，得以平反的囚徒很多，但由于此事的主因是楚王谋反，威胁到皇权，各级官员在抓捕叛乱分子时必须严格把控，不遗余力的清除与之有关的人员，唯恐因漏网之鱼，而遭到皇帝的问责。《后汉书·寒朗传》中记载侍御史寒朗劝谏明帝曰：“臣见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可见，但凡与此事有一点关系的人，或被认为有联系之人，都会被牵连关押入狱。《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是时，穷治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按吏，阿附坐死，徒者以千数，而系狱者尚数千人。”即入狱者多达数千人，“大狱一兴，冤者过半”，所以一次理出千余人也属正常。但若置于整个东汉时期发生的冤假错案中，录囚所解决的冤狱如九牛一毛，且没有任何规定和制度要求地方长官定期、规范录囚，录囚也不是官员考核项目，所以录囚并没有被普及化、经常化、制度化。因此，君主录囚对平反冤狱虽有一定作用，但其核心本质并不是“举冤狱”。
五、君主录囚本质
君主录囚无固定时间，录囚对象十分局限，录囚程序也较为随意，其平反冤狱的效果甚微，可谓是形式大于内容，但其却一直延续至清代，受各朝各代的君主模仿、青睐，究其本质缘由，是为了消灾固权。东汉君主作为录囚的开创者，从君主录囚的时机分析，自然灾害是促使君主亲录囚徒的直接原因；从君主录囚的时代背景分析，其核心动因在于汉之盛行的“阴阳协调”“天人感应”的儒学思想。异灾政治之父——董仲舒，将《周易》中阴阳和谐观纳入天人感应思想，并附会于灾难之中，使儒学思想具有神学性。他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云：“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大旱者，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厌卑也，固其义也，虽大甚，拜请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4]按此理论，旱灾是阴阳失调所致。同时董仲舒也认为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正是“上天”对当时社会状态所作出的反应，其在《春秋繁露》中曰：“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汉代儒学者认为，作为一“天”之下、万人之上的君主是“上天”与人类社会的连接点，其行为受到上天的监督，当君主管理社稷江山不当，置天下百姓于水生火热之中时，上天就会以灾难之事、怪异之象的形式警示之。因此，汉儒学者通过具有神秘性的天人感应观将灾难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使皇权在所谓的道德约束下运行。因此，君主必须遵照天意，否则江山不稳皇权难保。
东汉时期，灾难频频，据《后汉书》载，每遇灾难，君主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回应上天所做出的警告，以期消除灾难。如《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四》载：“是岁，郡国九大水。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1]。和帝永元元年遇九次水灾后，于次年春大赦天下。可知，不论是录囚，还是大赦天下，其目的在于回应上天的警示。所以，君主录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平理冤案之结果，但从其实质来看，是天人感应的儒学思想指引君主应天时、消灾难、固权位。
六、小结
君主“录囚徒，举冤狱”从形式上看，其是一种司法监督行为，体现了君主体恤天下百姓、重视司法审判工作。但不论是从方式还是效果来看，其与抑制错案、平反冤案的要求相差甚远。经分析可知，君主录囚之本质是为了消灾固权，历朝历代君主为了维护巩固皇权统治，因而保留延续了君主录囚的传统，也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首先，君主亲录囚徒，起到震慑审判官和典狱官的作用，有利于整肃吏治、净化风气，约束和规范司法审判行为；其次，君主以身作则，亲自平反冤狱，起到了引领、激励、督促地方官员积极录囚平理冤案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