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冰
河南省汝南县公安局，河南 汝南 463300
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不健全、阅历少、年龄小等原因，在面对种种诱惑的时候，常常不具抵抗力，如此一来，就可能走向歧途，这不仅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的和谐，还会威胁到社会稳定。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犯罪都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们无法彻底杜绝犯罪，但是可以竭力从源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从而实现未成年人犯罪率的降低。而针对已然出现犯罪的未成年人，应采用社会调查制度。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法律不应受到冰冷的惩罚武器，而应是帮助这些误入歧途的少年重回社会的工具，法律既是呆板的，又有着一定的灵活性，不光是威严的，也是仁慈的。而未成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就具有此种特征，它具备着帮助已然犯罪未成年人再社会化的功能，可以说是，救赎犯罪未成年人的良药[1]。然而由于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制度，是在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才被正式提出，所以，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相关概述
社会调查制度指的是，司法机关在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办理的时候，既要调查与监督审查案件事实与证据，又应详细、全面地调查未成年人监护教育情况、成长经历、犯罪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其成长的事与人的情况，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应对未成年人进行精神和心理疾病等方面的鉴定。同时，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相较于其他刑事诉讼制度，其主要有着以下几点特殊之处，一是，调查主体的特殊性；二是，调查对象的特殊性；三是，调查内容的特殊性。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现存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调查制度欠缺强制性
虽然，我国社会调查制度有着较多规定，但这些规定都显得欠缺强制性。比如说，在新《刑事诉讼法》之中，仅有一个法条规定了法院、检察院及公安机关可以展开社会调查。并且，其他法律规定也是用的“可以”，而并没有采用“应当”一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前在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规定中，强制性仍较缺乏[1]。正是因为缺乏强制性，使得社会调查的启动决定表露出较强的随意性，如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就未曾对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时间进行规定，致使启动时间随意性较大，如此一来就可能导致在实践社会调查制度的过程中，出现各种漏洞、问题。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非是提前到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而是为审查起诉阶段和法庭审理阶段，如此一来就会导致社会调查的时间不足，很可能无法将涉罪未成年人的感化点找到，缩减了涉罪未成年人的再教育时间，从而给涉罪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形成阻碍。
(二)社会调查主体不明确
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主体，在《刑事诉讼法》中有相关规定，可是由当事人展开自行调查，或是法院、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依职权启动。然而，对于真正实施调查的主体，在法律中并未得到明确，很多时候在司法实践过程之中，都是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或是共青团等社会组织展开调查。社会调查人员需要具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如教育学、心理学及法学等，而这些主体都缺少专业的培训，不能客观地评价未成年犯罪人。并且，正是因为这些人员未经过系统的培训、选拔，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因此，在社会调查实际开展的时候，受自身主观想法影响的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社会调查，其社会调查开展的时间也存在差异，有的地区自检察院公诉时展开社会调查，有的地区则是从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开始，还有部分地区的社会调查开始于人民法院审判以前。社会调查启动时间的不同，也就意味着各司法机关社会调查的目的不一致，如此，其势必有着不同的调查侧重点，进而就可能出现未成年人触犯了相同的罪名，但是其社会调查报告却有着较大出入，报告性质未实现统一，从而降低了最后的参考意义。
(三)异地社会调查较为困难
随着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愈加严峻，对未成人的感化和教育就变得十分关键。由于社会调查有着复杂的程序，需要到未成年人学校、家乡展开实地调查，而这将会花费一定时间，但我们知道审判是有期限的，就可能出现时间不充足的情况。尤其是有时候未成年人的家庭住址较为偏远，若是社会调查交由案件所管辖的法院进行，则可能会花费较多的财力、时间、物力及人力，但若是社会调查交由本地法院进行，由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缺乏，本地法院常常会因强制协助义务的缺乏，而出现调查不用心的情况，这时候就难以保障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效性。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把未成人社会调查制度作为强制性规定
很多地方司法工作人员之所以无法依法开展社会调查，就是因为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制度强制性不足。为了使未成年犯罪人的利益得以最大程度保护，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把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作为强制性规定，在发现调查人员展开社会调查的过程中不依法办事，就会面临着法律的处罚，进而使这项制度得以有效普及，帮助未成年人尽早完成改造[2]。与此同时，应尽可能提前对未成年人的社调查，进而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具体而言，社会调查应提前到公安机关的案件侦查阶段，由于最早接触案件的就是公安机关，他们会详细侦查案件，因而，能够直接了解案件的情况与未成年犯罪人被捕时的行为。此外，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展开社会调查的时间较为充足，因此，可以仔细调查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进而为后续的起诉与审判提供参考依据。
(二)注重社会调查主体的明确
须由专业人员展开社会调查，若是由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其因为监督乏力，可能会影响到调查报告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而若是由社会组织展开，则不能保证其专业能力。因此，为了确保是由专业人员进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应尽快建立起专业的社会调查机构或是培训出专业的社会调查队伍，如此一来，既可实现司法资源的节省，又能对司法工作人员自由裁量权做合理抑制，确保在司法调查中工作人员能够做到独立、中立。同时，专业人员在展开调查的时候，相较于非专业人员可以更好地完成重要信息地收集，并及时清理点没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客观评价未成年犯罪人，将未成年犯罪人和人相处的模式、社会经历等制作为相应的调查报告，以提供给法官更为合理的量刑依据，使未成年人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三)着手异地法院协助机制的建立
由于异地社会调查存在着较大的难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加快建立起异地法院协助机制，并着手不断完善。同时，在管辖法院向异地法院发出协助调查通知之时，就应积极展开相应的社会调查[3]。另外，当前我们已然进入到大数据时代，在这一时代下，应逐渐建立起未成年人个人社会调查信息共享机制。详细来讲，就是首次进行社会调查的法院，应完成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严格实行调查报告负责和全网共享机制，在管辖法院需要对同一未成年人进行再次社会调查的时候，就应借助大数据来对比分析原来的社会调查报告。
四、结语
总之，要想不断减少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应始终围绕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坚持“惩罚为辅，教育为主”的教育理念，以及“挽救、感化、教育”的教育方针。为实现这一点，我国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都展开了不断探索，且收获了一定成效，但需要承认仍有一些问题存在，需要不断优化、完善，如此才可健全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