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 鹏
建筑是一个社会的时代缩影，长沙的近现代建筑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技术、文化、思想的变革息息相关。建筑不仅为一门艺术，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审美价值，也为历史的见证，体现并参与推动社会的发展变迁。长沙近现代建筑比之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地，其规模现状、艺术价值都不能同日而语，然而其间所包含的历史事件，其历史述说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特定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城市在走向开放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地处内陆的长沙就是一个因绅民意识守旧，开放较晚，而使城市近代化启动受到延缓的城市。由于城市近代化启动的延缓，长沙没有赶上19世纪后期近代建筑建设起步的车，这一时期的长沙近代建筑几乎一片空白。
然而，城市中的各种意识形态是相互消长的。长沙绅民的变革求强“新思潮”随着民族灾难的日益加深而不断的发展着。另一方面，国耻带来的沉重负罪感和湘人原有的热忱救世观念以及强悍执著的性格特征相结合，又极大地激发了湘人的求变自强意识。于是长沙绅民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快速转变，在开明官吏的倡导下，终于形成一股势头强劲的变革维新思潮。在长沙维新运动中，激进的维新人士和湘绅除了在政治改革层面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外，在其他方面尚有一定的“共同话题”，包括:1)开智育才;2)文明拒外与移风易俗;3)劝业兴商。这些“共同话题”是当时长沙绅民文化心态的明显转变，对长沙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开启产生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而这三个方面体现到建筑上，就是教育建筑，殖民建筑和工商业建筑。
清政府于1901年开始实行“新政”。“兴学育才”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1902年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1906年废止了科举制度，统一了全国学制，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在这种形势下，长沙的近代学校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官办、民办和私办配合，大、中、小学衔接，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格局。
但这一历史时期，学校建筑发展缓慢，一部分仍然是利用旧式书院，例如省高等学堂。但由于外国洋式建筑的传入，书院建筑风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岳麓书院也曾出现过圆拱形窗。而私立及外资、教会学校由于创办之初规模较小，大都租借民宅。如周南女子学堂即辟长沙泰安里私宅的半边园林为校舍，明德学堂暂租借左文襄祠为校舍。美国雅礼会在中国创办的雅礼大学最先在长沙西牌楼租借民房。
1904年清政府宣布长沙开埠。日、美、英、德等国根据《长沙通商口岸租地章程》，在长沙城北门、西门外开设大量洋行、教堂、学校等。然而对比沿海、沿江各口岸，长沙商埠与以往约开口岸的显著区别在于租界内的工部、巡捕等项事宜归中国自办。华官对租界内工程、巡捕等事宜的“自办”，清政府在长沙商埠的主权和治权，较之其他约开商埠，相对得以体现。
故在文献记载上，也没有工程局，巡捕局的出现。另外这使得殖民者不可能强有力地控制租界地区，后来群众运动轻而易举的冲击与此不无关系。1910年“抢米风潮”中，当时长沙最早的一批西式教堂、学校、商行、领事馆等建筑几乎悉数焚毁。现存的近代建筑几乎全是1910年以后重建或新建的。在此之前的建筑没能留下实物，也难觅照片，成为长沙近代建筑史上的一个缺憾。
另一方面，在振兴实业，挽回利权思潮的推动下，长沙绅民创办近代工商业和改良各项工艺的热情大增。电报、轮船、铁路、矿务、水利、化学制造、枪弹制造、报馆等实业相继诞生。设厂的灵官渡一带仿洋建筑大兴，经济十分活跃。
由于地理方面的因素，开埠后的长沙，其经济地位虽有所上升，但亦仅为上海、汉口的卫星城市而已，只不过充当了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商埠网络体系的一个节点。这就是开埠后的长沙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定位，这也决定了长沙的近代建筑规模不可能达到汉口、上海等地的繁盛。
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成功，湖南立即响应，同年10月22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从此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长沙的发展又进入另一个时期。于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后，各国以安全为理由，建部分领事馆、洋行、别墅于水陆洲(橘子洲)上。洲上至今仍有长沙海关(新关)、美孚洋行、别墅等旧址。在风潮中被破坏的教堂也得到重建。随着长沙在全国省城中率先拆除城墙修环城马路(1914年～1917年)，设市政公所(1920年)，设市成立市政府(1933年)，城市建设在抗日战争前形成一个相对兴盛的时期。而其中学校建筑在这一时期扮演了主角。
教育的兴旺，直接带动了学校建筑的发展，而这一时期又是建筑思潮活跃，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碰撞，建筑是直接参与设计的时期。反映在学校建筑上，建筑风格多样，在同一所学校内亦是有所变化的，呈现出与以前发展缓慢的截然不同的特点。这期间有代表性的建筑有省立第一师范校舍(1911年～1914年，仿日本青山书院而建)、明德中学乐诚堂(1931年～1932年，周凤久主持设计施工，省内最早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湘雅医院病房楼(1918年，墨菲设计，1943年屋面被日军破坏，1946年加盖一层)、湖南大学二院(1926年，刘敦桢设计)、老图书馆(1927年～1933年，蔡泽奉设计，1938年4月毁于日机轰炸)、新图书馆、科学馆(1933年，蔡泽奉设计，1946年柳士英设计加层)、圣经学院(现省政府第三办公楼)、清华大学和平楼、民主楼(1936年～1937年，梁思成设计，原系国立清华大学拟南迁而修建的，现为中南大学教学楼)、工程馆(1947年，柳士英设计，后历经5年不断扩建，现为湖大教学北楼)、湖大大礼堂。
另外，省咨议局(1913年)、国货陈列馆(1922年～1933年，现中山路百货大厦)、中山堂(1930年)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公共建筑。其次，各种带有明显西式风格的大小公馆，也相继在省城内出现。工业建筑中，当时繁盛一时的裕湘纱厂大门，与当时武汉国门六厂、石家庄纺织厂的大门建筑规模以及结构一致，号称全国“三大门”。
1938年11月12日夜晚的长沙文夕大火震惊全国。“敌骑未至而先自焚，只是千年古城蒙受浩劫”，由于这是军队警察执行“焦土”抗战，有组织、有目的的焚毁，全城几乎成一片废墟，使长沙城内的近代建筑又遭受一次灭顶之灾。
城市本身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建筑，各个时期城市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社会思潮总是强有力的决定了当下的建设规模、建筑风格等等。百年过后，当我们踏过水润的麻石街，掠过斑驳的墙影，我们希望在这些历史建筑背后看到更多关于城市的历史，其实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历史。
由于几次大的历史变革(主要是“抢米风潮”、文夕大火、文化革命)，长沙近现代建筑破坏极其严重，几乎损失殆尽。现今保留下来的很多优秀建筑也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利用，长沙历史文化名城名大于实。现在，《长沙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出台和实施将有望大大改善近现代建筑的现状，扩大发挥文化历史建筑的意义。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自己的成长历史，这是独一无二的。参与其中的建筑的历史述说，对于人们认识城市文脉、文化传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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