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玉娟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家庭伦理剧概念界定
电视剧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其接收终端大部分以家庭为主，尤其以家庭中的女性为主，因此以家庭为接收对象，表现婚姻、家庭、亲情、爱情之间矛盾冲突和复杂纠葛的电视剧自然成为广为人知的电视类型。目前，就电视剧的类型来说还尚未形成以一贯之的概念界定方法和分类标准。对于家庭伦理题材的电视剧，学界依然存在不同的定义方式。本文将采用吕乐平《中国家庭伦理题材电视剧叙事艺术》中定义方式“以家庭为主要叙事场景，以家庭成员之间、亲属之间的关系和情感纠葛为主要表现内容，以揭示相关人物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的道德境界、文化价值观念为审美旨归的电视剧作品，这类作品常围绕孝悌、亲情、代际冲突、夫妻矛盾设置情境和人物关系，故事中包含着爱情与责任、情与法、欲与理、义与利等复杂的社会和人性内容，叙事上体现出鲜明的日常化特征。”[1]
(二)“娜拉”形象界定
娜拉形象出自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所着《玩偶之家》，娜拉出身于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为了丈夫和家庭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和生命。尽管她节省开支并努力在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之外努力挣钱贴补家用，但还是被人发现遭到威胁，也正是通过这件事，娜拉终于认清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泥娃娃”，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自己的人格从来没有独立过。于是，伤心欲绝的她最终选择决绝的抛弃丈夫和孩子，从虚伪的爱巢出走，“砰”的摔门而去。
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了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试图挣脱男性和家庭束缚，勇敢走出家庭，追求自由解放的娜拉式形象，电视剧也开始关注娜拉式女性命运，探索其人生历程。本文研究对象指向的是家庭伦理剧，其中娜拉形象与《玩偶之家》中娜拉原型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大不同，不再是冲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与男性中心文化的束缚，具有叛逆思想和主动出走行为，追求自由解放，用于独立女性意识的娜拉，而是那些处于在婚姻生活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家庭琐事和困扰，无法承受而被迫出走的女性。
二、新世纪大陆家庭伦理剧中“娜拉”形象景观
(一)家庭暴力而出走的“娜拉”
进入新世纪以来电视剧首次将家庭暴力这一社会上普遍存在却又不容忽视的问题带入公众视野中，让观众更加直观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002年播出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首次从婚姻暴力这一全新视角展现了当今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种种愿意带来的不确定性，反映出现代都市人生存的恐惧、压力、焦虑等，充斥着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剧中讲述医术高超的外科大夫与妻子梅湘南，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之间的故事。两人的结合本应会创造幸福美满的家庭，但由于丈夫安嘉和极端猜忌多疑、狭隘自私，偏执暴力的性格致使一段婚姻走向末路，最终也毁了自己的一生。
剧中的梅湘南就像屋子里摆设的金鱼一样柔软美丽而不自由，但是可迸发着旺盛的生命力，最初怀着对生活和爱情美好的期许走进婚姻，就像温暖灯光下快乐的金鱼，直到梅湘南绝望而恐惧，金鱼缸被打碎，彻底从幻想和期许中醒悟，逃脱婚姻牢笼。梅湘南这一角色始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性格特征，受尽折磨，百般侮辱后由忍耐、幻想到反抗、逃脱、斗争，最终成为成功出走的“娜拉”，寻求自我的心路历程，这不仅血淋淋的揭示了女性自身由于生理特性自然而来的软弱心路，更从其成长觉醒的过程中唤醒新时代女性自身的崛起，以及对不平等婚姻，尤其是家庭暴力的抵制和反抗。以梅湘南为代表的“娜拉”转变过程凸显了女性主体的自我关怀意识，运用艺术手段近乎真实的反映现代社会女性正在承受家庭暴力这一事实，被压抑许久的女性话语的主动言说，以期望能够用“出走”唤醒深受其害的女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反思。
(二)因婆媳矛盾出走的“娜拉”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渗透着对妇女的规训、约束和循环，相夫教子为妇道。婆婆作为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坚守者和传承者自然统领儿媳妇。然而，社会不断进步，女性主义思潮不断传播，接受现代教育、思想开放，时刻标榜自由的年轻女性逐渐与坚守传统道德规范的婆婆形成一种无形的对抗。文化差异、地域差异、背景差异以及生活习惯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其中最为尖锐的矛盾就来源于婆媳关系。因此，婆媳矛盾成为以家庭伦理为题材的电视剧中永恒的命题。
2007年热播的《双面胶》不止单纯的上演婆媳矛盾引发家庭大战的闹剧，而更重要的是指向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相互碰撞和摩擦所带来的深层问题。电视剧《双面胶》讲述了一个东北婆婆与上海媳妇之间的家庭悲剧故事，两个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女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势必会引发各种家庭闹剧甚至悲剧。当儿子被婆婆调教吐出“妈妈坏”三个字时，再也无法忍受的儿媳丽鹃出言赶走婆婆，言辞失控的她激怒了亚平，失去理智的亚平将拳头砸向了妻子，一家人彻底分开。这一切根源来自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思想价值的碰撞，更来自与南北地域文化相互摩擦。类似这种因家庭矛盾走出婚姻的女性形象还有 《新结婚时代》里的顾小西、《中国家庭》中的米佳；《当婆婆遇上妈》罗佳等。此外，《婆婆来了》、《门第》等一系列当代婚恋题材的家庭伦理剧选取了由城乡差别引发婆媳矛盾或夫妻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为叙事题材，对典型背景下的婚姻生活做了诸多探讨，透视并揭露了婚姻失败，导致“娜拉”出走的重要因素——社会文化。另一方面的因素就是儿子长大成人结婚生子，自立门户，婆婆不再是新家庭的主导者，她时刻充满着危机感和失落感，同时随着媳妇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拥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不再言听计从，反而要求与丈夫平等相处，这是老一辈婆婆所不能容忍的现象。全新的婆媳关系和家庭模式中，因教育背景差距、生活习惯不同、地域文化差异、价值观不同等都会引发不可调和的家庭矛盾，致使拥有独立意识女性离开家庭，成为全新的出走的“娜拉”。
(三)“第三者”插足，承受背叛伤痛的“娜拉”
90年代以后，大陆电视剧开始携带婚外恋和第三者话题浮出水面，因其较强的戏剧冲突和贴近生活的现实性自然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题材，也是电视剧创作者提高收视率的重要保障，于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家庭伦理剧开始出现大量探索爱情和婚姻对立冲突情况下男女之间的矛盾与困惑。从1998年《牵手》开始婚外恋题材中第三者以正面形象首次出现荧屏之上后，大量婚外恋主题或者涉及婚外恋话题的电视剧开始接踵而来，比如《结婚十年》、《中国式离婚》、《蜗居》、《回家的诱惑》、《贤妻》、《大丈夫》等，试图挖掘女性所经历苦痛挣扎和情感抉择，行走在爱与痛的边缘的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最终归宿，是离开出走，成为勇敢叛逆的“娜拉”还是痛苦回归，消极沉沦。
《中国式离婚》中的娟子在怀有7个月身孕的时候发现了丈夫的背叛行为，遭遇身心背叛的娟子毅然决然的做了引产离开刘东北选择离婚。《回家的诱惑》中的林品如是遭遇丈夫背叛、第三者插足后走出婚姻，自强自立的典型“娜拉”女性代表。《贤妻》中的韩大芸与林品如有着相同的际遇，遭遇了婚姻背叛的打击。于是带着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坚强的独自活下去，并历经艰辛创办公司，成为事业成功的新女性。《生活启示录》中开朗率真的于小强，七年之痒终究没有抵挡住公司漂亮妖娆的女同事对丈夫的诱惑，发现怀孕后毅然决然的选择离婚，并在人生最低谷时邂逅了比自己小6岁的电脑工程师，同甘共苦开启了全新而美好的生活。《大丈夫》中的顾晓岩本是建筑系研究生，结婚后业安心当起家庭主妇，面对一成不变的妻子，丈夫心生厌倦与公司美女发生了情感。顾晓岩得知后愤怒的提出离婚，但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最终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这类因丈夫背叛，第三者插足而选择离婚的“娜拉”式女性从彷徨中勇敢走出，重新找到自我价值，摆脱了对丈夫、对家庭的依赖，从中看到理智、独立、自尊自爱。
(四)处于事业与家庭矛盾下的“娜拉”
“女人从没有形成过一个等级，平等地与男性等级进行交换、订立契约。男人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社会生产者。女人则在疲于生殖和家务的奔波中无法保障她获得同等的尊严。”[2]。新世纪越来越多的高学历的女性拥有更多工作机会，逐渐实现经济方面的独立，相应的赢得了家庭经济和重大事件的决策权，在价值理念、思想观念、生活习惯、消费方式等方面与传统女性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她们同时扮演家庭和社会双重角色，肩负来自家庭社会的双重压力，徘徊在传统和现代女性角色之间，不免顾此失彼。当事业与家庭不能完美兼顾时，就会面临“回归”和“出走”的艰难抉择。一人分饰多角倍感迷茫、疲惫和焦虑，由此便产生种种矛盾冲突。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浸染的女性在面临家庭和事业两难选择时，大部分会退守到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的位置上，极少数女性以自我价值实现、追求事业成功为人生目标，那幺家庭伦理剧中对此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数量上也会相对较少，大部分家庭伦理剧中在塑造为事业而出走的“娜拉”时并不是指她们真正意义上的离开家庭，选择离婚，而是不再单纯相夫教子，选择进入职场，建功立业。
《辣妈正传》中的26岁的夏冰本来还想再过几年单身生活，却因怀孕和男友步入婚姻殿堂，婚后的生活远没有夏冰想的那幺简单。在面对生活种种琐事，事业与家庭很难兼顾，怀孕、升职加薪事事艰难时也坚持选择进入职场，磨练自我。《婚姻保卫战》中大部分女性都是集姿色、知识、资本为一身的“3Z”女性，受过高等教育、有理想有事业，希望靠自己的能力在职场中独当一面，这是现代社会中全新形式的“出走”。新女性作为全新出走的“娜拉”们的人生追求不只局限在丈夫、男人、孩子身上，而是用于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把职业看作自己人生的事业。家庭伦理剧中塑造这些女强人式的“娜拉”更多注重其经济能力的独立，但是要真正实现女性自我全面自由发展以及实现女性全面平的解放，还需要女性精神、人格、思想的独立，所以家庭伦理剧仍然需要更加独立自强的全新“娜拉”。
(五)因子女问题出走的娜拉
子女问题不仅指对子女教育观念产生的分歧，还有生育观念的不同。首先从生育观念来看，古人常说“百善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对传统孝道非常重视，传宗接代，延绵子嗣是传统社会中女性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务。但是80后出生的女性，对于生儿育女、教育下一代的看法和观念受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无形中导致上一辈人的不满以及更多家庭矛盾的出现。比如《夫妻那些事儿》中的事业心极强的林君，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想通过试管婴儿为唐家生一个孩子，但胚胎不幸夭折，自己也被告知以后几乎不可能生育。绝望的林君觉得自己愧对唐鹏和父母，毅然选择离婚。《中国家庭》中由于米佳身体原因不能生育而引起婆婆极大不满，难以承受身心压力的米佳也不得不选择离开深爱着的丈夫，到最终生下被掉包的男孩才被同意复婚。这一类因自身身体原因或者主观意愿不能生育儿女而被迫出走的“娜拉”依然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压制，女性首先是人，其次是女人，无论何时都有选择生育或者不生育的权利，不能因为某些主观或者客观原因就否定她们存在的意义，而这类被迫出走的“娜拉”式女性选择逆来顺受，从她们的选择和回归中没有看到鲜明、独立、自由的女性意识。
子女问题引发家庭矛盾最多的原因还是由于夫妻或者婆媳教育观念的不同，尤其不同成长环境下的两代人教育观念存在很大的分歧。2015年热播的《虎妈猫爸》将问题聚焦在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教育问题，真实再现了“择校热”、“隔代亲”、“学区房”、东西方教育观念的不同等热点话题，以及强势妈妈、弱势爸爸、高傲奶奶和霸道姥爷之间发生的冲突和纠葛。电视剧《虎妈猫爸》中的毕胜男始终带有女性主义倾向，是面对教育观念冲突 敢于选择出走的“娜拉”，明显的表现了女性自立意识，从对女儿的教育和家庭困境的多重考验中向观众传递出一个女性需要自我、需要独立、需要自由，而不是依附家庭、依附男性的重要观念。
三、对新世纪大陆家庭伦理剧中“娜拉”形象塑造的思考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电视剧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是电视剧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电视剧就人物形象塑造往往来源于生活，以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为原型加以艺术化的手段进行加工处理。克拉考尔在着作《电影的本性》中说道“电视按其本性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与我们周围的时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亲近性，具体的生活是电视的粮食”[3]所以，电视荧屏仿佛一面镜子，观众从中看到的一切似乎都是真实可靠的、自然平常的，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纵观新世纪以来大陆家庭伦理剧中对“娜拉”式这一类女性的塑造研究发现女性本应有的真实性格、权利和利益并没有得到真实且全面的反映。也就是说家庭伦理剧在对“娜拉”女性进行构建时存在着不完全呈现的缺憾，大多都是因外界因素被迫出走，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涉及到理性的、主动的或者冷静出走的“娜拉”。另外，出走后的“娜拉”大多重新回归家庭，家人欢聚，皆大欢喜，虚幻的大团圆结局看起来不真实、不自然、不符合人物命运和性格发展和自然逻辑。无论是对“娜拉”式女性性格塑造还是心路历程的呈现都达不到良好的戏剧效果。
四、结语
我们从家庭伦理剧中作为特殊群体存在的“娜拉”身上依稀看到了女性冲破传统伦理桎梏，走出家门，走向独立自强的身影，但事实上她们依然没有改变被消费、被观赏、被改写的命运和现实。“娜拉”们沉沦于多姿多彩的镜像世界中风姿绰约，反而使得男权意识和男性中心话语隐藏的更加深入。即使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为“娜拉”等女性带来更多解放与发展，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较之以前属于“娜拉”们的天空和话语权更为广阔，但是从某种程度来看，真正自由和平等的天空依然低矮阴沉。因此，我们理想中电视剧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应当坚持中华民族所赋予女性的优秀品德的同时，看到时代发展带给她们的新的意义，创作出极具精神魅力、自尊自爱、自强独立、多姿多彩的散发光芒的女性，为家庭伦理剧增添积极向上的色彩。
[1]吕乐平.中国家庭伦理题材电视剧的叙事艺术[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年8 月第一版.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04.
[3]德·克拉考尔.电视本性[M].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