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戊戌变法前的舆论思想
1895年，年仅22岁的梁启超尚无系统的舆论思想，但对近代报刊的舆论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1]1895年科举考试结束后，他渐渐地意识到清朝式微，只有改革才能改变国情。除了政治改革，还必须开启民智，鼓动民心。接触了一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梁启超对报纸寄予了厚望，“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2]。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舆论思想主要停留在办报方面，核心是将报纸作为沟通的工具。他认为想要改变清朝当时上下内外沟通不顺畅的状况，就需要办报，所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3]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还提出了报纸具有“耳目喉舌”的功能，即报纸就如耳目喉舌一般，成为一国之主与普通臣民上下之间的沟通渠道。
梁启超在此阶段就已经认识到了舆论的力量。这体现出新兴资产阶级对新事物敏锐的嗅觉，同时也暗含了期望参与国家政治、谋求民主的朦胧愿望。
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认为国民参与政治、监督政府，可以减少当权者的专制性和随意性；政府政策的实施也必须由民众的舆论所发，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舆论应当处于国家的基础性地位，而一般民众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应当处于决定性地位。
二、戊戌变法后的舆论思想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经历了生死浩劫之后，梁启超的文风愈发变得奔放，主张也开始变得激烈。随着办报实践的深入，以及在日本所见的舆论的兴盛，使得梁启超的舆论思想逐渐清晰成熟起来。20世纪10年代，梁启超已形成了系统的舆论观。“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4]他认为舆论就是“公意”，是公众的意见，且是公开表达的意见。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的主要舆论观点有以下几点：(1)“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提出“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5]在这里，舆论监督的概念被梁启超明确指出，他认为报馆与政府的地位是平等的，二者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对于“向导国民”，梁启超则提出了“浸润”与“煽动”两种宣传方式。(2)“健全舆论”：梁启超认为舆论是一种隐形的势力，但同时他又认为消极的舆论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力，因此提倡积极的舆论，即“健全舆论”。(3)从“舆论之仆”到“舆论之主”：出于回国考虑，梁启超开始讨好当时掌权的袁世凯，提出当权者要成为“舆论之主”。从“仆”到“主”实是一种倒退，但“舆论之主”的目的也包含了统治者要领导积极言论，从而促进民主、领导民意，由此可见梁启超对民意的重视一如既往，并没有改变。
三、变化原因简析
社会环境：戊戌变法前，社会上开始出现由新兴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引导的风气，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梁启超自然会受到其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来到日本，不仅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世界，而且还更加广泛地涉猎了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此外，他还经常与革命党人接触，受到了革命派思想的影响。这也为他后来舆论思想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政局变动：戊戌变法前，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政治力量悬殊，只能选择较为温和的改良方式。而且，维新派仍对皇帝抱有幻想。因此，梁启超的舆论思想也不敢过于偏激。变法失败后，守旧派的嘴脸一览无余，梁启超的态度也随之变得强硬。之后清政府倒台，民主共和成为主流，梁启超合时宜地提出了舆论监督的观点，这与民主政治的思想是吻合的。至于从“舆论之仆”到“舆论之主”的变化，则是与袁世凯有关。前文已提到，此时国内正由袁世凯主政，梁启超沦落在外，想要回国就必须依靠袁的力量。
个人经历：戊戌变法前，梁启超作为一个接受传统教育，后又接触西方思想的青年，面对国内现状和提出的改革要求时，极易激动。因此这一时期他的舆论思想多主张改革和开启民智。报刊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是新兴的事物，所以这一阶段，他着重在研究并利用报刊的舆论宣传功能来推动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的理想破灭，甚至生命也受到了威胁。流亡日本以后，经历了磨难的他思想更加地成熟，痛定思痛地思考报刊与政府的关系，提出了舆论监督等较为成熟的观点。
四、结语
梁启超作为晚清青年的杰出代表，在他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缩影，从其舆论思想的变化也可看出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历史的起伏发展。梁启超总在不断地总结和进步之中，为舆论史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可以说梁启超的舆论观和他个人一样，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不断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史媛媛.梁启超与中国社会舆论的近代转型[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4(1)：113-118.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M].三联出版社，1960.
[5]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上集[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