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琳 楚蒙恩
1.桂林旅游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2.上海隐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 201402
引言
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所在，它反映了个人对国家由衷的热爱和忠诚之心，对外表现为热爱祖国的言行举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内在动力。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在我国的高校教育中一直处于基础核心地位，各教育主体也一直在积极尝试更符合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但时效性较差、内容稍显空洞、形式不够多样、培育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仍然存在。而红色研学旅游作为新时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形式，在研学旅行中融入红色元素，将体验感受和价值引导有机结合，坚持爱国主义教育方向，强化立德树人，寓德于教，寓教于乐，受到了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越来越多的关注。
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将红色旅游确定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之后，《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界定1840年以来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旅游地点属广义红色旅游的范畴，而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所形成的红色遗迹和纪念物更符合大众对红色旅游的认知。
近年来，红色旅游在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双重推动下迅猛发展，已成为中国旅游产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红色旅游文化内涵丰富，既有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有抵御外族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文化，革命旧址、历史遗址、革命英雄祭奠场所、自然及文化遗产、博物馆等不同形式的红色旅游载体存量庞大、数量众多，对旅游者的教育作用各有侧重。当代大学生或是出于自愿自发，或是在学校的统一组织之下，前往红色旅游目的地开展游览观光、参与体验、学习研讨等多种形式的研学旅游活动，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的要求。
红色研学旅游在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情教育上具有特殊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指出，要加强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但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学者们大多围绕着红色研学旅游目的地建设、红色研学旅游的文化价值和开展途径进行经验总结，对于红色研学旅游具体的教育效果缺乏量化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从大学生红色研学旅游动机、感知价值、红色研学旅游行为意向、爱国情怀、爱国行为意向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出发，构建研究模型，以桂林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希望能进一步明确红色研学旅游的教育效果，为各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动机作为促使人们产生某种特定行为的驱动因素，受到了旅游领域学者们的关注。一般认为，旅游者参加旅游活动的意愿来自于旅游动机的内部驱动力和外部因素的拉动作用。而感知价值作为旅游研究中同样被广泛关注的概念，反映了游客基于主观性认知对获得利益与付出成本之间权衡比较的结果。当旅游者拥有的旅游动机越强，主动获得知识、参与体验，进而获得自身想要的感知价值的意愿就越强。行为意向则是旅游者对未来要采取某种行为的倾向，分为积极意向和消极意向，其中积极意向多表现为正面评价、主动推荐、重复购买、更多交易和支付额外费用。经典的游客态度形成模型中，游客的动机影响着态度，而态度包括了情感、认知和行为意向，且不同的动机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存在差异。而在旅游领域，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旅游者的感知价值是行为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我国，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融入教育元素，让旅游者在游玩、体验的过程中提升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国家的认同，由此形成了红色研学旅游这一形式。作为一种深度的文化旅游业态，红色研学旅游具有突出的地域性、文化性和体验性。相关学者归纳红色旅游的动机时，都提到了增长知识、科考修学、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缅怀先烈等研学元素。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范春春证明了红色旅游动机对感知价值有显着影响。宁志丹以湘潭市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参与研学旅行的因素主要取决于参与动机及面临的制约因素。张曦构建了青原区红色研学旅行的游客满意度模型，认为游客期望、感知质量、感知价值与游客满意度、游客行为意向之间存在影响。何琳等以嘉兴南湖景区为例，从游客感知价值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要提升游客满意度，红色旅游景区应从加强红色文化知识教育等方面做出改善。
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红色研学旅游动机对感知价值有显着正向影响；
H2：红色研学旅游动机对红色研学旅游行为意向有显着正向影响；
H3：感知价值对红色研学旅游行为意向有显着正向影响。
爱国情怀，即爱国主义情感，是人们对待自己祖国和人民的一种崇高的、深厚的、复杂的主观情感体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是爱国情怀最基本的内容，这种情感是基于人们对祖国价值的全面认同而产生的一种肯定性心理倾向，涉及到祖国的一切要素。爱国行为则是爱国情怀具体化、外在化的现实表现，是爱国主体基于对国家的客观认知及深厚情感所采取的一种可见性的行为选择。研究认为：爱国主义首先表现为直观朴素的爱国情感，后逐渐沉淀为自觉理智的爱国精神，进而外在为持久坚定的爱国行为。
当代大学生作为影响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群体，其爱国情怀的形成对于国家和民族具有深远意义。研究显示，影响大学生爱国情怀的因素复杂多元，从外因来说，多数学者将其归纳为社会、学校、家庭、个体四方面，且特别关注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网络背景等因素对大学生爱国行为的影响。为了响应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全面、深入、持久、生动”的发展建议，学者们尝试着将红色旅游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将红色旅游资源作为高校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发展红色研学旅游。参与过程中，大学生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红色文化知识，增强民族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树立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其获得的感知价值越高，爱国情怀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王金伟等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对青年红色旅游出游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爱国主义行为对红色旅游出游意愿有显着影响。
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感知价值对爱国情怀有显着正向影响；
H5：爱国情怀对爱国行为意向有显着正向影响；
H6：红色研学旅游行为意向对爱国行为意向有显着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与设计，得到本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 1）。
图1 概念模型
二 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借鉴相关学者对旅游动机、感知价值的测量量表，结合前述研究假设，在征求相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含有24个题项的测量量表，其中，反映动机变量的6项，反映感知价值、爱国情怀及爱国行为意向变量的各5项，反映红色研学旅游行为意向的3项。量表使用五点式李克特量表，其中1、2、3、4、5 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基本同意”“完全同意”。问卷另设有7个题项用于了解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旅游行为习惯，包括性别、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红色研学旅游经验等。
（二）数据收集
桂林，除闻名天下的山水景观，也有着深刻的红色记忆。作为广西重要的高校聚集区，桂林超过25万人的在校大学生规模，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因此，笔者选择桂林的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线下与网络相结合的调查方式进行了数据收集。
首先，于2021年3月开展了问卷预调查，用于检验问卷各题项的信度与效度及此问卷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共发放65份问卷，得到有效问卷50份。经信度、效度及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所有量表维度题项的有效度和可信度都符合要求，经文字表述的规范后调查问卷可以正式发放。于是，笔者于2021年4月，在桂林旅游学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高校开展了线下抽样调查，加上线上问卷，最终回收问卷265份，除去无效问卷，获得有效问卷220份，有效率为83%。
三 数据分析
（一）样本概况
调查样本中，女生占比55%，男生占比45%；在校本科生占66.4%，另有26.8%的在校专科生和6.8%在校研究生，基本覆盖了在校大学生的不同类型。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预备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占到了38.6%，共青团员占比56.8%，群众则占比4.4%，具有一定的群体差异。另外，受访者中参加过红色研学旅游的人数占比48.6%，其对红色研学旅游的了解主要来自高校思想教育、学校活动和网络等途径。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题项参数的显着性可通过非标准化估计值体现，标准化载荷量超过0.6就可将该题项保留，SMC表示测量题项的信度，CR值表示各维度的组合信度。测算结果显示，所有标准化载荷量均大于0.6，所有题项得以保留。SMC值均大于0.36的最低标准值，CR值都在0.8以上，大于0.7的最低标准，说明量表中各题项具有足够的信度和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AVE值表示收敛效度，其结果都高于0.5的最低标准值，说明量表各变量维度之间具有合适的收敛效度（见表1）。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模型的拟合度方面，X/df也就是模型的卡方值为2.260，处于1-3之间的理想值；RESEA为0.076，小于 0.08的标准值，适配度理想；GFI、CFI、IFI和 TLI值分别为 0.815、0.933、0.933 和 0.925，除了GFI小于0.9外，其余各项都高于0.9的适配理想值。而GFI值虽然小于0.9，但0.815的结果也是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的。综合来看，模型的整体适配良好，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三）路径分析
路径分析是对变量间相关程度的一种分析方法，路径系数及其相关程度的反映值。如果路径系数为正值则表明变量之间是起到正向影响作用的，如果路径系数为负值则表明变量之间是起到反向影响作用的，且路径系数数值越大，表明对变量的影响力越大。最终测算结果除假设H2外，其他假设均成立（见表 2）。
表2 路径分析
四 讨论
本研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当代大学生红色研学旅游动机、感知价值、红色研学旅游行为意向、爱国情怀、爱国行为意向等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红色研学旅游动机对感知价值具有显着影响，但对红色研学旅游行为意向不存在直接影响。当代大学生想要通过红色研学旅游来了解革命历史、现场感受革命精神、提升自身爱国情感的动机越强，其最终获得的感知价值就越高。但是，受当前研学旅游发展模式的局限，大多数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的模式雷同，与课堂教学的契合度不高，内容与呈现方式无法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很多萌生了红色研学旅游动机的大学生缺少付诸行动的动力。
其次，感知价值是影响红色研学旅游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只有通过感知价值，即当代大学生充分认识到红色研学旅游对个人成长的积极作用，才有可能产生红色研学旅游的行为意向。因此，为提升大学生对红色研学旅游的价值认同，进而有效推动其实际参与红色研学旅游活动，相关红色旅游目的地需要转变传统的信息输出模式，结合热点话题，创新表述方式，更多挖掘展现红色历史中的感人故事。
最后，感知价值对爱国情怀有显着正向影响，而爱国情怀对爱国行为意向也存在影响。这表明，红色研学旅游所传播的红色基因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当代大学生在了解革命历史、学习红色文化、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可以更深入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从而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和国家归属感、认同感，并转化为具体可行的爱国行为。这一过程，正好实现了红色研学旅游在高校教育中的价值最大化。另外，红色研学旅游行为意向对爱国行为意向具有一定影响。这一研究结论说明了关联行为的一致性倾向，也验证了王金伟等人的相关研究结论，即爱国主义行为与红色旅游出游意愿间存在影响。
五 结语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有待未来探索。首先，在样本选择上，仅对桂林市在校大学生进行了抽样，使得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不强，未来还需要在更大范围对模型展开验证。其次，本研究仅对提出的假设做了简单验证，对于感知价值在红色研学旅游动机与行为意向间的具体中介效应还有待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