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琳++曹际龙
摘 要：本文以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和解决社会体育指导员现阶段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出发点，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来找出相对应的解决措施。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结构情况来探讨社会体育指导员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构建了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对体育参与和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模型，分析了体育参与在社会体育指导员各维度和体育产业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并运用了结构方程软件AMOS7.0进行验证。
关键词：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产业；体育参与；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G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11-101-8
0 引言
现阶段我国的体育产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据调查显示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真正服务于全民健身的却又少之又少，这样就直接阻碍了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同时对体育产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验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和结构对人们体育参与影响力度的大小，从而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发展方向提供借鉴，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帮助。
1 概念的界定及发展现状
1.1 社会体育指导员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指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部队体育以外的群众体育活动中从事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1]关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现状陈立农将其归纳如下：数量多但是质量不高，各级指导员年龄偏高；指导员结构不合理；文化水平偏低；平时指导时间较短；培训形式不够规范，内容不够科学；相关法规不够完善等。
1.2 体育产业
关于体育产业的概念学术界探讨争论了多年至今仍然没有统一。卢元稹认为，体育产业是指与体育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部门的总和，是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同一类经济部门的总和，包括了体育的用品与服务两个部分[2]。杨涛（2009）的研究中指出，体育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体育、休闲娱乐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产业，它属于享受和发展层面的需求，是一种利用体育自身的功能及辐射作用为人类和社会创造价值的产业，分为体育的主体产业（ 包括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教育培训业等）； 体育的相关产业（ 包括体育用品业、体育的服装生产与销售业、体育建筑业等）[3]。
西宗凤、楼小飞、黄海燕在《论我国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的辩证关系》一文中提到：广义的体育产业是“体育生产经营和服务的行业，即体育行业”；狭义的体育产业是指“从事体育生产、经营和服务的企业的集合，它的基本特征是盈利”。[4]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体育产业是以体育资源为基础，体育活动为载体来向社会输出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的总和。
2 社会体育指导员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实证研究
体育产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经济水平、文化素养、爱好习惯等，本论文主要研究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社会体育指导员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运用结构方程来进行社会体育指导员对体育产业发展影响的路径分析。根据本研究思路，提出研究假设。
2.1 研究假设
2.1.1 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对居民体育参与的影响
我国社区体育发展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少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引导，缺乏锻炼的动力和积极性，使得自我锻炼缺乏专业性，因此培养更多适应社区体育发展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出来，对带动群众健身的积极性、提升健身的科学性、增强健身兴趣，创设积极健身分为有较好的影响力。
据此提出假设H1：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正向影响居民的体育参与。
2.1.2 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对居民体育参与的影响
社会体育指导员缺少类别的划分，不能满足不同年龄、行业和不同层次人们的需求，指导范围低等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居民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和动力。另外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水平和指导频率同样会对社区居民体育锻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据此提出假设H2：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正向影响居民的体育参与。
2.1.3 体育参与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
提高消费水平和体育的参与率是推动我国全民健身计划有效实施的内在要求，同样也是繁荣体育市场，促进体育产业更好更快发展的基础。体育产业的发展与壮大有赖于体育消费市场的开发和培育，不断扩大和不断创新的消费需求才是体育产业持续和稳定发展的动力。
据此提出体育假设H3：居民体育参与正向影响体育产业发展。
2.1.4 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大众体育工作的重要支撑力量，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无偿性、高质量的服务为体育活动的开展降低了运营成本，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林骅（2014）的研究中提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以及质量在社会体育活动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此提出假设H4：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正向影响体育产业的发展。
2.2 概念模型
根据上述部分理论依据、前人的研究设计和相关的文献研究成果，构建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对体育产业发展影响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在该概念模型中，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指导员结构以作为自变量，将居民体育参与作为中介变量，将体育产业发展作为因变量。
2.3 量表开发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主要涉及模型中变量的测量，所有项目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完全不同意为1分；不同意为2分；不清楚3分；比较同意为4分；非常同意为5分。问卷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指导员结构、体育参与以及体育产业发展的量表主要通过访谈讨论获得。最后请四位专家对问卷内容效度进行评价，专家一致认为量表内容能反映所测变量，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最后形成量表如表1所示。
本研究调查分为预调查和正式调查。预调查对成都市成华区圣灯街道体育锻炼者发放问卷30份，回收26份，对回收问卷进行分析讨论和修订。本研究的正式调查对象四川省成都市、绵阳市、德阳市、宜宾市、雅安市、南充市、达州市、攀枝花市社区的体育锻炼爱好者，选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展开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实际回收742份，回收率为92.7%。剔除问卷填答不完整、漏填以及非认真填写的问卷14份，得到有效问卷728份，有效回收率为91%。
另对本次调查对象对各个题项满意程度进行了简单的同意程度如表2所示。
2.4 对问卷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ronbach α系数来检验问卷的信度，Cronbach α系数等于一个测验的所有可能的分半信度的平均值。通常认为一个等于或者小于0.6的值通常代表令人不满意的内部一致性，0.7-0.8代表量表需要进行修订，但是也可以勉强接受，在0.8以上表示可以接受，在0.9以上表示量表的信度极佳。Cronbach α值越大表示信度越高，Cronbach α系数介于0.7小0.80之间比较好，介于0.80-0.90之间非常好。由表3、表4可知问卷中量表的Cronbach α均大于0.8说明问卷的项目设计稳定，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2.5 对问卷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问卷的结构效度。样本数据究竟适不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首先对量表做了KMO测度和巴特利球体检验，根据检验结构然后再判断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测度统计量的作用是探查变量之间的偏相关性，取值范围是0-1，取值结果越接近1表示越适合做因子分析。按照惯例当KMO测度取值在0.9以上表示非常适合，在0.8-0.9之间表示适合。另外在进行因子分析时样本量与题项数的比应在5：1以上，理想的样本量应为变量数的10-25倍，本研究的题项数为6，有效样本量为728，故样本量符合要求。
2.5.1 对自变量因子分析和结构效度检验
①KMO测度和Bartlett氏球体检验所得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样本KMO值为0.839，说明该组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氏球体检验的X2统计值的显着性概率为0.000，球形假设被拒绝，说明样本变量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比较适合采用因子分析。综合KMO检验与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可知本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②因子提取。本研究选择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根大于1作为选择公因子数量的标准。根据总体方差分解表和碎石图，共有两项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此两项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6.341%，符合要求。因此试提取两个公因子，总体方差分解表为表6，碎石图为图2。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③因子旋转与命名。本研究因子旋转采用正交旋转法（也称方差最大旋转法）。在选择测量项目时，均已因子载荷值大小作为保留和删除该项目的标准。当因子的载荷值小于0.3的时候则删除该因子，因为该变量变异的解释度小于10%。
如表7所示，因子的载荷值都在0.6以上，非常符合研究的要求，并且没有任何需要删除的项目。其中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的语句均表现在自身的维度上，没有出现相互交叉的现象，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得出的因子与量表开发时所设计的一致，为此直接采用初始的变量命名因子，即因子一命名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因子二命名为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旋转在3次迭代后收敛。
2.5.2 对中介变量及因变量因子分析和结构效度检验
①KMO测度和Bartlett氏球体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由表8可知样本KMO值为0.878，说明该组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氏球体检验的X2统计值的显着性概率为0.000，球形假设被拒绝，说明变量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KMO检验与Bartlett球形检验均表示本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②因子提取。本研究选择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根大于1作为选择公因子数量的标准。根据总体方差分解表和碎石图，共有两项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此两项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2.148%，符合要求。因此试提取两个公因子，总体方差分解表为表9，碎石图为图3。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旋转在3次迭代后收敛。
通过表10可知，采用正交旋转法进行旋转，旋转后发现因子的载荷都在0.6以上，符合研究的要求，没有任何需要删除的项目。并且体育参与和体育产业发展各自的语句都表现在自身的维度上，没有相互交叉的现象，说明了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所得因子与开发量表是的设计一致，因此直接采用设计时所确定的初始变量名称，将Q9、Q10、Q11、Q12归结为第三个因子即体育参与，将Q13、Q14、Q15Q16、归结为第四个因子即体育产业发展。
3 模型验证
结构方程具有两大功能，一是验证性功能，即可以反映出理论性模型和实际数据是否拟合良好；二是描述性功能，即可以观察多个连续变量的关联情形。因此利用结构方程验证社会体育指导员多种因素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较为合适。
3.1 模型拟合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情况，衡量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和结构对体育参与和体育产业发展影响效应的大小，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运用AMOS7.0将模型与数据拟合，同时结合相关指数来检验拟合效果，如下图4所示。
本次模型的适配程度见表11：
由表11可知，本研究的结构模型指数都表明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与样本据的拟合度较好，因此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假设检验是可行的。
3.2 参数估计及显着性检验
本研究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如表12所示。社会体育指导数量、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体育参与和体育产业发展四个因素的负荷值均在0.694-0.955之间，这就表示所有指标变量被四个因素所解释的方差较多，模型的适配度非常良好。
表12中各个参数的显着性指数除指导员结构对体育产业路径参数外，所有参数的临界比值（即表中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P值均小于0.01，从而表示回归路径系数不显着等于0，即除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对体育产业发展及对应的路径系数外，其他路径系数都是显着的。
根据表13，并结合以上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果：
①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与体育参与的路径系数为0.464，在0.001的水平上很显着，说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对居民的体育参与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其他因素固定的情况下，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的体育参与就平均增加0.464个单位，即足够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能够促进居民的体育参与程度，因此假设H1成立。
②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与体育参与的路径系数为0.619，在0.001的水平上很显着，说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结构对居民的体育参与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其他因素固定的情况下，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的体育参与就平均增加0.619个单位，即合理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能够促进居民的体育参与程度，因此假设H2成立。
③居民体育参与和体育产业发展的路径系数为0.472，在0.001的水平上很显着，说明体育参与对体育产业发展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其他因素固定的情况下，体育参与每增加一个单位，体育产业发展就平均增加0.472个单位，即居民体育参与度的提高能够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因此假设H3成立。
④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与体育产业发展的路径系数为0.442，在0.001的水平上很显着，说明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对体育产业发展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其他因素固定的情况下，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体育产业发展就平均增加0.442个单位，即足够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能够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因此假设H4成立。（图14）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四川省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及两者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并以社会体育指导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干预为出发点设置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对体育产业发展影响”的测量量表，检验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对体育需求的影响力度，同时也检验了体育参与对体育产业发展的促进机制。
进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①居民对体育参与的评价较高，但是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结构情况评价较低，以上情况说明目前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供不应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年龄、性别指导项目等不合理，满足不了社会群体多层次的体育需求。
②通过调查发现，对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均有近30%甚至超过30%的人群选择了“不清楚、中立”选项，这就说明四川省有很多社区对社会体育指导的信息情况没有公开宣传或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方式不正确，导致大部分居民对自己所在社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情况不甚了解。
③通过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可知，社会体育指导数量、社会体育指导结构均对居民的体育参与有正向影响，同时体育参与对体育产业的发展有正向的影响关系。其中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结构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力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
④社会体育指导员通过影响居民的体育参与进而间接影响体育产业的发展，即体育参与在社会体育指导员和体育产业发展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同时社会体育指导员在一定的程度上也直接影响体育产业的发展。
4.2 建议
4.2.1 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实行的等级制度，但在实际运用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认为，可根据群体的健身类别将社会体育指导员分为健身健美类、休闲娱乐类、竞技体育类、体育保健类；也可依照锻炼群体将社会体育指导员分为老年体育类、中年体育类、青少年体育类、妇女体育类等不同类型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更好地满足社会群体不同层次的体育指导需求，使体育产业的结构日趋合理，促进体育产业向更健康快速的方向发展。
4.2.2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
现阶段，我国社会体育指导人员主要由高校专业学生和社会体育爱好者组成。高校专业学生是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增长的主要人群，而真正承担指导工作的大部分是社会体育爱好者。
因此，应优先培训那些能够直接对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和指导的群体，可按社区人口比例、社区文化特色、城市人口健康发展目标等多层面多目标的开展社会体育指导人员的培训，让其在思想素质和专业素质都得以提升。
4.2.3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
我国现有200多所高校开设了社会体育专业，该专业大部分学生都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但由于其管理归学校，所以他们的证书和能力都没得到有效发挥。本研究认为，在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宣传力度基础上，可将社会体育指导员纳入各街办（乡）行政管理体系中，用自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薪酬方式，通过社区群众的选举和对社会体育指导的有效性考核，每年对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评聘，合理地调整其数量与质量，让更多的高素质专业人员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行业。
参 考 文 献
[1] 宋琼.社会体育指导员手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1.
[2] 卢元稹.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体育产业的影响[J].体育学刊，2000（5）：8-12.
[3] 杨涛.陕西省不同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09（5）：94-98.
[4] 西宗凤，楼小飞，等.试论我国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的辩证关系[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34（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