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凤娇
回族乡村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回族乡村多分布在黄河流域、西北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地区，这些地区的历史变迁与回族乡村社会治理的演变紧密相连，其形成与发展受到地理环境、历史迁徙、宗教信仰等多重因素影响。
回族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平衡发展，将推动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这一现象，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和社会法学等学科的重点研究内容。甘肃是回族生活和生产的一个重要省份，历史上，甘肃曾经“回多于汉”，陇东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旱码头，连接着大唐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化交往，成为文明对接的纽带，因此，研究陇东这个古时即有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甘肃的繁荣与民族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有利于促进西北陇东地区回族乡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发挥西北地区资源优势和加快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总体构想。
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地缘演变
从地域分布来看，西北是回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经过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发展，到清同治年以前，西北的回族人口更加繁盛，回族村落的分布更为密集，聚居得更加广泛，西北地区成为清末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甘肃平凉市是甘肃省东部最大的回族分布地区，回族人口仅次于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崆峒区作为非回族自治区，回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27%，分布着如此多的回族，这在我国回族散杂居地区是比较少见的。
地缘孕育出民族特色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平凉崆峒区位于甘肃省东部，地处陕、甘、宁三省区交汇处，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其中回族乡7个，纯回族村67个、民族杂居村71个、纯回族社432个、民族杂居社173个。其中回族人口分别占全区总人口的25.7%和全市回族总人口的78.7%。全市的回族人口基本聚居在该区域内，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行政区域。通过对陇东泾水川流域崆峒区七个民族乡田野点的长期考察，从回族起源、回族乡村特点、民族乡村独特地理位置，形成了独特的回族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
社会治理的民族特色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在传统回族乡村社会中，宗族和乡绅是主要治理力量。宗族作为血缘关系的纽带，通过族规、族谱等方式维护族内的秩序和团结。乡绅则通常是有文化、有声望的地方精英，他们在乡村社会中扮演着传递官方意志、提供公共服务、调解纠纷等角色。这两种力量在维护社会稳定、传承民族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变迁，村民自治成为新的治理理念，通过选举产生村民代表，让更多居民参与到乡村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
从传统的宗族治理、乡绅治理到现代的村民自治、法治乡村，回族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一过程中，回族乡村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治理体系。在乡村管理中，注重尊重长者、传承家族和社区的传统习俗，这些传统习俗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社区的秩序和稳定。同时，回族乡村还积极传承和弘扬伊斯兰文化，通过宗教活动、道德教育等方式，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促进社区和谐发展。在回族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中，开始强调多元参与和协同治理。这意味着在政府机构的积极引导下，还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中。通过协同治理，各方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共同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治理模式不仅提高了治理效率和效果，还有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回族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将继续完善和创新，为乡村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繁荣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泾水川流域回族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经济、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之间的张力愈发凸显。如何在保护传承的同时实现现代化转型，成为回族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政策制度变革中的现代化因素。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回族乡村的政策制度也经历了深刻变革。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逐渐被现代化管理体系所取代，村民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村民代表大会、村民理事会等组织形式日益健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和方式不断拓展。同时，政府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为民族乡村治理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是加强和改进回族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党建引领内嵌于回族乡村治理的各环节、全过程，以高效统领回族乡村全面振兴。完善回族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健全村级重要事项、重大问题由村党组织研究讨论。党的建设、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在崆峒区培树了“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党建+民族团结”“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等一系列示范典型，谱写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章。
经济发展中的现代化路径抉择。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经济的繁荣不仅提高了回族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促使村民更加积极地参与乡村治理，形成了共治共建的良好局面。
基础设施的建设铺平了经济发展的高速路。近年来，投入民族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逐年递增，大力实施乡乡通油路工程，公路覆盖民族村率达80%以上，民族乡基本实现了“乡乡通”公路目标，民族乡公路通达总里程近千公里，交通的改善解决了民族乡过去行路难、运输难等难题，便捷了乡村农特产品的贸易与流通。大力推进以泾水北调、南部山区安全饮水工程为重点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有效解决了10万余名少数民族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民族乡村安全饮水覆盖率达90%以上。加大电力基础设施改造力度，7个民族乡101个民族村全部完成农电网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渐向现代农业、特色农业转变，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开始走上快速发展之路，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
回族乡村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就业方式等都发生了显着变化。从生产制度、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环境的优势资源利用结构的变化这两个层次，分析西北民族乡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现代化道路选择。
生产制度与产业结构现代化的调整。以培育优势产业、发展特色产业为主，在民族乡实施“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先后形成了黄牛养殖、果树栽植、旱作农业等一大批特色优势产业。以加大黄牛规模养殖为重点，深入实施“万千百十”规模养殖工程。利用“平凉红牛”品牌，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思路，形成养殖区带大户、大户带散养户的模式，建成了集试验、示范、育肥、贩运、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黄牛发展产业链条。畜牧养殖占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以实施北部塬区整塬推进为重点，加快标准化果园示范点建设，新植果树经济林，建成白庙小陈、寨河闫湾两个标准化苹果示范园和寨河田河千亩标准化果园示范区。通过政府每年补贴的政策引导，在7个民族乡每年推广双垄沟播玉米种植数万亩，优良品种推广率达到了95%，调整了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确保了粮食稳定增产。
宜居宜业环境优势资源的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平凉市崆峒区回族环境的优势资源丰富多样，只要合理规划、有效利用、注重可持续发展和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的工作，就能够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整合各级政府的项目资金，实施民族乡整乡整村推进新农村建设工程，在7个民族乡已建成高标准新农村示范点，占民族村的70%以上。在大寨乡整合扶贫开发、生态移民、灾后重建、危旧房改造等项目，实施危旧房改造及土窑洞搬迁，使民族群众彻底“告别土窑洞”，有效改善了民族乡群众的居住环境。回族人民勤劳智慧，拥有独特的技能和经验。这些人力资源可以用于发展各种产业，如农业、手工业、餐饮业等。通过培训和教育，可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技能和素质，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崆峒区还拥有一些独特的自然资源，如崆峒山等风景名胜。这些资源可以用于发展生态旅游和休闲产业，也可以开发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
社会文化生活演变的冲突与融合
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回族乡村的传统宗教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冲击，但同时也促进了文化交流与融合。
回族乡村宗教生活的演变。在现代社会中，回族宗教生活与社会融合成为重要趋势。一方面，回族人民积极参与社会各项事务，将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社会也给予了回族人民充分的尊重和支持，为他们的宗教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这种宗教与社会的融合不仅有助于回族人民宗教生活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和谐与进步。
宗教生活的世俗化使得传统的宗教观念和行为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之间的不和谐因素增加。如何在尊重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使其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通过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认同，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认同，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宗教生活的世俗化也导致了宗教组织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如何协调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维护社区和谐稳定，成为回族乡村现代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
传统宗教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应对。针对以上问题，回族乡村治理的文化冲突走向和谐共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在保护传统宗教文化的同时，加强对新兴文化形态引导和规范，促进宗教文化与时俱进。通过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展示丰富多彩的主流社会文化成果，围绕打造“丝路红石榴”民族工作品牌，建成宣传街区、示范长廊、主题广场、特色村镇和居民小区共70余处，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地域认同、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和归属感。
建立健全的宗教事务管理制度，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加强对宗教场所、宗教教育、宗教出版物等领域的监管和管理，防止出现非法宗教活动和极端思想渗透。
加强与周边地区和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提高宗教事务管理人才的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培养一支懂法律、会管理、善服务的专业团队，为回族乡村的现代治理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回族乡村教育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教育是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的基础性工程，民族乡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毕业率达到100%，初中阶段入学率、毕业率达到100%、98.1%。在区、乡的共同努力下，7个民族乡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国家在民族地区教育方面的投入增加，使得回族乡村教育条件得到了显着改善。财政、教育、民宗等部门认真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实现所有行政村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全覆盖，民族乡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医疗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成，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显着提升。
乡村聚落的空心化是城市现代化的延展。城市化进程也加速了回族人口的流动和聚集，许多回族民众选择到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导致村庄逐渐失去活力，只剩下老年人、儿童等留守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增加了城市回族社区的管理和服务难度。乡村聚落的空心化对回族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导致了农村经济的萎缩和停滞，影响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和稳定。空心化现象加剧了城乡差距，使城乡之间发展更加不平衡。此外，空心化还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等。同时，人口减少的农村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滞后、文化传承困难等问题。土地对于回族乡村来说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然而，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人口流动，乡村对土地的依存度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土地作为文化和精神寄托的重要性仍然显着。这种变化对乡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如农业生产减少、土地流转增加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回族社区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也应加强对留守儿童和老年人的关爱和支持，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还应加强城乡之间交流和合作，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泾水川流域回族乡村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并尊重当地民族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加强民族政策的落实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推动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稳定，为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基金项目：兰州市城关区科技局2019SHFZ0021《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模式》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