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为争米汤地，充军到云南。”
金沙江畔俚濮彝人的这首民谣，将笔者音乐研究视线从江南环太湖地区的水乡平野引向了地处四川、云南交界大山河谷之地的“天下彝家第一寨”迤沙拉。
２００６年７月，笔者专程来到迤沙拉，对该寨俚濮彝人中传承的“谈经古乐”和相关丝竹乐演奏状况，进行了采访和调查。
迤沙拉村坐落在四川、云南交界处的金沙江畔之西，是四川攀枝花仁和区平地镇所属一个彝族村寨。平地镇位于仁和区南部，东临金沙江与会理县隔江相望，西南与云南省永仁县交界，北与大龙潭乡、大田镇、啊喇乡接壤。最高海拔２３６７米，最低海拔９３７米。镇境内多为山地，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１７℃。辖平地村、迤沙拉村、辣子哨村、白拉古村、波西村五个行政村①。迤沙拉村原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管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始划归四川攀枝花市。全村５１７户，共２１３６人（２００２年统计数），其中９６％是彝族，相对于川、滇地区众多大大小小的彝族居住群落来说，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少有大型村寨，故而获得“天下彝家第一寨”的美誉。迤沙拉村的彝族，在民族划分归属上，被视为彝族的俚濮（亦作“里颇”）支系，故而即有“俚濮彝人”的称呼。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迤沙拉村被国家正式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所散发出的人文社会科学气息，更是令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社科界学者关注。
迤沙拉俚濮彝人旧时就有演奏“谈经古乐”的传统，据说其历史可追溯至俚濮彝人最初建立迤沙拉村的明洪武年间，后来经历晚明、清代、民国各代社会变革，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文革”时，已近绝响。改革开放的８０年代后，经几位旧时参加过“谈经古乐”活动的老人和当年丝竹乐队成员的口授心传，这种“谈经古乐”演奏活动遂得以恢复，并用简谱的抄写形式陆续整理出２５首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曲目。迤沙拉俚濮彝人“谈经古乐”的乐队，使用二胡、京胡、小三弦、大三弦、扬琴、曲笛、木鱼等丝竹乐器和小型击奏乐器，故其乐器组合属于典型的丝竹乐队性质。
据乐队成员起光禄根据老人口传曲调记录整理出的手抄曲本可知，此２５首曲目名次如下：《南清宫》、《豆叶黄》、《炉香赞》、《蝶落泉》、《八吉祥》、《月儿》、《朝歌》、《五字诵》、《纱窗外》、《七字诵》、《赶舟歌》、《桂香颂》、《清河颂》、《忏功》、《梅花三弄》、《南腔》、《府库》、《并蒂莲》、《满庭芳》、《玉连环》、《懒画眉》、《浪淘沙》、《风送雪》、《开心咒曲》、《坤元妙经》。
辨识以上曲目并不困难，其中一部分与云南汉族、白族、纳西族所传“洞经音乐”传承的曲目相同，如《南清宫》、《蝶落泉》、《八吉祥》、《五字诵》、《七字诵》、《赶舟歌》、《桂香颂》、《清河颂》、《忏功》、《开心咒曲》、《坤元妙经》等。其中《蝶落泉》当为《叠落泉》的记音之误；《赶舟歌》当为《甘州歌》的记音之误。此部分曲目，不仅与笔者撰写《白族音乐志》时考察白族的洞经音乐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所知曲目多数相同②，也与早前云南省宋词乐调查组所撰《洞经音乐调查记》所列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洞经音乐所奏曲目大多相同③。所谓“谈经”，也就是“谈洞经”；“谈经古乐”，也就是“洞经音乐”。所以，迤沙拉俚濮彝人的“谈经古乐”，应当是云南地区多民族“洞经音乐”传承的一个边缘地区分支，做出这一判断，当离事实不会太远。
然而，让笔者迷惑不解的则是，其中另一部分曲目，如《豆叶黄》、《月儿》、《朝歌》、《梅花三弄》、《懒画眉》等，在云南其他地区及相关民族传承的“洞经音乐”曲目中却很少见到，而这些曲目却是江南地区明清丝竹乐曲目传承中的一部分代表乐曲。其中《月儿》即《月儿高》，《朝歌》即《朝元歌》，《梅花三弄》即《三六》。故而《月儿高》、《三六》、《豆叶黄》之类乐曲，出现在俚濮彝人的“谈经古乐”相关曲目的传承中，可说是比较特殊的现象。特别是《月儿高》，它并不是一首比较普及的时调小曲或民间戏曲曲牌，而是一首主要在江南文人琵琶流派中传承的琵琶大曲。再联系到当地流传着的迤沙拉“‘俚濮谈经古乐同‘纳西古乐、‘大理洞经的来源一致”，“但总的派系却是南派”，“‘俚濮谈经古乐应属南派宫庭（‘廷之误）音乐衍化而来，因为它演奏时有江南丝竹的韵味”。“就‘大理洞经和‘纳西古乐与‘俚濮谈经古乐而言，虽然它们有的曲名相同，但在演奏的音乐上则完全不同。‘俚濮谈经古乐就属于南派宫庭（‘廷之误）音乐，而‘大理洞经、‘纳西古乐则带有北派味道”的相关说法④，这就更值得进行与江南地区丝竹音乐传播问题相关的讨论和研究了。
访谈中笔者得知，该村有起、毛、纳、张四大族姓，辈分相传，续记家谱。其中属于起姓家族的人称：本族家谱显示，先人于明代洪武年间，从“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迁来，是明朝入滇平乱的戍边将士后人。由于先祖久居此地，并与同地域内彝族联姻，世代相传，即成为迄今平常生活仍说汉语、仍着汉装、仍奏汉乐的俚濮彝人。再查，《中国俚濮彝族第一寨——迤沙拉》作者普光泉，也曾提到他在２００４年５月２日见过起家续记的家谱：“寨中俚濮彝族老人起加才带着我们来到他二哥起加运家中。经再三动员说服，起加运老人终于捧出珍藏的家谱，让我们拍照，并且给我们解说……这家谱是自南京应天府在坝柳树湾来到迤沙拉时开始记的⑤。
因此，他们至今念念不忘祖籍是江南地区的南京或周边省份（浙江、安徽、江西、湖南），自己是江南地区移民之后，甚至编出歌谣，口口相传，这就是笔者节前所引“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为争米汤地，充军到云南”民谣之始末。
称其先祖来自“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笔者早在２０年前入云南进行各民族音乐考察时，就在各地区、各民族中有所耳闻，这是一个在云南地区流传比较普遍的说法。但是，如此明确地编出歌谣来吟唱，在建筑、衣着、语言、音乐等文化生活习俗方面保持与众不同，如此明显的江南习俗和风格，在川滇地区众多彝族群落中，迤沙拉俚濮彝人确属其中典型。并且，“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之说，近年来也为移民史学者和云南汉族移民史研究者的考证和研究所认可、证实⑥；南京明故宫遗址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石碑铭文也显示当时称为“应天府”的南京，确有“柳树湾”一地：“东城兵马司北下，北标营、柳树湾、关王庙、太医院门口各沟之水，但遇大雨，遂顺剂流入东安门下流水池。”⑦
可见，迤沙拉俚濮彝人所唱“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中的“柳树湾”，历史上确实存在，地点就在今南京蓝旗街、御道街一带，现为南京雨花台区管辖。至于歌谣所称“大坝”，当是对江南富饶之广阔平野的指认。云南、四川西南部地区，地处云贵高原，广阔平原并不多见，各民族素来习惯称富饶的平野和山谷平地为“坝”，如“怒江坝”、“大理坝”之类。白族山歌（白族调）中就有《大理坝子好风景》一曲，歌唱洱海周边平野⑧。像南京应天府所辖“江南”这样的广阔水乡原野，在云南相关民族群体的历史记忆中，当然就是名符其实的“大坝”了。
作为民族融合和文化播迁典型实例的迤沙拉俚濮彝人另一个特殊表现，就是江南丝竹乐中的传统曲目竟然也如“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一样，通过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深刻地留在了迤沙拉俚濮彝人的历史记忆之中。这也是笔者之所以特别关注迤沙拉村文化意蕴和“谈经古乐”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不妨以基本音乐材料为据，将俚濮彝人口相传诵的“谈经古乐”曲目《月儿》与江南丝竹传统曲目《月儿高》⑨主段做一番对比：
可以看出，二者的确是略有差异的同一曲目。或者说，二者的确是源出于同一母体曲目。迤沙拉《月儿》相对于江南《月儿高》，曲调没有明显的修饰和加花，单纯而简朴，这自然是因为迤沙拉《月儿》显示出的是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框架谱?熏而不是根据近现代器乐演奏家演奏音响整理出的合奏谱。
《月儿高》原本是明清江南地区流传的“南派”文人琵琶大曲，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和结论。迄今所知首次用工尺谱记写并刊印《月儿高》的传世版本，是江苏无锡琵琶演奏家华秋苹（１７８４—１８５９）在清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编汇的《琵琶谱》（亦称《华氏琵琶谱》）中收录，并明确说明此曲属于“南派陈牧夫所传”文套大曲之一。其后，又有浙江平湖派琵琶传人李芳园在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编成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中，收录有一首题名为《霓裳曲》的南派大曲，此曲实际上是《月儿高》的另一版本，《霓裳曲》只是编者对《月儿高》的易名题称。
由于《月儿高》在南北派琵琶大曲中属于南派曲目和“文板”曲目中的代表作品，故而深受江南丝竹文人乐社青睐和各派琵琶传人欣赏，后来即被苏南和周边地区的各个文人丝竹乐社将之作为丝竹乐合奏曲目来演奏和传承?熏像这样一首迄今所知主要在江南地区文人琵琶界和清乐界传承的南派琵琶“文曲”，会以框架谱似的简朴形态在俚濮彝人“谈经古乐”中传承和传播，这应当与俚濮彝人具有江南地区的汉族血统，先辈从军时曾在“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驻扎，来至云南军屯定居迤沙拉后，仍陆续与江南地区文化有所往来，并一直沿袭汉族习俗、关注故地音乐文化的历史过程息息相关。
无独有偶。当得知俚濮彝人“古乐队”成员起光禄家有一祖传琵琶残件时，为探究竟，调查组特让成员至起光禄家观察此乐器残件实物。这是一件非常古旧的琵琶遗物，面板和琴体已残，失两轸，余二轸，从品位痕迹可知，当为四相十二品形制。据称，这是祖上用几担米换回，但具体年代已说不清楚。从其形制规范来说，初步可以判断此残件与明清时期江南各派使用的琵琶形制基本相同。
明代琵琶和清代琵琶形制，一般都为四相九品至十二品。明王圻《续文献通考》说：“明朝贺丹陛乐琵琶……大小斑竹品十二”，此专指竹品，未及相数，故所言明代琵琶当为四相十二品形制。王圻另一着述《三才图绘》所描琵琶图形制，也与此相同⑩。后来，更多品位的、以适应“十二平均”演奏的新型琵琶，至民国初期始见有乐人改制试验。故而可以根据这一历史线索和材料判断，俚濮彝人“谈经古乐”乐队成员这一家藏古琵琶残件，至少是晚清以前遗物，应当是从内地传入边寨要塞的丝竹类乐器之一。这也为明清以来江南地区所传《月儿高》之类琵琶文板曲目在俚濮彝人“谈经古乐”中留存的事实，提供出一项比较直接的实物旁证。
笔者认为，明清时期包括丝竹乐样式在内的江南音乐向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中传播，其动因和途径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它既可能是“改土归流”边疆地区官员更换产生的官伎家乐落籍，也可能是跟随商业贸易而来的音乐文化交流，还可能是不同地域职业艺人的流动行艺播迁，更可能是战乱形成的人口及文化转移以及相关大规模军屯移民……。然而，上述所谓代表云南“洞经音乐”“南派”风格的琵琶曲目及其相关江南小曲，能够在遥远金沙江畔迤沙拉彝寨出现和传承，至今成为俚濮彝人“谈经古乐”曲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的原因，也可谓是最主要的动因，无疑就是明王朝洪武年间开始的，以“征南右副将军”沐英所率几十万大军为主体、从南京至云南平乱成功后安顿下来的大规模军屯移民。
据历史文献记载，这些曾经在“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驻扎过的江南军士，当时在云南各地的垦田面积，已达百万余亩之多。《明史·列传十四》载，明朝镇滇主要功臣、明太祖义子沐英，于洪武十四年{11}（１３８１）在南京“拜征南右副将军，同永昌侯蓝玉从将军傅友德取云南”；平云南后，“在滇，百务俱举，简守令，课农桑，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垦田至百万余亩”，三个儿子沐春、沐晟、沐昂，也“皆镇云南”{12}。因此，“在云南私人拥有土地最多的是沐氏家族，沐氏家族自从洪武十七年沐英留镇云南起，世袭镇守，到沐天波，共有二王、一侯、一伯、九国公、四都督，与明相始终，历经２７０余年，在云南权重之极。”{13}然而，沐英家族及其后裔所居后方住所及其归根之地，则在明朝帝都南京，举世闻名的沐英家族大型墓地，即在南京市郊江宁将军山{14}。自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文物部门对将军山沐英家族大型墓地进行多次考古发掘，出土有极为珍贵的文物，其中即见“沐家军”仪仗乐队常用的吹奏类乐器。
再者，明朝兵制还有规定，屯边军士须就地安家生活，原籍无妻室者，就地完娶，原籍有妻室者，随军安置。此即明代史事典籍所说：“如原籍未有妻室，听就彼完娶；有妻在籍者，就于结领内，开妻室姓氏、年岁，着令原籍亲属，送去完娶。”{14}故而在云南军屯的士兵中，原籍在江南者，其陆续迁来云南定居的家眷亲属，大部分也是江南一带人氏。加之明朝政府为增强镇边力度，稳固边防，同时又多次进行非军事性移民，被移之众，既有江南“大姓”，也有一般平民，地方志文献故而着重指出，移民中不少便是环太湖地区的“苏松嘉杭土着”、“吴越汉族”、“江宁之人”、“江南闾右”{15}，如“盖太祖设法徙民，苏松嘉杭一带土着，除移田临濠外，来滇者实属不少”{16}；“自前明洪武十六年，傅、沐二公平定后，留兵镇守，太祖又徙江南闾右以居之”{17} ；“逮明初削平段氏总管，迁中土大姓以实云南，而吴越间汉族来者纷纭踵至”{18}；“至明而自徙江宁之人实之”{19}等等记载，即属此列。
根据上述历史文献资料显示的事实，再结合笔者在迤沙拉的访问调查，故而不难判断，在沐氏家族长期镇边所封大范围田庄中，在所率数十万众“沐家军”屯兵及其家属中、后入籍者中，即不乏来自江南的知书善乐、知晓音律之士，家族后方帝王之都所在南京周边江南地区的丝竹乐器及其相关乐曲，随着当时以及后续年代军士、家眷的陆续迁徙而传至云南军屯边防，既在情理之中，又属文化播迁之必然。
①参见仁和年鉴编撰委员会编《２００３·仁和年鉴》，２００３年内部发行版。
②伍国栋主编《白族音乐志·洞经音乐》，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８９—１９５页。
③云南省宋词乐调查组所撰《洞经音乐调查记》，《民族音乐》１９８３年第２期。另全文亦参见笔者所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１７—３３６页。
④普光泉着《中国俚濮彝族第一寨——迤沙拉》，中国三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３页。
⑤普光泉着《中国俚濮彝族第一寨——迤沙拉》，中国三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２页。
⑥参见郝正治编着《汉族移民入滇史话——南京柳树湾高石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版。
⑦《南京史志》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⑧伍国栋主编《白族音乐志》，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９６页。
⑨《江南丝竹音乐大成》，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０６３９页。
{10}《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三才图绘》（第一辑），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６２年版第８４５页。
{1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四库全书》本。
{12}陆韧《变迁与交融?押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２４页。
{13}自１９４９年以来，文物部门及相关单位在南京江宁将军山沐英家族墓地，陆续发掘了黔宁王沐英、定远王沐晟、黔国公沐昌祚、黔国公沐叡、沐英曾孙沐瓒夫妇墓，以及沐英第八代孙沐朝弼及其夫人的合葬墓数处。参见：南京市博物馆《沐英家族墓文物特别展》（２００５．７．１１—９．１１）相关材料。
{14}《明会要·兵部三八》卷一百五十五。
{15}陆韧《变迁与交融?押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５页。
{16}民国《宣威县志稿·民族》卷八。
{17}宣统《楚雄县志·地理》卷二。
{18}民国《大理县志稿·社交部》卷六。
{19}道光《永昌府志·风俗》卷九。
伍国栋 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