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交大会的论文《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原来是应《人民音乐》约稿而写的，文章很长，不可能都讲完，而且发表后大家都能看到，所以今天不讲这个题目，想结合大会此前的发言和中国歌剧研究会的今后工作谈几点看法。
改革开放与多元歌剧观
中国歌剧八十余年的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一个最显着的标志，便是多元歌剧观的确立。
大家知道，在我国歌剧八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两次歌剧高潮——上世纪40年代以延安秧歌剧和《白毛女》为代表的第一次歌剧高潮和50—6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为代表的第二次歌剧高潮。这两次高潮，基本上是新歌剧或民族歌剧占据主流地位，为我国歌剧赢得了巨大的光荣。像《草原之歌》、《望夫云》这种主要借鉴西方歌剧范式的严肃歌剧越来越少。“文革”期间，歌剧艺术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在文艺观念多元化的整体形势之下，我国歌剧的观念、创作、风格和样式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其中，像《伤逝》、《原野》、《苍原》、《屈原》、《霸王别姬》等等借鉴西方大歌剧表现体系所创造的中国严肃歌剧占据了主流地位。同时，随着西方现代文艺思潮涌入中国，在我国舞台上也出现了一些用现代技法、现代戏剧观念创作的前卫歌剧作品，如《狂人日记》、《命若琴弦》、《赌命》和《诗人李白》等。当然，民族歌剧在新时期也得到了生存和发展，其代表作是总政歌剧团此间推出两部重要的民族歌剧《党的女儿》和《野火春风斗古城》。此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音乐剧这种通俗性、商业性和娱乐性的音乐戏剧样式得到了蓬勃发展。
总之，在改革开放宏观语境之下，我国歌剧艺术家已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严肃歌剧、前卫歌剧、民族歌剧和音乐剧多元并存的灿烂图景。尽管我做的上述概括还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出新时期我国歌剧艺术风格样式的丰富性及其全貌，但这种多元并存图景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其中每一元各有各的价值，都是当代中国歌剧艺术的一部分，其观念、风格都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多元歌剧与政策扶持
仅仅承认歌剧艺术的多元态势远远不够，作为文化事业宏观管理者和文化政策制定者的政府文化部门，还应根据不同观念和风格的歌剧样式采取不同的政策来加以扶持和引导。
前卫歌剧的价值，正在于它对歌剧艺术整个表现体系的探索性和开拓性。虽然它的受众群体很小，基本上局限在知识精英和少数歌剧同行的范围之内，一般的专业观众也不一定能接受，因此连“小众”也算不上，其市场化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但作曲家、剧作家对于未知技法与手段的开掘、探索和创造却是推进人类艺术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严肃歌剧在我国新时期歌剧创作中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它的观众，只是新闻界、评论界、知识界一些歌剧爱好者和歌剧专业观众，因此基本上不能以人民大众来要求。如果将严肃歌剧的市场定位在人民大众的话，就等于对它作了死刑判决。
民族歌剧的情形也大抵如此。这种主要继承《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等歌剧的传统观念和风格，在新时期生存得很艰难。因此我才说总政歌剧团的两部民族歌剧是“一脉单传”。要让它在新世纪继续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采取相应的保护和扶持政策。
正因为前卫歌剧、严肃歌剧、民族歌剧不可能做到面向人民大众，所以才需要政府的扶持，需要企业的资助，并通过自己的演出在票房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来源——这三个经济来源才能保证整个歌剧艺术事业和歌剧院团的健康发展。如果要求它们必须面向市场，必须面向大众，政府倒是可以把这个包袱甩掉了，而歌剧则成了没娘的孩子没奶吃。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上述三种歌剧风格一律面向市场，我认为这种说法和做法并不明智。因为，即便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歌剧艺术的经济来源也都是由政府、企业和票房三者合成的。
当然，音乐剧不一样，它本来就是市场化、娱乐性艺术，因此必须推向市场，通过产业化运作来实现自己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欧美音乐剧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音乐剧不但能养活自己，而且已经发展成一个利润丰厚的文化产业。现在我国很多音乐剧都是政府投资，是政府行为，投资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有的好几千万，投下去再也不问了，结果能够收回投资的有几个？某些地方政府一方面对本应市场化的音乐剧大手大脚，另一方面却对需要扶持的严肃歌剧比较“抠门儿”，这就叫“政策倒挂”。
因此，不同的歌剧样式需要不同的政策对待。在多元化时代，要在政策取向上承认并鼓励歌剧的多元化发展；在这个前提下，抓歌剧主流，抓严肃歌剧，从政策措施、决策机制等方面入手，把狠抓创作质量放在第一位，这样才能产生为歌剧观众真正喜爱的精品佳作。
多元歌剧与中国歌剧研究会
中国歌剧研究会从上世纪80年代建会至今已近三十年了，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国广大歌剧工作者团结在它的旗帜之下，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歌剧艺术的发展默默耕耘，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处于歌剧研究会领导岗位的老一辈歌剧家渐渐老去，歌剧研究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困难，以至于最近10年来基本上没有活动，处于休眠状态。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歌剧仍然在发展。
现在中国歌剧研究会恢复活动，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全国歌剧人特别高兴，因为我们长期找不到组织，同行间的联系和交流都处于自发状态。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组织，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能够为歌剧艺术的发展一起来交流经验，彼此大团结、大鼓劲，尤其是独立举办这次全国性的大型会议，即便在歌研会全盛时期的80年代也做不到——80年代依靠的是政府，经常跟文化部一起搞活动。现在独立举行这幺大的活动，很不容易。
这次会议的口号是“大团结、大鼓劲、大繁荣、大发展”。中国歌剧研究会要真正实践这四句口号，我觉得有必要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三句话借过来加以改动，用在中国歌剧研究会的建设和未来发展上面：
第一句话是扩心胸——要扩大我们的心胸。
改革开放使中国歌剧从一元时代进入到多元时代。我们的歌剧研究会带有一个很神圣的字头——“中国”。这就意味着，这个歌剧研究会是全中国的，不是哪一家、哪一派、哪一个院团或哪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全中国歌剧艺术家的民间学术性社会团体，因此要真正做到在多元时代承认多元——歌剧观念的多元、歌剧主张的多元、歌剧趣味的多元、歌剧风格的多元、歌剧体裁的多元，使自己的心胸和眼界都要开阔起来，要包容全中国各种观念和主张的歌剧工作者，把他们真正团结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他们的创造性充分焕发出来，这样的歌剧研究会才是大家心中真正的家，我服你，我愿意聚集在你的大旗之下听你指挥，愿意为你做事。如若不然，你的心胸窄一点，你能团结的人就少一点；你窄三分团结的人就少30％；你窄90％就成了孤家寡人。毛泽东曾经告诫过一些人：“不要做白衣秀士王伦。”中国歌剧研究会要团结全国最广大的歌剧工作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度时艰，这才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这就是“扩心胸”的含义。
第二个是干实事——干那些最紧迫且为歌研会力所能及的实事。
干哪些实事呢？今天开这样的研讨会就是一个实事，就是要认认真真地探讨一下中国歌剧在当下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因何而起？我们怎幺样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实事之一。不要轻视这种学术研讨对于歌剧艺术发展的真正价值。
我对昨天上午的院长峰会不太满意。实际上我接触过很多歌剧院团，它们的现实状况非常艰难。我是一个搞评论的人，说话、写文章经常很不客气，但我知道，能把一部歌剧搞出来，即便未能在艺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但能将它拿出来给观众看，就意味着已经克服了一万个困难。目前歌剧院团和歌剧艺术生产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昨天的院长峰会对于这些问题都谈到了，但谈得不很深入，也不很真切。成就当然要谈，改革开放30年来，歌剧领域成就很大、问题不少、困难更多，我们都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面对。如果说起成绩来滔滔不绝，但对问题却一带而过或绝口不提，不是科学态度。
中国歌剧眼下的处境十分困难，尤其是很多院团都在转企。歌剧院团怎幺转企？转企对于歌剧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有什幺好处？我觉得改革的目的无非就是这幺几个：第一个是多出好作品，你改革了，我能够保证你拿出更多的好作品出来；第二是多出优秀人才，通过改革能够有利于有才华的优秀剧作家、作曲家、表导演脱颖而出；第三是使歌剧从业者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有较大改善。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无非就是这三个。如果转企后从业人员工资下降，优秀作品出不来，人心涣散、人才流失，这样的改革不能认为是成功的。
歌剧院团长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就回避了眼下最严酷的现实。因为歌剧院团真正的改革还可能有更大的风暴，这个风暴即将来临。我们若不未雨绸缪，将来如何应对？所谓“干实事”，就必须直面、思考、回答这些问题。在这方面，中国歌剧研究会有责任、有义务充分发挥自己下情上达的管道作用，将艺术家们的思考和建议转达给政府有关部门。
中国歌剧研究会要为更多好作品、好创意的产生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记得过去歌研会经常组织各个方面的人才，为某一个院团的某一个剧目会诊把脉；或者把剧本拿来，请一些专家提意见想办法。我们要发扬老歌研会的这个传统，多做这些实事，多为剧团的剧目生产排忧解难，发挥研究会的智囊作用。
当然，亟待歌研会踏实去做的实事还有很多，今天不能一一列举，时间也不允许。
第三个是缓称派——缓一点再称学派。
在“2008中国歌剧论坛”筹备过程中，就听说有人要搞一篇“歌剧宣言”，并提出“中国歌剧学派”的主张。对此，当时我就表示不赞成。
中国歌剧走出国门并受到热情评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知道的一个是《原野》，一个是《霸王别姬》，也不过仅此两部。能够听到外国人对中国原创歌剧的热情评价，相信每一个中国歌剧家当然为此而感到高兴。但也要科学分析，其中有没有水分？我看这样的评论常常有一些礼貌或客套成分在内，不要太当真。我也看到有些人在金色大厅开音乐会，回来告诉我们说如何如何辉煌，其实我一看电视转播，实在不敢恭维，不到那里反倒好，去了反而献丑，所以不要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如果我们根据这些客套话就认为中国歌剧正在或已经走向世界了，这样的判断十有八九靠不住；至于以此为据，觉得可以响亮地提出“中国歌剧学派”了，我觉得这是对中国歌剧的现实态势看得过于乐观。
“中国歌剧学派”要不要？我说一定要，中国歌剧家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但今天提出这个口号，亮出这面旗帜，条件尚不成熟——无论制约中国歌剧发展的客观条件，还是歌剧艺术家自身的主观条件，都还没有为“中国歌剧学派”的出现提供合适的土壤和气候。
“中国歌剧学派”是不能自封的，而是别人和后人对你劳绩和成就的赞誉，是世界歌剧历史对中国歌剧突出贡献的科学总结与肯定。只有等我们拿出一批能够真正彰显出中国人的地域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风貌且具有高度艺术魅力的杰出作品，不仅在国内受到中国歌剧观众热忱欢迎，而且也让世界各国歌剧同行和观众刮目相看且由衷折服的作品，若真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歌剧学派”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即便我们自己不称派，他们也会由衷地尊称你为“中国歌剧学派”，一如俄罗斯民族乐派那样。
中国歌剧当前面临的现实处境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歌剧急需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更不是空喊口号，首先要解决的紧迫命题是确保这支歌剧队伍经受住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而不至于散伙，确保中国歌剧在我国文化建设整体格局中占有一个光荣而恰当的位置，若亟待解决的生存危机悬而未决，院团一律转企了，队伍人心涣散了，剧目数量萎缩创作质量下降了，中国歌剧在国内尚难生存，又遑论日后的繁荣发展？又怎能侈谈“走向世界”？所谓“中国歌剧学派”岂不成了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因此，我认为歌剧界的当务之急是把眼睛往下看，立足本土，解决生存危机问题、投资来源问题、政策措施问题、管理机制问题、剧目萎缩问题、创作质量问题，惟有如此，才能让国内观众欢迎你，各级政府重视你，才能使多出杰出作品、多出优秀人才成为必然；只要我们确实创作出一批享誉世界的歌剧杰作、造就了几个令人敬仰的歌剧大师，你不想称“中国歌剧学派”人家都不答应。
总之，将我的发言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扩心胸，干实事，缓称派。
居其宏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于庆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