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人与中国传统音乐分类着述

王光祈是第一个用比较音乐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第一人，他以调式音阶组织为标准，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开创性地提出“中国、希腊、波斯阿拉伯三大乐系”，认为中国乐系的特点是五音调，希腊乐系的特点是七音调，波斯阿拉伯体系的特点是四分之三音。{1}1957年，马可着《中国民间音乐讲话》{2}概括了中国各族民间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民族器乐等传统音乐形式，确立了中国传统音乐分类的基础，内容相对比较简要。该书于1982年重新编排出版。1961年，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了一套《民族音乐》参考资料丛书，包括民歌、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器乐音乐等，每一本都是以乐谱（简谱）为主，按照参考文献、文字资料、音响参考资料和乐谱的顺序编排，开辟了音乐集成的体例。1964年，以郭乃安、黄翔鹏、吴毓清、方妙英、简其华、贾素英、章鸣等学人为主的来自全国各音乐、艺术院校的师生及其他单位的音乐工作者和中国音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共60人参与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开辟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新时代，该书按音乐体裁形式将中国的传统音乐民歌与古代歌曲、歌舞与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五类，基本上延续之前马可着作中的分类法，深深影响了几代学人，至今仍是划分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主要体系。由于受时代政治的影响，该书回避了涉及迷信的宗教音乐内容，回避了封建主义的宫廷音乐内容，回避了大部分文人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内容。该书从历史学的角度梳理了各类音乐及其特点，缺少谱例分析。1981年，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成立了一个编写教材的小组，王耀华参加了该小组，大家受民歌色彩区划分的启发，同意放弃五大类分类法，根据音乐体系与音乐风格区撰写总论、汉族和少数民族三部分内容，但该方案一直用至1987年却没实施下去。{3}1982年以后，全国从省、市、县开展了音乐集成调查和编写，按照民间歌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器乐音乐等分类并出版了《集成》{4}与《中国戏曲志》《中国曲艺志》{5}的丛书。

1989年，王耀华着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油印本）梳理中国传统音乐三大来源、三大历史时期，按音乐从事者和享用者的身份分为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四类，吸收王光祈三大乐系，将中国传统音乐分为九大支脉，并对支脉概况、代表性乐种及其旋律音调特征进行分析，确立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第二种分类法，并首次提出中国传统音乐支系论，这是吸收了民族音乐学文化圈理论、20世纪80年代汉族民歌色彩区划分理论以及吸收了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教材编写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音乐支系理论。1990年该着作在台湾正式出版；1999年，王耀华、杜亚雄对该着作做了修订并补充了部分内容，将九大支脉扩展为十二支脉；1991年，江明惇编着的《中国民族音乐》{6}融地理区域与民族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民歌与歌舞、民族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分类中，分析它们的代表性乐种与曲目，其音乐分析繁简结合，自成一体，该书于15年间三次再版。2003年，周青青的《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也根据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器乐的分类，该着作对所举的音乐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形成中国传统音乐分析的另一种路子。当然，其将文字与谱例分开，谱例作为附录的做法也是一种新体例。

此后，各大院校纷纷出炉各种中国传统音乐教材，如《中国民族民间音乐》{7}《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程》{8}《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简编》{9}《中国民族音乐》{10}《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程》{11}《中国民间音乐概述》{12}《中国民间音乐艺术》{13}《中国民族民间音乐》{14}，这些教材虽名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或中国民间音乐，但基本框架大同小异，实则均为中国传统音乐教材。而2009年王耀华与刘富琳、王州一起编写、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音乐长编》应该是此类着作中的佳作。

二、王耀华的中国传统音乐学术思想建构

西方学者在一生的着作中往往会以一部着作为立足点，不断挖掘再版，如内特尔《民族音乐学》{15}从29个问题发展至31个，可以看出20世纪至21世纪以来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的发展；又如贝内特·雷默的《音乐教育哲学》{16}于三十多年间不断更新自己对音乐教育哲学的认识，三次出版的专着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轨迹。中国学者也开始了这样的探索，如伍国栋的《民族音乐学概论》{17}于15年后再次修订出版，补充了部分新材料新观点，也体现了他的学术探索历程。

与上述学者相比，在这本着作中首次采用史学长编思维，这一写作方法源于他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熟悉与积累，在几十年的田野调查与学术探索中，他有着充分的基础资料、学术涵养和创新实践能力。

《宋代闽人的音乐思想和音乐着述》《宋代福建的戏曲和戏曲音乐》《写意中的写实》《福建南曲中的〈兜勒声〉》都初现了他对音乐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视。《福建民间音乐简论》《琉球、中国音乐比较论——琉球音乐源流探寻》《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三弦艺术论》《福建文化概览》《客家艺能文化》《民族音乐论集》等一系列着述是他重视音乐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体现。以至于樊祖荫评价他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为“一部多元文化视角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佳作”。{18}

传统音乐研究与音乐教育研究兼容并蓄是其始终贯穿的系统性学术思想之二。

从其众多学术成果看，王先生的研究脱离不开中国传统音乐与世界传统音乐研究。他从福建民间音乐入手，逐渐扩展为中国传统音乐，然后着眼世界民族音乐，他的目标是透过世界民族音乐研究，逐渐明确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建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正如宋瑾评价其《世界民族音乐概论》为“突破中西关系思维格局的重要标志之一”。{19}而王先生也的确是扎扎实实的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面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出了成效的。从《福建民间音乐简论》《福建传统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国传统音乐概论》至《中国传统音乐长编》，我们可以看出他一路探寻的心血。

身为一名师范性高校教师，王先生不仅以建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为己任，而且将这种体系思维融于音乐教育思想中。正因为王先生在跨学科研究与系统性研究中始终坚持音乐本体研究与音乐文化研究并重，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音乐教育研究互依存的学术思想，才使得他能够撰写出这幺一部融学术性、系统性、实用性为一体的宏编巨着——《中国传统音乐长编》。

三、王耀华跨学科与系统性学术思想在

《中国传统音乐长编》中的运用

王先生每出一本着作，都尽可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架构，在《中国传统音乐长编》中，借鉴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的做法，集中体现了他的音乐史学、音乐本体、音乐教育等思想的运用。

（一）彰显史学思维的多学科架构

《中国传统音乐长编》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遴选了56个民族237种重要的音乐体裁形式和735首优秀曲目。其中，有将近四十个民族的各种音乐体裁形式是以往教材所罕见的，大部分曲目都是第一次被吸收运用到教材中来，具体呈现了王先生从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分析学、教育学等多学科架构中国传统音乐，以适应研究、分析、教学等各种实用性用途。正如该书内容提要所言：“本书理念是‘四个有机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典型性与广泛性统一，科学性、系统性与师范性、实用性有机统一，全国性与地方性有机统一。”

该着作主要按照乐系、支脉、概况、代表性乐种及其音乐、旋律音调结构/特点以及复习题等的章节体例结构。“他是采用（王光祈）三大乐系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创新分类研究，充分体现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音乐哲学主张”{20}。在三大乐系之下，每一章的概况部分均简要概述其支脉的地理分布、民族聚居情况、音乐历史与体裁等，体现出作者的史学思维架构。如第一章秦晋支脉，从秦晋名称的历史由来入手，简述该地域的音乐发展历史，“汉魏南北朝以后，西域音乐流入秦地；隋代，兼收龟兹乐及西域、外国音乐于燕乐；唐代，又将胡部新声与法曲道调合奏，促进了中外、汉胡、南北音乐的交流、融合，为中原华夏音乐带来了新声”等等。不仅如此，在代表性乐种及其音乐中也尽可能的体现史学思维。如在“西安鼓乐”介绍中，指出“据目前掌握的乐谱抄写年代最早为清代雍正九年（1791）推知，它在明代已流行。其曲调源于宋词、元杂剧曲牌，以南北曲为数最多……”。

（二）贯穿音乐本体的综合性探究

当下民族音乐学研究越来越弱化音乐本体研究，越来越过度追逐音乐文化研究，甚至于很多成果虽挂名为音乐研究，但几乎与音乐研究无关。但王先生始终坚持音乐本体研究在其综合性探究中的重要地位，他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着这一学术思想。

在本着作中，它既有对代表性乐种音乐风格、或曲调、或结构、或伴奏的梳理，也有对代表性曲目做个案化的音乐描述，亦有对支脉民族整体音乐特征的具体分析。对代表性乐种的分析或详或略，详者如对京剧、豫剧的梳理，从调式、常用曲调、板式、伴奏等多方面的剖析，略者如对江淮支脉的民歌未见分析，但将音乐本体分析置放于代表性曲目的个案中。当然，有些代表性曲目的个案侧重于音乐风格的抽象阐述，也有结构、或音阶、或调式、或旋法等方面的简要概括。支脉民族音乐则做更为体系的、宏观的音调特点或音调结构分析，三者实际上互为补充。最为重要的是所分析的代表曲目大都有完整的谱例，避免了很多传统音乐、民间音乐甚至音乐结构教材或着作多文字少谱例的缺憾。

（三）突出音乐教材的师范性特点

王先生从教五十多年来，由于教学上的突出贡献，曾被国家教育部评为“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其所指导的两篇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他对中国高师音乐教育的教学体系建设极为重视。这本着作可谓是他多年来探索中国传统音乐教材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首先，每章注重乐种的知识性，语言尽可能通俗化，哪怕是音乐本体分析也尽可能采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从乐种的地域、历史、民族、风格、音调特点等的分析，既简明扼要，又可当成分析的体例。

其次，每一章后面的复习题作为课外作业，尽可能涵括每一章的重点内容，尤其是最后一题“选择或创作一首歌词，试用本支脉中某一地区或某一乐种的特性音调为之即兴演唱，或谱曲。”既可活跃课堂，又可激发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其三，本着作选择各支脉、各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乐种和乐曲的录音，为教学提供了宝贵的音响，很多少数民族音响市面上找不到，很多谱例也是首次刊登，比如普米族、阿昌族中的部分音乐等。有些乐曲还有音像视频，大量的谱例及其音响足以满足不同程度的学生与不同学习目的的需要。

最后，作为教材，它还含有相当高的学术性，其音乐本体分析的案例，也自成一体，可以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初学者提供参考，作为分析体例的借鉴。

（四）坚持一以贯之的系统性思想

《中国传统音乐长编》体现了王先生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面一以贯之的系统性思想。自1990年撰写《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以来，他继承了王光祈的三大乐系思想，开创了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与宗教音乐等分类，不断深化中国传统音乐的支脉系统，从《中国传统音乐概论》（1990）初始的秦晋、荆楚、齐鲁燕赵、吴越、巴蜀、滇桂黔、闽台、粤、客家等九大支脉，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1999）的秦晋、北方草原、荆楚武陵、齐鲁燕赵、吴越、巴蜀、青藏高原、滇桂黔、闽台、粤海、客家、台湾山地等十二支脉，至《中国传统音乐长编》的秦晋、北方草原、齐鲁燕赵、关东、中州、江淮、吴越、荆楚武陵、巴蜀、青藏高原、滇桂黔、闽台、岭南、客家、台湾山地等十五大支脉，尽可能的纳入各个民族与各种音乐形式，显示出他既坚持学术初衷，又不断追求、自我突破，不断的收集、分类、补充、梳理资料，丰富、更新和完善支脉系统。

结 语

《中国传统音乐长编》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它开创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新体例，采用了大量原始资料，能够满足音乐爱好者、研究者、音乐教师等不同层次的学习用途。

从总体上来看，这本书相当完善，足以自成体系，可以称得上是迄今为止中国传统音乐教材中的佼佼者。该着作获得“2012年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的荣誉。当然，再完美的着作也有瑕疵，所谓“百密难免一疏”，该着作在几个方面尚存在着些微的问题。

其一，该着作重复《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第三章“中国传统音乐的音乐体系和支脉”，包括秦晋支脉、荆楚支脉、齐鲁燕赵支脉、吴越支脉、巴蜀支脉、滇桂黔支脉、闽台支脉、粤支脉、客家支脉等九大支脉中的一些内容，但篇幅大大扩充。

其二，在每一章编写上有些内容、体例不太一致。有的按照支脉、戏曲、器乐、民歌、民族（曲艺、戏曲、器乐），如秦晋支脉；有的按照支脉、民歌、戏曲、曲艺、器乐，如北方草原支脉；有的按照支脉、民歌、曲艺、器乐、民族（民歌、器乐），如关东支脉；有的按支脉、民族（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佛教音乐、综合乐种），如青藏高原支脉。体裁名称不一致，有些篇章用曲艺乐种名称，如弹词、喜莱宝；有些用说唱，如第十章，十八章的说唱音乐。又如有的用民间乐器与器乐，如第十八章；有的用民间器乐曲，如第十七章；有的用器乐，如第十六章。这些不一致与不同编写者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其三，第三部分第二十章“河中地支脉”的名称来源：“中国境内的乌孜别克族乃于17世纪起陆续由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一带迁入。……乌兹别克斯坦地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我国古代称这一地区为‘河中地，故以次命名这一支脉。”以境外地名来命名中国境内的支脉，似有不妥。

总之，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教材的佼佼者，《中国传统音乐长编》有着诸多的优点和特点，凝聚了作者的多年学术与教学心得，已被列入第一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书目，因此，是一部值得在各高校音乐学院、尤其是研究生教学中推广的教材。

{1} 王光祈《论中国古典歌剧》，金经言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64页。

{2} 马可《中国民间音乐讲话》，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

{3} 杜亚雄《“五大类”还是“四大类”——对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改革的建议》，《中国音乐》2013年第2期。

{4}《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ISBN中心出版。

{5} 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戏曲志》《中国曲艺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6} 江明惇编着《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缺少1991年的版本，所以只能按2007年版的内容来说明。

{7} 王耀华、陈新凤、黄少枚编着《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在原有民间歌曲、民间舞蹈音乐、说唱音乐、民族器乐、戏曲音乐基础上增加了综合性乐种。

{8} 杜亚雄、王同主编《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按汉族声乐、汉族器乐、汉族综合性艺术（歌舞、说唱及戏曲中的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分类。

{9} 胡红、康瑞军编着《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简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 伍国栋编着《中国民族音乐》，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 黄莉丽编着《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在民间歌曲、民间舞蹈音乐、民间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器乐分类基础上增加了民间宗教音乐。

{12} 肖常纬、刘小琴编着《中国民间音乐概述》，2011年版。

{13} 王沥沥编着《中国民间音乐艺术》，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14} 齐易《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5} [美]内特尔《民族音乐学》，2011年再版。

{16}[美] 贝尔特·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于1970年初版，1989年修订再版（第二版），2003年第二次修订再版（第三版），第三版比第二版更新了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几乎是一本全新的专着。——引自《音乐教育的哲学》（第三版）译者感言。

{17}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1997年版，2012年再版，无论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极大的更新。

{18} 樊祖荫《一部多元文化视角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佳作》，《人民音乐》2007年第4期。

{19} 宋瑾《突破中西关系的思维格局》，《人民音乐》2000年第6期。

{20} 任红军《王耀华对王光祈三大乐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四川戏剧》2014年第1期。

曾宪林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