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6 月26—30 日，国际流行音乐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Study（of（Popular（Music，简称IASPM）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举办了第二十二届双年会。这次盛会的意义非同寻常：上一次在北美举办的该系列会议可以追溯到2007 年的墨西哥， 而在美国举办则更是要追溯到1993 年。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这是疫情之后首个全面线下会议，吸引了近三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会议的主题是“危机中的流行音乐”（Popular（Music（in（Crisis），旨在探讨流行音乐如何塑造着正在发生的全球各种层面的危机以及它又是如何受到这些危机的塑造。
IASPM 的建立与发展
IASPM 成立于1981 年，是目前流行音乐研究领域权威的国际组织， 旨在促进流行音乐的学术研究。协会的日常活动包括学术会议，学术期刊、专题研讨、论文/ 图书评奖等，希望以此加深对流行音乐及其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国际双年会自 1981 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21 届，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包括意大利、法国、巴西、美国、澳大利亚、南非、韩国等国。
协会成立的原因是多重的：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音乐虽然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然是一个“地下”的研究领域———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学术合法性受到很大质疑。其次，流行音乐的实践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几乎是相互分离的。而且，流行音乐的实践活动往往存在着各种层面的团队合作，然而对这些音乐的研究却受到了行会导向的职业主义和学科狭隘性的困扰。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在工作中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学科可以独立承担流行音乐研究的重任———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显然需要跨学科的合作与协调。
于是在1981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后来被认为是IASPM 第一届会议），与会者们一致同意：成立 IASPM———使用 studies 一词而不是research 来强调和当时已经存在的学术团体的区别；回答“什幺是流行音乐？ ”的问题；每两年召开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学术会议。
IASPM 的发展道路与流行音乐研究的学科发展一样，同样是充满曲折的。但正如协会创始人之一的菲利普·塔格（Philip（Tagg，时任德国哥德堡大学教授） 在1983 年于意大利雷焦艾米利亚举办的第二届年会上所说：
显然，流行音乐学生不能指望能在我们大多数人都与之相关的各种机构中立刻产生变革。正如摇滚记者或流行电台制作人试图单方面改变报纸或广播电台的呈现形式或内容，他们与试图将流行音乐纳入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或其他类似“准封建制度结构”机构的音乐教师或社会学家一样处于不利地位……然而，如果你不一直尝试、如果你不能坚持不懈地用头去撞击这些机构的隐形墙壁，那幺你撞出的洞口可能永远不会足够大，以至于不仅没有人能够爬过去、更不用说走过去了。
四十多年来，IASPM 对流行音乐研究者的交流与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大促进了流行音乐研究在学术界的合法化进程———如今在英语学术界，以流行音乐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已然成为了常态。不仅如此，IASPM 还陆续在世界各地衍生出了多个分会，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分会、美国分会、法语区分会、日本分会、韩国分会、东南亚分会等，以更加聚焦于当地的流行音乐研究。
会场综览：多维度探索
本届会议围绕主题“危机中的流行音乐”分为六个相互联系的板块：疫情和健康危机；生态或环境危机；全球、国家或地方层面的政治、军事和人道主义危机；经济危机（包括直接影响音乐消费和生产的危机）；媒体、数据和信息流危机；身份、主体性、自我或政治表征的危机。这六个板块在为期五天的会议于六个分会场同时进行，包括个人/ 小组演讲、专题研讨会和全体会议等多种形式。
与会者们带来的研究成果丰富，不仅有对当下社会和乐坛热点的及时呼应，也有对经典议题的再思考；不仅有理论上的建构，也有与实践的互动。下面笔者根据自己实际参与的发言场次，从疫情与流行音乐的互动、身份/ 认同、社会热点议题、学科问题与方法、中国流行音乐等维度对本次会议的发言进行概述。
（一）疫情与流行音乐
2020 年席卷全球的疫情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如今进入“后疫情”时代，许多学者都展开了对疫情与流行音乐互动关系的思考，这也是本届会议最突出的新议题。在“疫情和健康危机”板块中，分别设有疫情之城的声音、疫情之下的产业与表演、现场音乐对疫情的反应；新冠疫情下的音乐、地方和社区等近二十个专题。
这其中有的研究对疫情中流行音乐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再思考： 如尼古拉·麦卡蒂尔（Nicola，McAteer， 英国约克圣翰大学讲师） 的发言主题是“社区音乐与妇女在后疫情危机中的地位”， 着重探讨了社区音乐在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时的转化潜力。在疫情中，麦卡蒂尔作为一名社区音乐从业者，反思了社会中存在的争议性价值观，包括经济不平等、种族差异和性别歧视。通过跨界女性主义研究，她着重探讨了社区音乐实践如何在当前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赋予不同文化背景的妇女权利。疫情是反思和行动的机会，她呼吁重新将社区音乐与社会正义的根源联系起来。也有的研究是聚焦疫情对当地流行音乐场景的影响， 如梅拉妮·普特切克（Melanie，Ptatscheck，纽约大学研究员）通过民族志的方式调查了纽约街头艺人当前的生活环境，重点关注了他们的福祉譼讹。类似的还有对蒙特利尔电子音乐社区的研究誉讹、巴黎夜总会的DJ 研究谫讹、奥地利的翻唱乐队的研究譿讹等。
疫情期间， 音乐产业中的很多方面都受到了重创，尤其是现场音乐演出行业。媒体曾使用“灾难”“最可怕的噩梦”和“生存危机”等来描述这种影响。专题“现场音乐对疫情的反应”便是对这一局面的研究与思考。杰夫·阿普鲁泽塞（Jeff，Apruzzese，美国卓克索大学副教授）等学者认为：尽管已经进入“后疫情”时代，但是这种影响仍将持续波及美国现场音乐行业。于是作者以该行业及其参与者的相关要素为起点， 讨论了从业者在疫情之下是如何进行调整的以及这些调整是如何影响行业的现状和未来。帕特里克·加卢什卡（Patryk，Galuszka，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副教授）认为，这种影响也创造了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的新机会。他以2021 和2022 年举办的欧洲“无边界”数字音乐节为例，重点讨论了其中音乐节平台设计的创新性，以及参与者如何利用网络活动提供的独特能力。更进一步，克里斯·安德顿（Chris，Anderton，英国索伦特大学副教授）指出，疫情虽然干扰了线下演出活动的正常进行，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人们对虚拟和混合活动的兴趣。接着，他围绕Web3 技术辊輮讹为音乐节领域带来的新的发展与挑战进行了讨论，并探讨了影响音乐节行业现在和未来的问题。
（二）身份问题成为焦点
身份、主体性、自我或政治表征的危机”板块中的发言是整个会议中场次最多的、讨论也是最热烈的，其下又分别设有歌曲与主体；离散和跨国关系；英国摇滚乐的身份；战后日本流行音乐中的身份危机；舞曲中的力量与地位；记忆与怀旧等专题（43 场）。从专题的名称和数量不难看出，“身份/ 认同”是本次会议的一个关键词，也是众多学者研究的共同关注点，在多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笔者所在的专题为“英国摇滚乐的身份”，其下的三场发言均关注了70 年代英国摇滚乐中的身份问题：笔者在对英国摇滚乐队“谁人”《四重人格》专辑的研究中指出，作为一张概念专辑，它不仅使用了多重文本来完成故事讲述，也表达了四重主题概念———而这些则代表了乐队对现实中的四重危机的思考。更进一步，笔者认为，该专辑体现了“二战”后英国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英国音乐家对身份问题的反思。约翰·恩卡纳桑（John'Encarna觭觔o，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讲师） 在关于平克·弗洛伊德的发言中挑战了学界对乐队生涯的常规时期划分，重点关注了乐队早期专辑中的即兴创作方法并对他们的作品和遗产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罗曼·加尔巴耶（Romain'Garbaye，法国索邦大学教授）的研究聚焦 70 年代的英国金属音乐———从 1970 年黑色安息日（Black'Sabbath）的首部作品到20 世纪80 年代初的英国重金属新浪潮。作者通过对乐队成员的访谈，音乐风格、歌词和视觉艺术的分析，强调早期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日渐衰落的工人阶级文化与这些当时被称为“重金属”的作品之间的同源性辊輲讹。
除了具体案例的研究， 也有学者从较为宏观抽象的视野来观察流行音乐中的身份问题。在“流派与影响”专题中，布鲁诺·阿尔卡德（Bruno'Alcalde，美国南卡罗莱那大学副教授）的研究受启发于2021 年的一篇热门文章《流派正在消失，接下来会发生什幺？ 》（Genre is Disappearing.WhatComes Next？ ），该文认为在音乐流派高度融合的今天，“流派” 已经不再是一种理解音乐的有效方式。对此， 布鲁诺的回答是我们要深入拥抱这种混杂性，因为它为音乐类别提供了一个更有活力、更富有成效的视角。正在“消失”的其实是艺术家、听众和评论家对流行音乐流派僵化和稳定的共识。因此，应该解决的是身份标记的组合问题———虽然音乐类别的不稳定性和渗透性可能会给市场营销带来问题，但并不会给音乐创作、评论或欣赏带来问题。在“声音、技术和媒介”专题中，叶琳康（Ye'Rin'Kang，韩国大邱文化中心研究员）认为，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音乐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歌手身份的表达和确认也翻开了新的篇章。现在，当红音乐人有可能隐藏自己的身份，也有可能选择展示哪种身份———这直接导致了歌手身份在认识论上的变化：虚拟身份允许歌手表达他们与生俱来或后天习得的不同身份。
（三）学术研究与社会热点的同频
近年来性别与种族依然是各类社会运动中的关键词（尤其在欧美国家），而这些议题同样也是本次会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会议并没有单独设立该板块，但与之相关的专题基本上在各个板块中都有出现， 体现出学者们对社会性议题的及时呼应。其中有些发言是专门聚焦于该话题的研究，有些则是和其他话题相结合。
亚历山德拉·阿波罗尼（Alexandra'Apolloni，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师）通过研究乡村音乐家玛丽·福特（Mary'Ford）在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加州市场对她声音的接受，揭示了流行音乐如何在白人焦虑的时刻与女性的尊严相结合。斯蒂芬妮·范德尔·韦尔（Stephanie'Vander'Wel，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论证了“幽默”是调解乡村音乐中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一种普遍的表演策略；诺尔玛·科茨（Norma'Coates，加拿大韦仕敦大学副教授）讨论了琼尼·米切尔在近期一系列公共和媒体活动中的自我展示， 如何打破了关于女性衰老的既定叙事。她认为，尽管米切尔得益于她的各种特权，但她对衰老和残疾的表现却在流行音乐文化内外创造了新的可能性。马逸清（Yiqing'Mitty'Ma，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候选人） 则是以民族志的方式对两支2022 年在北美演出的日本女子摇滚乐队进行了研究，并通过分析她们的“多重声音”认为这些乐队所表现的多重身份声音交织着种族、性别和文化，已经超越了西方定义的胸声- 头声二分法和“声音种族”（race'of'sound）。与之类似， 舍利娜·布朗（Shelina'Brown，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副教授）也是通过对小野洋子在好莱坞露天剧场的演出进行民族志案例研究，评估了美国流行音乐对亚裔美国女性态度的转变。还有学者组建了专题小组来对当下音乐产业中的性别歧视展开多维度的讨论。
（四）对史学问题的再思考
自流行音乐研究领域初露端倪以来，学者们一直对其历史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的涌现既源于流行音乐本身及其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也受到流行音乐研究多学科交叉的影响。在本届IASPM 大会中， 这方面的议题同样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聚焦。
何塞·加尔韦斯（José Gálvez，德国波恩大学博士候选人）将目光回溯到了摇滚乐的经典历史叙事中： 人们通常认为，20 世纪50 年代的早期摇滚乐挑战了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二元划分，而作者则是通过对这些音乐的后期制作标准的分析来对这种叙事进行质疑。他指出， 我们可以在针对白人、中产阶级和男性受众的音乐声音中发现一种对“透明”和“平衡”的渴望。而在1954—1957 年的摇滚领域，我们却可以发现一种对“响度”和“失真”的追求———这不仅代表着对高保真标准的侵犯，也代表着一种声音的技术实现，其目的是迎合支持种族分离的听众。进一步，作者揭示了声音是如何与一个塑造了我们对流行音乐概念的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斯蒂芬妮·多克托（Stephanie>Doktor，美国天普大学副教授）则是对爵士音乐史中“从草根走向殿堂”的宏观叙事提出了质疑：尽管今天的爵士乐在美国已经成为艺术音乐，但是他认为，这一过程是白人音乐家争夺、重建文化主导地位的结果。在他看来，爵士乐不仅仅是拉格泰姆之后黑人舞曲音乐的逻辑发展，而更是一种面对白人脆弱性的独特声音重构。与会者们除了对于音乐史中的一些经典对象的再研究，如科尔·波特、猫王、披头士、迈克尔·杰克逊等，也有在尝试建立新的经典，如Lady>Gaga、泰勒·斯威夫特。此外，“经典流行音乐史”的叙事往往是以英美音乐文化为主导的历史，而本次会议中同样有不少学者通过一些具有本国地域性特色的共时性研究，力图将其纳入主流音乐史的版图中。
（五）学科研究方法的扩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交叉领域， 流行音乐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涵盖多个学科的范畴。几十年来，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们或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或与其他领域相结合， 对流行音乐研究方法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如今， 这个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并涌现出许多知名学者和重要理论。在本次会议上，也有学者对流行音乐研究方法进行了拓展，为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贡献了新的思想和观点。
安德烈·多尔林（André Doehring，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教授）认为，尽管流行音乐分析目前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大多数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分析工作仍主要由个人完成———这只能触及流行音乐的一部分。于是他提出了一种群体分析的方法（group>analysis）， 旨在通过多学科团队的合作，共同分析一首音乐作品。这种方法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音乐的意义，并激发相关讨论。接着，他通过国际研究项目“流行音乐与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例证，阐明了这一方法对于理解流行音乐如何促进民粹主义政党构建“人民”的重要性。雅各布·埃希霍恩（Jacob>Eichhorn，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探讨了流行音乐和多媒体中的死亡主题。他通过借鉴符号学的部分框架， 讨论了多莉·帕顿两个版本的歌曲《桥》的不同结尾处理是如何模糊叙事的。泰勒·桑尼森（Tyler>Sonnichsen，美国田纳西大学讲师）在发言中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批判地理学方法，称为“象征性分层”（Symbolic>Gentrification），以深入理解流行音乐创作和分发中的资本主义危机。他通过MTV 和Spotify 等案例展示了这一方法的应用，并得出了关于流行音乐中等级制度的重要结论。而托尔·斯特勒沃尔德（Tore>Storvold，挪威科技大学副教授）更是将音乐学与批判性海洋研究进行了跨学科对话，以一种他称之为“蓝色音乐学” 的视角来对2004 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的一首歌曲《大洋洲》（Oceania）进行了相关研究。
（六）来自中国的声音
在参会过程中笔者也有留意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 他们的发言从宏观研究对象来看可以分为“中国流行音乐”和“外国流行音乐”。和上文中已经提及的中国学者一样，他们也都是分布在各个不同的板块中，其中多数话题聚焦在音乐产业与音乐传播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国参会者以中青年学者为主。
郑亚慧（Ya-Hui>Cheng，美国南佛罗里达州大学副教授）指出，疫情期间中国的明星通过翻唱热门歌曲表达了一种怀旧情绪， 使得2022 年的音乐综艺节目充满了怀旧的声音。她在发言中具体讨论了这种怀旧情绪以及通过反思怀旧产生的坚韧力量，认为通过将创伤的现实注入疫情前的音乐回忆中，中国流行乐坛的明星们重新构建了两岸粉丝群体， 从而将他们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度。王曼琳（Manlin&Wang）关注到了网络音乐平台中的“音乐+社交”属性，并认为这一点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为此她以中国在线卡拉OK 平台5Sing 为例， 通过在线民族志和社交网络分析的方式对此展开传播学的研究。李凡（Li&Fan）以疫情期间腾讯音乐娱乐旗下TME&Live 举办的线上活动为研究对象， 讨论了“新常态”的国际化媒体景观。两位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刘晓婵（Xiaochan8Liu）和姚萌（Meng&Yao）分别讨论了网易云音乐人、用户与平台的三方互动和IP 一词内涵的嬗变及其对中国音乐产业的影响。其他话题还包括对亚文化群体与“正能量歌曲”的互动关系研究、华语说唱歌手GAI音乐中的“城乡结合”策略輧輲讹、东德和中国的群众歌曲比较研究、疫情期间台湾原住民音乐中的身份表达策略等等。
反思与期待
五天的会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盛会，展示了英语学术界流行音乐研究的繁荣景象，同时也突显了IASPM 多年来在该领域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推动不仅体现在其内部，也在更广泛的学术组织中产生了影响：越来越多的学术组织受到启发，逐渐将流行音乐研究纳入自己的议程。这一趋势为流行音乐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为广大学者们拓展了研究领域的边界。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音乐学术界。直到20世纪末，以流行音乐为对象的研究在这一领域相当边缘化：学术会议难以参加，论文难以发表，成果备受质疑。而随着美国音乐学学会（AMS）、美国民族音乐学学会（SEM）和美国音乐理论学会（SMT）对流行音乐包容度的提升以及相关兴趣小组的成立輧輵讹，流行音乐在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些强调“文本”的研究与IASPM 整体偏“语境” 的研究又形成了良好的互补。
相较之下， 我国的流行音乐研究起步更晚，目前尚且没有IASPM 中国分会或者类似的正式流行音乐研究学术组织或机构。此外，在我国的音乐研究领域中，流行音乐仍然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这一情况在主流音乐学术出版物和学术会议中可以普遍观察到。这也部分解释了本次会议中的中国学者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学科背景，音乐学者的参与甚少。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学者自身的勤奋耕耘，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建设同样至关重要。
回顾西方流行音乐研究的整个发展历程， 其进入音乐学者的视野同样要比社会与文化学者晚近得多，过程也是崎岖坎坷。然而如今，流行音乐已成为西方音乐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通过借助流行音乐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 经典音乐的研究也在不断突破固有的学术边界， 融入更多鲜活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观史知今，我们或许不需要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张小丹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联合培养博士
（责任编辑 张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