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运鹏　朱　毅

2007年4月，以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的席卷全球的美国次级贷危机爆发。次级贷危机从房地产市场迅速蔓延到信贷市场，造成美国华尔街多家投资银行破产，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进入衰退。国内外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宣告了20世纪80年代末由“华盛顿共识”所确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破灭。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学又将重新回到经济舞台的中心，成为主导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而作为金融领域自由主义的重要措施，金融自由化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备受责难。金融自由化通过降低金融领域的政府控制，更多的引入市场行为和市场竞争，但是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以及金融监管的滞后，造成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以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分离。因此国内的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纷纷建言应该慎重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认为正是基于严格的金融控制，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才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应该继续推进金融约束政策，加强政府对于金融部门的严格控制。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金融业存在的问题不同于美国金融业存在的问题，美国金融业的问题是创新过度，监管滞后，而中国的情况是金融创新不足，仍然存在金融抑制。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中国金融发展的相对滞后仍然是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和矛盾，因此必须积极稳妥推进金融深化，完善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保证金融市场的高效率运行，形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格局。

宋则认为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不是由于“市场惹祸”，调控弱化。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源于中国由来已久、颇具传统的拒绝市场、排斥市场的力量，压抑了市场体系的正常发育，造成“市场变异”。而所谓市场变异就是指市场体系在尚未健全、处于发育成长过程中不断衍生的蜕变和异化。

世界各国在面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时，都有一个因势利导地转换发展模式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要转变其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等资源能源富集国家要转变其“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印度等国家要转变其“服务外包型经济模式”。与之相比较，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更为紧迫。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如何利用金融体系合理配置资源，给予必要的金融支持是当前改革的核心和重点。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适当的政府干预对于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及时纠正市场缺陷、防范各类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在市场需求不足、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减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但这也只能是一个应急措施，最终扩大内需还是要靠激发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利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形成的倒逼机制，抓紧时机推出有利于促进进一步发展的改革措施。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制约扩大社会需求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通过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来扩大内需。

在培育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滋生出来的市场变异，必须防止这种市场变异条件下的“伪市场调节”。背景复杂、行为方式奇特的制度性、机制性的市场变异是目前中国种种不和谐的总根源。面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国的根本选择在于坚定不移的推进中央决策的市场化改革进程。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建立起高效、有序、健康运转的市场体系，也是改革攻坚阶段的主攻方向。

而在目前中国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正是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的方向，完成金融资产定价权从政府管理向市场确定的过渡，政府不断让渡自己对于金融资源的控制权，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通过利率、汇率等资产价格来协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金融监管的缺失会导致金融危机的产生，但是过度的金融监管也会导致金融机构缺乏活力，金融市场成交不活跃，不能有效完成投融资的重要作用。过去上百年的经济金融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消失的，而同时完全推翻政府干预与金融监管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不可能独获成功。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干预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微妙平衡，在于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在于当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时做出明智的选择。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