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瑞庭 杨明国

一、当前中印经贸合作现状

(一)贸易规模不断拓展,印对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和印度双边贸易规模迅速增长。2000年到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年均增速高达23.8%,明显高于同时期我国外贸总额年均增速。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合计达716.2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517.5,进口额为124.6,分别较2000年增长33.2倍和9.2倍。同时,我国已取代美国和阿联酋,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5年前三季度,印度自华货物贸易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15.6%,对华货物贸易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3.6%。受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美元兑卢比汇率走高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印中贸易逆差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2000年,印中贸易逆差额仅有2.1亿美元,到2015年已激增至448.7亿美元,年均增速达43%。目前,我国已位列印第一逆差来源国。

(二)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改善,对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印度制造业生产水平较为落后,多数消费品主要依赖外国进口,使得纺织品等劳动密集产品成为过去我国对印主要出口商品。但是,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逐年提速,机械设备和机电产品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需求呈现显着上升的态势。2004年到2014年,我国对印SITC第7类(即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从21.7亿美元大幅增至218.8亿美元,年均增速达26%,远高于其他制成品对印出口增速。机电产品方面,2015年1—9月,我国对印出口额已达220.5亿美元,同比增速16.8%,占对印度出口总额的47.9%。

(三)投资增长潜力巨大,合作形式渐趋多元

随着中印经贸合作的日益深入,我国对印直接投资总额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2004年到2014年,我国对印度直接投资规模年均增长97.6%,到2014年对印直接投资存量已达34.1亿美元,是2014年的749倍。目前,印度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就投资领域而言,近年来,已陆续转向IT和电信等高附加值领域。就投资方式而言,目前有独立投资与合作参股等多种方式。对于软件、电信及家电市场,我国企业对印投资主要采取建立研发机构和新建工厂的方式;对于钢铁、计算机硬件及铁矿石等印度政府实施管制的投资领域而言,我国企业则主要采取合作与参股的形式,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资本进入成本,另一方面则可以缩短准入时间,提前开拓印度市场。

(四)经济合作表现活跃,对印度承包工程“亮点频现”

2000年以来,我国与印经济合作展现良好态势。2006年到2011年,印度连续6年成为我国最大海外承包市场。2012年到2014年,虽然两国总体经济合作规模有所下降,但印度仍位居我国重要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之一。2014年,我国企业在印新签承包合同额15.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5.4亿美元,项目涉及桥梁、电信和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

(五)合作机制走向深入,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早在2011年,中印两国就已成立中印战略经济对话,为促进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深化两国互利合作、改善双边市场准入以及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两国以“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和G20等多边合作机制为平台,有力推动了多项重点项目的实施,为双边经贸合作注入了强劲动力。2015年5月,中印两国领导人发表声明,将加强政治对话和战略沟通并一致同意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随着双边合作机制不断成熟,将为中印两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二、中印经贸合作存在问题

(一)贸易方面

当前,印度针对我国的整体性贸易保护政策已逐步向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以及营商环境等领域延伸,印度政府虽多次重申支持与我国自由贸易并反对保护主义,但由于发展本国制造业的迫切心态驱使,相关政策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导致与我国的相关经贸合作难以扎实推进。截至2016年1月,印度商工部反倾销局已经对产自我国的塑料机械、电信设备、冶金焦炭、苯二甲酸、铝箔和陶瓷等产品发起了反倾销调查,并已部分征收反倾销税。服务贸易方面,当前中印之间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服务贸易(例如金融、保险、咨询和计算机服务等)发展较为缓慢、开放程度不高,且重视程度也不够,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存在较大差距。

(二)投资方面

在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加深的同时,印度对于我国的一些投资项目却仍存在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印度政府和企业期待我国企业能够进一步加大对其投资,但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和企业却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和不同政治主张影响,将我国部分投资项目视做“合作威胁”,对两国开展深度合作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三)互信方面

目前,“中国威胁论”在印度仍有较大市场,认为来自我国的经济威胁、军事威胁和人口威胁将在较大程度上弱化其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认为中资企业进入印度会影响本土企业的主体地位,进而造成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和民众收入水平的下滑。此外,囿于某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印度部分优势产业对我国出口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封闭”,无形中降低了双方经贸合作的规模和效率。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印经贸合作的前景展望

中印两国经贸合作意愿强烈,合作前景光明。首先,中印互为重要邻邦和重要贸易伙伴,各自战略利益维护和经济发展均需要对方。其次,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而印度正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两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发展、改善民生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存在着较多的合作机会。第三,我国是制造业发达的“世界工厂”,印度是服务业发达的“世界办公室”,两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世界有足够的空间供中印共同发展。此外,我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莫迪政府提出的“季风计划”战略宗旨吻合,合作意图相恰,故未来对接潜力巨大,特别是经贸领域互惠发展必将“大有可为”。

四、新时期推动中印经贸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与印度一带一路”战略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是当前我国打造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也是谋求与沿线国家务实合作并互利共赢的具体方略。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也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下阶段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应积极与印度就共建“一带一路”进行高层次沟通和协调,并着力挖掘与“季风计划”利益契合点,争取在基础设施、智慧城市、核能、航天、金融及传统医药等合作领域尽快取得早期收获,继而实现两国共同发展与繁荣。

(二)不断创新中印经贸投资方式

下阶段,在对印开展贸易投资过程中,要因地因业因企施策,并灵活采取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园区建设及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着力将中印经贸合作打造成新时期我国与南亚国家互利合作的新典范。同时,应尽快出台在关税、劳工、标准、签证以及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相关配套措施,为两国经贸和投资合作提供全方位保障。

(三)加快推进中印国际产能合作

印度煤炭、铁矿石、铝土等矿产资源储量丰富,但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制造业水平也较落后,和我国在钢铁、石油化工、机械设备制造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产能合作空间巨大。建议以浦那和巴罗达产业园区为载体,以金奈—班加罗尔—迈索尔线路提速和相关火车站改造项目为抓手,重点鼓励国际化程度高且经营能力强的企业赴印开展产能合作,着力打造中国—南亚产能合作新典范。

(四)充分发挥现有合作机制作用

积极推动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制度化建设,重点加强在“金砖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合作,为中印两国互利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建议当前要进一步做实中印战略经济对话的沟通桥梁作用,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尽快落地”。同时,要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撑作用,为两国经贸投资合作项目“保驾护航”。

(五)继续强化科技人文合作

结合印度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迫切需求,重点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建设一批智能技术转移中心和基础设施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等创新载体,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我国标准和技术“布局印度”。同时,扩大人文交流合作,重点推进“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积极研究两国在思想、制度以及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共通性”,全方位民心相通。

(金瑞庭,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助理研究员。杨明国,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