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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发达国家因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趋弱而倒戈、发起并推动的“逆全球化”思潮在世界范围蔓延，致使经济层面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政治层面全球治理意愿、能力下降，文化层面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高涨，社会层面两极分化、移民危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剧。而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理当针对“逆全球化”问题提出有效的“中国对策”。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拓展外交发展机遇、促进文化交流合作、形成平衡发展格局，力图构建更为开放、共享、包容、普惠的新型全球化，将为全球化转型打开新局面。
关键词：“一带一路”[KG1]逆全球化中国方案
2016年，西方发达国家爆发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德国民粹主义浪潮等“黑天鹅”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思潮。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是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它代表着更多的投资引入、更大的贸易机会、更广泛的技术经验交流，作用不予置否、进程不可逆转。因此，我们应在“逆全球化”思潮的阴云下思考如何破除“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建立和推动新型全球化。
一、“逆全球化”思潮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影响
在经济层面，西方发达国家在面对经济发展迟缓、金融危机频发、社会矛盾凸显时，本能的谋求自救，以西方发达国家从全球化的主动倡导转为保护主义、制造业回流为标志，全球化正在发生逆动。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大力倡导“制造业回流”、“本土化制造”，鼓励本国企业将资金和岗位迁回国内，严重打乱了原有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全球价值链，在资金、就业、技术方面对“一带一路”的延伸造成了阻碍。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推动“逆全球化”向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对“一带一路”的实施造成了三个层面的影响。第一，美国作为世界贸易头号大国带头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将原本开放的多边政策转为利己的双边政策，这对参与“一带一路”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会产生误导，诱发其采取利己排他的进出口政策和贸易壁垒，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实施。第二，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怀有对中国日渐崛起的嫉恨心理，企图通过抹黑中国形象恶意阻挠“一带一路”的推进。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同时拉低本币价格，致使人民币价格居高不下，造成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外来商品挤占中国市场，间接导致“一带一路”推行遇阻。第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使国际资金市场流动性处于紧缩状态，加之美联储加息不断升温，使“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配套平台建设面临巨额融资需求。
在政治层面，“逆全球化”思潮表现为：第一，西方发达国家仅从“本国利益绝对优先”的视角出发，不愿全球性问题拖累本国经济发展，导致各国对全球性问题的统一性认识趋弱，原有的国际规则和制度不断受到责难，由发达国家发起建立的经济组织不断被边缘化，全球治理陷入僵滞状态。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意愿、能力趋弱的表现，全球性问题更多地由“一带一路”负担，加重了“一带一路”对公共产品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治理机制构建的压力。第二，在英国“脱欧”、德国难民危机、希腊债务危机、法国右翼势力抬头等欧洲一体化分崩离析的影响下，加剧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国家间贸易合作和人员交流的摩擦增多，导致“一带一路”具体项目难以推进。第三，发达国家企图通过“逆全球化”运动对抗“一带一路”倡议，联合阻击“一带一路”的开展并削弱其国际影响力，这为“一带一路”实施增添了诸多风险。例如，“美国的战略围堵、俄罗斯的战略猜疑、印度的战略不合作、日本的战略搅局”，从地域上切断了“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的合作布局，严重阻滞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资源、资金、人员的融通共享，战略进程的长期性、复杂性不可避免。
在文化层面，“逆全球化”思潮是西方社会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折射。非理性主义是“通过人的直觉、本能、体验去直观世界，把主体的感受、情绪、想法作为世界的本质来认识，把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过程看作是非理性因子的活动，强调直观感受”。而感情、感受、刺激、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本身具有无序性、随意性、不可控性的特点，容易诱发民粹主义情绪，引导主体做出非理性抗争行为。具体表现为：第一，非理性主义追求大众政治，对权威主义因财政赤字、债务缠身、新老政治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忽视大众诉求深感厌恶。而非理性主义反权威的特点，容易被别有用心的统治精英所利用，他们鼓动民众发起以维护个人权益为诉求的“街头政治”，通过游行抗议、阻断交通等暴力形式公然反抗政府，甚至违反现存法律以达到反建制的效果，使社会出现无政府主义状态。同时，统治精英为了得到选票，开始提出迎合民众喜好的政策主张，甚至就业准入、延迟退休、削减福利等具体政策制定都要揣摩民意、亦步亦趋，造成政府在面临国际事务时政治公信力和治理能力下滑。因此，随民粹主义从西方国家蔓延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决断受本国民间舆论干扰严重，加之西方话语对民众的恶意导向，导致民间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移民问题、环境问题、金融风险、腐败问题加以臆想并放大，动摇了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信心和立场。第二，“一带一路”倡议背后涉及沿线各国的经济利益和价值取向，而沿线各国的经济水平、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历史走向本就各异，缺乏经济共赢、政治互信、文化融通的基础，加之“逆全球化”思潮在文化上助长了倾向于排他性民族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更加不利于社会团结稳定、国家对外往来。具体表现为各国秉持“民族利益至上”原则，外交政策与国际合作以是否符合本民族利益为唯一标准，甚至不惜牺牲其他民族利益，民族主义色彩和主观主义色彩浓厚。这进一步加深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的嫌隙，加剧了“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艰巨性。
在社会层面，“逆全球化”思潮下，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矛盾尖锐，国家间本国民众与外来移民冲突不断。开放全球市场必然会招致激烈的竞争，而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在激烈的全球市场中获益，相当一部分人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当市场竞争对社会不同群体造成不同影响时，就会引发社会群体间的矛盾。那部分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国际贸易和跨境合作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如鱼得水的精英阶层普遍支持全球化。而那部分不能直接或间接参与国际贸易和跨境合作的草根阶层，则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待遇不得不做出更多的妥协，进而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利益受损者和“逆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逆全球化”中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全球化成果分配不平等、惠及不均衡的问题，由此引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对自己所创成果和财富被大国或精英阶层抢占的担忧。加之“一带一路”倡议缺乏具体的、完善的、明晰的利益分配制度，致使沿线国家民众怀有“一带一路”是中国倾销过剩产能的出口、是中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手段、成果仅有中国、俄国等主要大国瓜分的不良情绪和错误认知，不利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持续推行。此外，“逆全球化”思潮下，特朗普提出限制移民、排斥部分族裔、“禁穆令”等具有浓厚民粹主义色彩的主张，容易在中东地区等“权利真空地带”滋生恐怖主义、宗教异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有可能将对全球化的憎恨转向“一带一路”，从而破坏“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致使“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巨大的威胁、风险与挑战。
今天，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本土主义盛行，面对大国间竞争博弈、战略搅局、治理停滞，面对反区域合作、反建制、反权威的民粹主义蔓延，面对国内国外阶层矛盾、移民危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我们应该继续保持推动、构建经济全球化的战略信心和战略定力，通过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为搭建新全球化提供中国方案，同时为应对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开出“中国药方”。
二、“一带一路”对抵御“逆全球化”思潮、构建新型全球化的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是一个面向全球的“平等、开放、包容”的倡议，旨在实现同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这一倡议的实施，无论是应对西方发达国家鼓动的“逆全球化”思潮，还是推动全球化转型为经济融合、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社会协调的“新全球化”，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打造更加开放的新型全球化
在理念上，“一带一路”秉持亲诚惠容原则，在考虑沿线各国国情和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用开放的心态欢迎各国搭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成果的“便车”，在保护主义盛行的困局中确保沿线各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都能实现成果共享，而不是部分国际舆论所歪曲的那样，假借开放之名谋一己之私，利用沿线各国优势资源实现中国自身的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利用沿线国家的市场解决中国产能过剩、传统产业转移等问题，只顾自身发展全然不顾他国利益的“霸权主义”或圈筑排他性贸易保护主义领地。同时，“一带一路”开放性合作倡议通过建设公共设施使贸易投资更加便利化，实现了各国企业和产品的转型升级，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国际社会的审视，并用自身的实际努力消除沿线各国对中国发起“一带一路”目的的怀疑，为构建平等开放、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作出了贡献。在实践上，“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本着开放共享的原则，一方面，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不设定范围，没有任何国力强弱的歧视，欢迎一切有意向想合作的国家；另一方面，在合作方式的选择上不拘于形式，不另起炉灶，可双边可多边，既通过双边合作发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优势作用，又借助原有的多边贸易组织，像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上合组织、中国与东盟的“10+1”、RCEP等，实现战略效能最大化。如今，“中国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因此，“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作为一座桥梁实现了沿线各国商品、资金、贸易的良性互动，带动沿线各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有效破解了西方部分发达国家实行的技术垄断和贸易保护政策，为应对“逆全球化”思潮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拓展外交发展机遇，倡导成果共享的新型全球化
在理念上，“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和归宿在于“共享”。共享理念在“一带一路”中表现为参与国尤其是主要大国要坚持以实现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为己任，努力促进沿线国家投资贸易、市场准入等制度的相互兼容，通过资源的优势互补带动各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从而让更多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掌握全球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参与到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上来，推动新型全球化朝着世界各国利益共享的方向发展。在实践上，虽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意愿趋弱，但全球化向前的脚步不会因此停摆。相反，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共享而非私利、是协商而非博弈，旨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化解棘手的全球问题，为全球化转型扫除危机障碍并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我们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着力化解热点，坚持政治解决；要着力斡旋调解，坚持公道正义；要着力推进反恐，标本兼治，消除贫困落后和社会不公。”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平等互利、成果共享、民心相通的“暖心工程”，为沿线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治理提供了机遇，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大国担当。此外，针对“逆全球化”思潮下一体化进程受阻、部分大国围堵的现象，中国将“一带一路”作为拓展外交关系的重心，积极发展周边外交关系，力图通过“一带一路”与沿线各国形成资源共用、技术交流、人员交往、成果共享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进而破除部分大国对中国外交层面的干扰和排挤。具体来说，“一带一路”倡议考虑到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采取科学分类、重点推进的合作方案，构筑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沟通机制，与沿线国家原有的战略项目，例如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波兰的“琥珀之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对接，与合作意愿强烈的国家确立更为具体、更具示范性的发展项目，与沿线国家探索构建“一带一路”共商机制，打造多元合作新模式。
（三）促进文化交流合作，构建更具包容的新型全球化
在理念上，“一带一路”在沿线各国倡导更为“包容”的文化价值。中国自古崇尚“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价值理念，力图构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一国之内尚且如此，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更是强调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沿线国家不能因文化、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受到区别对待，这有力证明并消除了国外舆论对我国推行“价值渗透”和“文化霸权”的误解。同时，“一带一路”旨在促进多元文化交流，既通过吸收借鉴他国优秀文明成果实现国内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又让沿线国家共享中国文化改革开放的有益经验，以此达到各国文化共同繁荣的“井喷之势”，为构建更具包容的新型全球化创造条件。在实践上，一方面我国要加强对“一带一路”的公关宣传，通过网络、新闻、成果展等方式让各国民众了解“一带一路”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获得民众的理解与肯认，进而化解非理性主义思潮下沿线国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蔓延的负能量，推动全球化朝着兼容并包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针对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恶意中伤和舆论误导，我们也要保持警惕，对于部分国家、政府受民意舆论导向而作出的项目调整或变更等现象，要提前做出预判和对策备案，更要分析和评估沿线各国对参与“一带一路”的客观舆论和主观意愿的强弱，有重点、有阶段的层层推进。同时，研究设立“一带一路”争议调解机构，针对部分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的不实报道和恶意歪曲，无论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博弈还是民间对于具体项目的质疑，都要通过仲裁机构积极作出回应，主动化解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满情绪。此外，“‘一带一路本身就富有传统文化融合的意涵，倡议将丝绸之路延续千年的经济、文化、商贸友好交流传统继承下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含义，在深化经济合作的大背景下，为各国人文交流提供广阔的舞台，推动民族、宗教的互相理解和相互信任，最终实现各个领域的密切合作”，进而化解“逆全球化”思潮下狭隘民族主义、宗教主义所引发的危机。
（四）构建平衡发展格局，实现普惠共赢的新型全球化
在理念上，“一带一路”倡议遵循普惠的合作原则。普惠内含在利益分配方面更加均等，使战略发展成果惠及沿线各国；在解决社会问题上体现对弱国、小国的照顾和珍视，着力解决其贫困、就业等问题；在发展方面注重经济、社会、生态的协同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新型全球化构建上更加注重夯实全球化的共赢基础，让全球利益惠及全体人民。在实践上，“一带一路”着力破除“逆全球化”思潮下区域间、国家间利益分配不均、矛盾冲突不断的问题。首先，“一带一路”具有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一带一路有利于加快中西部地区及相关省份开放开发和跨越式发展的步伐，进一步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布局；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我国与周边国家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全面合作关系，确保国家战略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引导我国区域发展战略重心的西移，形成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扭转原有全球化造成的各国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为实现沿线国家的普惠共赢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和基础设施供给。在经济方面，中国通过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给沿线国家“脱贫求富”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并通过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合作为沿线国家建设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在科技文教方面，中国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实现科研人员、技术成果、科技园区设施的共建共享，并打造新闻合作联盟、音乐教育联盟以及其他人文合作新平台，实现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融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积极参与沿线落后国家的援助项目，并提供粮食、医疗、住房等配套补助，尽快解决“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的贫困问题；在生态方面，中国将设立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为沿线各国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状况提供有力支持。第三，“一带一路”促进沿线国家各异民族、各类宗教、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增强彼此的理解与认同，进而从思想根源上消除孕育恐怖主义的温床；“一带一路”形成的“共建共享”安全格局，对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宗教异端等势力展开联合围剿；“一带一路”会带动沿线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缓解当地民众就业难、生活难的窘境，从根本上消除了滋生恐怖主义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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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琪如，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