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仅对巩固经济稳定复苏态势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有重大意义。
一、疫情后消费恢复明显滞后
今年以来，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但经济恢复仍不平衡。前10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下降5.9%，而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8%。消费与投资增速的缺口由疫情前消费比投资高3个百分点左右，逆转为今年前10个月消费比投资低近8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趋势，消费年内很可能难以转正。消费恢复滞后，主要有几个因素。
一是疫情抑制消费倾向和未来预期。受疫情冲击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今年居民消费倾向明显下降。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0.6%，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下降6.6%。与此同时，居民储蓄水平明显提高。在收入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今年前3季度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近10万亿元，明显高于过去3年前3季度新增存款平均6.2万亿元的水平。除了服务消费尚未完全恢复带来的被动性储蓄增加外，这主要是受到收入预期影响和预防性储蓄增加的结果。
二是低收入群体消费下降更为明显。这次疫情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低收入群体冲击更大。从调查数据看，月薪4000元以下职位招聘数量同比下降近三成，比平均水平低约两成。年收入10万元以下家庭消费显着下降，而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家庭消费回升较快。
三是居民负债水平上升挤出消费。近年来，居民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前三季度居民购房贷款依然强劲。2020年上半年，购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7%。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标准，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超过60%。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往往伴随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回落，对最终消费会形成较强的挤出效应。
四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影响消费。201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8，已经连续19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比较201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城镇和农村居民中最高20%收入组与最低20%收入组之间差距分别为5.9倍和8.5倍。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拉大居民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边际消费倾向更强的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偏低，对扩大消费形成明显制约。
五是宏观政策偏重激励供给。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生产恢复明显好于发达国家，而消费恢复又相对滞后。而刺激政策向居民倾斜，使得发达国家终端需求更快恢复，零售总额已回升到疫情前水平。这与宏观政策偏重激励供给还是刺激消费有一定关系。由于发达国家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刚性需求通过进口来满足，使得“中国生产、欧美消费”的国际循环模式有所恢复，带动了我国近几个月外贸出口的较快增长。
总之，消费恢复滞后将传导到生产和投资，最终将影响经济稳定复苏。如果生产恢复较快，消费跟不上的话，库存就会增加，企业营收也会受到影响。在外贸出口增长随着订单转移量减少而回归常态，投资恢复仍受到制造业和民间投资恢复偏慢制约的情况下，推动经济稳定复苏，必须更加注重扩大消费。
二、消费变革和升级的新趋势
近年来，我国消费变革呈现一系列新趋势。在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消费变革和升级呈现的新趋势，将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一是商品消费高端化。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对产品质量、品质、品牌的需求日益提升，时尚、品质、节能、智能等升级类产品受到市场欢迎，比如，疫情期间，高端品牌汽车销售的增势仍然非常强劲，高端化消费需求与日俱增，既反映了居民收入的变化，也是推动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二是消费结构服务化。实物消费占主导的消费结构日益转向服务消费占主导的结构。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5.9%，并将保持继续上升趋势。通信服务、大众餐饮、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生等服务消费正在成为消费新热点。
三是消费方式网络化。随着移动支付普及率快速提升，网络零售全方位融入居民生活，网络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今年前10个月，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0.9%，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6.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4.2%。
四是消费产品智能化。伴随人工智能及语音交互快速普及，2019年我国智能音箱市场总出货量达4589万台，同比增长109.7%。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驾驶、智慧教育等加快向居民生活渗透，将激活消费新动能。
五是消费群体年轻化。我国“90后”“00后”新一代消费群体，成长于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不同于上一代，相较于价格，他们更看重质量和性价比，追求时尚和品牌，乐于尝试新鲜事物，成为催生新型消费的主力军。
六是城乡市场融合化。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网络覆盖范围扩大，特别是国家对农村地区网络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网上零售持续向农村下沉延伸，改善了农村的消费环境。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更加有效连接起来，优质农产品通过网上销售进入城市千家万户，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适应消费变革和结构升级的新趋势，要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持续增强社会再生产的循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三、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中，消费是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加快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主要着力点。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2万亿元，约为6万亿美元，接近美国6.2万亿美元的规模，2020年大概率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显现。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第一，把稳就业放在优先位置。保企业、稳就业，才能保障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消费才有更大空间。稳就业，既要重视稳定现有就业岗位，更要鼓励发展多元化新就业形态。要完善新就业形态的扶持政策，加强对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探索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扩大新就业形态发展空间。
第二，加大促进消费的政策力度。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消费激励措施，并加快餐饮、住宿、旅游、文体、培训等服务业复业复市，发展服务消费。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促进住房健康消费。拓展农村消费市场，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全面促进消费回升。
第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是购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军，是引领消费结构向高端化、服务化、多样化、个性化升级的中坚力量，对于扩大消费有强大支撑作用。要争取用15年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翻番，由现在4亿人增加到8亿人，成为扩大消费的主力军。
第四，坚持“房住不炒”政策。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监管，严控信贷资金过多流向房地产市场，降低高房价和居民高杠杆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第五，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国2.9亿农民工已经占到4.2亿城镇就业总人口的近70%，但农民工进城落户仍面临不少“玻璃门”“弹簧门”。有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27%。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
第六，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简化社保参与、转移接续等手续，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第七，鼓励发展新型消费。加快培育网上零售、在线教育、智慧旅游、互联网医疗等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促进新型消费扩容提质。顺应新型消费发展趋势，加快出台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领域相关配套规章制度，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构建良好的消费环境。◆
（本文为作者在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上的发言，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