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受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地缘政治趋于紧张和新冠疫情持续扩散的影响，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但综合起来，短期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长期看，会导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下降和结构变化。新形势下保持和提升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良好势头，必须深刻认识外商直接投资重要作用，形成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新的竞争优势，不断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
关键词：[HTK]形势 外商直接投资 影响 应对
全球范围看，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产业链高效布局、加快技术扩散与产品升级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4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从创造城镇就业、贡献国内税收、扩大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从激发创新活力、带动产业升级等更多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近几年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汹涌澎湃，逆全球化、新冠疫情爆发、中美经贸摩擦等矛盾交织叠加，而我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国民素质与技能整体大幅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水平今非昔比，正处于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时期。本文主要基于这些新形势，研究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所受到的影响并提出建议。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新形势
（一）国际形势
近几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国际经贸形势呈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欧日三方多次联合发表声明，拟调整国际经贸规则，实则为重新分配发达经济体与其它经济体之间的利益，全球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地缘政治趋于紧张。除了这些大局势外，还要重点关注到全球FDI规模和回报率下降，美国制造业回流等较为确定的，以及新冠疫情、中美经贸摩擦等充满变化的具体形势。
1全球FDI规模收益双双下滑。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持续下降，从2016年的175万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143万亿美元，又进一步下降到2018年的13万亿美元;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收益率由2012年的81%下降到2019年的6%左右，其中，亚洲的投资收益率从2012年的105%下降到91%（徐林，2019）。
2美国制造业回流或“去中国化”。美国正在积极开展制造业产业链，尤其是科技产业链回流，以期拉动美国国内制造业，创造就业岗位。2017年底，美国两党通过税改法案，大幅降低企业税，以较低税率对美国企业转移回国的海外资产一次性征税，促使美国企业改变外包模式。美国还以通过《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行政令等市场禁入措施促使美国企业与中国供应商切割。这些措施取得了效果，例如，苹果在我国昆山等地的供应链已部分向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
3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使新冠疫情传播更快、更广，2～3个月时间内就能席卷全球。2020年11月，我国之外已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有感染病例，其中累计确诊病例破万的已达半数，累计确诊超过五千万例，死亡超过一百万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疫情会直接影响到货物贸易、人才交流、企业合作等微观经济活动，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疫情还将对全球价值链、数字经济、国际金融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佟家栋等，2020）。
4中美经贸博弈动态化。有学者指出，中美经贸摩擦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显而易见的是，中美经贸摩擦会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也会干扰外国投资者的决策意愿和速度。但更深层次的是，中美经贸摩擦矛头已转向科技领域。根据美国智库、军方、政府的公开报道，结合美国前期对我技术脱钩的路径和策略看，美方主要打着维护军事安全与产业安全的旗号，选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对两国创新要素流动设置障碍。目前，中美在互联网、人工智能领域已脱钩，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正在脱钩，其它领域也面临脱钩。此番较量，美国采取了“动态博弈”策略，使得博弈结果的不确定性更大。
（二）国内形势[HT]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除了燃气轮机、飞机发动机、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少数领域外，我国本土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角逐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个别领域在市场份额上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从2006年的28%，下降到2018年的23%，市场竞争变得激烈，在我国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并长期获得垄断利润已绝非易事（江小涓，2019）。这样的竞争格局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来的。我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只要进入的技术壁垒不是特别高，本土企业就能够瞄向与跨国企业不同的客户与市场，在竞争中谋求共同生存和发展，积累学习能力。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从成本领先优势起家，逐渐打造了集高性价比产品、个性化定制、售后服务等于一体的竞争力;本土服务业企业更加了解中国国情和客户需求，又有显着价格优势，服务标准化程度也在提升。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提高和消费升级，本土企业越来越有创新的定力和能力，以期抢占更加高端的市场，这会影响外商崛取垄断利润，倒逼其投放更高的技术，以医药、医疗器械行业为例，一旦我国本土企业成功研制新产品，跨国企业就会将同档产品价格大幅下调，并导入新一代产品。“十三五”时期，跨国企业在华新设立的项目大多属于最先进的技术，有些还是研制生产全球首发的新品。最近，一批新的外资重磅项目又在我国落地，例如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项目。新的产业竞争格局使FDI结构升级，有利于我国企业吸收最新的技术，又进一步反过来加速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倒逼FDI结构新一轮升级，可以说，我国已经进入这个良性循环。
二、新形势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一）短期看利用外资仍大有可为
我国与跨国（境）投资者优势互补，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短期看利用外资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稳外资的前景可期。
1我国强大国内市场对外资具有持续的吸引力。从全球看，亚洲地区仍然是FDI回报率最高的地区，在全球FDI收益下滑的背景下，亚洲地区的吸引力更为凸显。对比其他亚洲国家，我国还有强大的国内市场，这对外资非常具有吸引力。外资企业在中国这40多年以来获得了巨大收益，比如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企业2018年的销售收入达到7000亿美元，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在本国的销售额（中国经济网，2019）。即便是在美国制造业回流或“去中国化”，中美贸易博弈动态化带来的阴影之下，很多调查都显示，外资企业长期在华投资经营的信心没有改变，比如，2020年9月，上海美国商会发布报告称，大部分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786%的受访企业表示不会转移在华投资，较去年增加51个点;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报告称，欧盟企业在华投资情况总体稳定，只有11%的受访企业考虑外迁或改变投资计划，接近10年来最低水平（经济参考报，2020）。最近的数据也表明，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情况仍然较为乐观，规模实现逆势增长。2020年前8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619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8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84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7%，连续5个月实现单月吸收外资金额增长（商务部，2020）。
2疫情对FDI的影响是冲击性的但是暂时的。全球新冠疫情的迅速蔓延，对外商直接投资会造成冲击，主要原因包括：为了控制疫情，各国纷纷出台限制人员、物品流动的管控措施，使跨境投资活动受到直接抑制;疫情使企业营收受到影响，利润的降低将减少企业再投资，从而影响全球跨境投资规模;疫情对各个行业的影响不同，一些受冲击较大的行业可能在近期跨境投资上更谨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等国家都是中国重要的外商投资来源国（毕马威中国，2020）。然而，从更为深入的动因看，FDI所涉决策更加关注投资目的地的市场环境和长期发展，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韧性与前景、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不断加大的对外开放力度、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体系、优质的人力等要素资源，仍然对外商具有独一无二的吸引力，这些动因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而且，我国疫情防控的速度与效果也非东南亚其它潜在投资目的国所能比拟，更彰显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抗冲击能力。
（二）长期看会造成我国FDI规模下降和结构变化
逆全球化，美国制造业回流，中美经贸博弈，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交织，会导致显性成本不再是FDI所涉决策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全球产业链随之重新调整，这必然带来我国FDI规模下降和结构变化。在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已经在重塑。全球产业链同步在调整，我国对外开放从参与垂直国际分工正转向水平国际分工（江小涓，2019），这将带来FDI结构优化提升，但中美经贸摩擦带来反方向影响。可以看到的是，高技术领域美对我投资大幅缩水，能够预见的是，中美科技脱钩加速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服务链和价值链新一轮重构，我国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被美国持续打压，制药和医疗设备等产业链被欧美召回，部分以市场为导向和追求效率的行业仍会留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失到欠发达国家。此外，FDI的动机虽然是复杂的、多重的、动态的，但成本因素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而我国的成本优势，至少是显性成本优势，呈下降趋势，不利于未来FDI扩大规模。据测算，我国物流、税费、能源、融资、土地成本都高于美国，家电企业人工成本是东南亚的2倍，软件企业开发人员成本是印度的2-3倍（王晓红，2017）。我国目前的成本优势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对重大项目的补贴，但这种方式不可持续。总体来说，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受到成本因素的制约而扩大乏力，结构虽受到我国自身产业水平的影响，但更主要是会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尤其是中美关系等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因此FDI对我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规模影响更加趋向质量影响。FDI结构若实现升级，将更有利于带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但FDI结构是否能够实现升级，存在较多外部不可控因素。
三、政策建议
（一）要深刻认识FDI仍对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后发优势。外商直接投资是获得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依然需要FDI来挖掘后发优势，FDI也依然能够帮助我加快实现后发优势，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上，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前沿，发展中国家可以对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只要下期生产活动采用的技术优于本期，就是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进入附加值比现有水平高且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只要下期进入的新产业附加值高于本期，就是产业升级。利用这一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能够以较低成本和较小风险，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Aghion等，2014;蔡昉等，2018）。对照实践，FDI对比较优势的挖掘，并不体现在投资国要导入最先进的技术，而是导入我国适用的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即可。目前，我国在很多产业的很多领域与世界前沿还存在差距。为了充分利用我国的后发优势，除了干细胞治疗等高风险领域外，吸引外资的旗帜应该更加鲜明，使外国投资者稳定预期、提振信心。
（二）要积极主动形成新形势下吸引FDI的新竞争优势
在成本优势日益削弱的同时，我国吸引FDI的新核心竞争优势正在加速形成。一是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强;二是高素质人才数量多，吸引知识智力密集型服务业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明显优势;三是东中西部在吸引外资上具有梯度和互补优势;四是投资环境不断优化，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王晓红，2017）。未来要进一步巩固住这些竞争优势，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在此基础上，对于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风险，要反其道而行，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深化与日韩、欧洲、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充分发挥我国强大市场的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各种应用场景，缩短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周期，吸引更多原创成果来华研发、转化、产业化，把国外创新主体吸引进来并留在国内经济的大循环之中。此外，要优化外资空间布局，引导外资流向适配区域。孙浦阳等（2012）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利用中国288个城市2003-2008年面板数据，发现城市服务业集聚有利于吸引FDI，而制造业集聚和外资集聚则不利于吸引FDI，其中，生产性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FDI流入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相邻城市之间的产业集聚在吸引FDI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必须不断审视外资在我国的空间分布是否合理并予以调整。
（三）要高效利用外资来发挥好外资对我经济的结构性作用
我国已导入并且未来也会导入高质量外资，如何高效利用这些高质量外资是当务之急。这需要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入手，精耕细作。一方面，监测行业外资占比，适度调节吸引外资力度。根据夏业良、程磊（2010）的研究，来自外资企业的行业竞争压力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发挥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溢出作用，要测定并调节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研究表明，外资企业所占市场份额最优比重约为55%。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苦练内功以提高FDI的技术溢出水平。一是要提升本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何兴强等（2014）的实证研究发现，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达到促进技术溢出的水平，而大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还没有达到有效吸收先进技术的水平。二是要采取合适的企业组织方式。鼓励外资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国内企业经营，选择能够更快捷、更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除个别敏感行业外，杜绝一刀切式地要求中资（尤其是国有资本）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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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