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腾飞
电子信息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2001—2019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由9100亿元增至122712亿元，年均增长约16%。虽然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期，但在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等方面暗藏隐忧，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将严重阻碍电子信息产业进一步发展。因此，明晰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结构特征，解构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结构性隐忧的成因，对于促进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电子信息产业存在三大结构性隐忧
（一）要素结构：劳动密集型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占比较低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并存，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占比较低。根据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中的相对密集度，可以将产业划分为不同类型。利用劳资比率（资本/劳动力比率）可测算各行业资本和劳动的构成状况，衡量资本或劳动的密集程度。高劳资比率的行业一般称为资本密集型工业，低劳资比率的工业一般称为劳动密集型工业。根据研发强度（研发费用/营业收入）衡量技术密集程度，密集程度高低的划分均以行业均值为标准。
据测算，2019年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业总产值、利润总额占电子信息产业的比重分别为74.1%和74.4%，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高达50.2%。有些行业兼具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征，如通信设备、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技术密集型行业总产值、利润总额占比分别为58.2%和59.2%，对外销售依存度达47.0%。很多资本密集型行业也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总体上资本密集型行业总产值、利润总额占比最低，分别为25.9%、25.6%;对外依存度也相对较低，为44.6%。
（二）产业结构：“重硬轻软”倾向仍然存在，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所占比重较低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国家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以EDA软件为例，2019年我国EDA软件市场规模超5亿美元，其中90%以上份额被国外企业占据，国产EDA软件占比仅为5%左右。目前，Cadence、Synopsys和西门子Mentor这三家公司的全球市场占率近70%。除了华大九天以外，我国多数EDA公司起步都比较晚。事实上，早在1988年我国就启动了“熊猫系统”EDA项目，随着巴统对我国取消禁运以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重硬轻软”等观念影响，我国EDA研发曾一度中断。2019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1768亿元，占电子信息产业比重提高到37%，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多在60%至80%之间。
（三）贸易结构：“名义高度化”较快而“实际高度化”不足，关键元器件依赖进口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过度集中于生产和加工制造环节，而产业链关键环节滞后，导致“名义高度化”较快而“实际高度化”不足。从电子信息产业产品出口来看，产业出口增长平稳，占高技术产业出口比重较大。近十年间，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年均增长5%，占高技术产业总出口的比重均在92%以上。出口结构中，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等深加工部门出口比重大，2019年出口额为35733亿元，约占电子信息产业总出口的62%。特别是，集成电路出口额从2011年的1671亿元增至2019年3193亿元，占电子信息产业全部商品出口总额比重稳步攀升。但从关键环节来看，产业链和价值链内关键环节缺失，高端技术、关键设备被国外垄断，主要依靠进口，产业结构“实际高度化”不足。如图2所示，我国电子器件进口额高达3689亿美元，约占电子信息产业进口总额的60%。
二、电子信息产业结构性隐忧成因分析
从贸易方式和生产投资来看，加工贸易模式和外资主导型发展模式，使得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可能出现比较优势陷阱、技术转移陷阱，这是构成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
（一）比较优势陷阱
从贸易方式看，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加工贸易模式为主。2018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进出口贸易额高达14235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额的53.7%。虽然加工贸易可以在产品质量控制、成本控制、经营效率控制等按照购买方的要求组织生产，以先进的组织控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我国大部分加工贸易停留在全球产业链条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处于国际分工的相对低端，只能赚取少量的加工费，导致我国贸易的福利水平非常低，绝大部分贸易利益为对方国获得。这种低附加值环节的不断扩容，不利于电子信息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因此，随着我国出口规模不断增大、出口依存度不断攀升，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进一步凸显，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这种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发挥反而导致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长期固化，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目前，珠三角区域整体电子信息产业OEM类的加工贸易占很大比重，这种低附加值、低利润的生产加工可能导致“锁定效应”。另外，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因为资金等的限制，一般没有研发机构，整个集群产业只能被动的受引进项目的制约，不能自主的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生产过程中主要致力于模仿和转化跨国公司的技术和知识。以东莞为例，绝大东莞的产业集群是零部件的生产基地和部分整机的组装基地，主要生产一般元件和中低档产品，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在产品方面都处于个人计算机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技术方面的进展主要也是围绕一般性生产技术以及外围技术，核心技术、高端产品和基础软件方面仍旧依赖国外。
（二）技术转移陷阱
从生产投资看，外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加剧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技术依赖性。一方面，虽然跨国公司可能也在中国设立研究开发中心，但往往并不是核心技术的开发，而是针对不同市场的适应性开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资在带来比较先进技术的同时，往往也会削弱原东道国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另一方面，外资因掌握技术和国际营销高附加值环节，而与之合作的内资、国内企业只能取得加工利润。对于那些针对于占领东道国国内市场的外资可能会利用其技术、品牌、营销优势，挤垮东道国国内企业。
此外，即使跨国技术转移有持续为正的溢出效应，由于技术的溢出效应递减以及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差异，仍然使溢出效应具有不确定性。目前，我国不仅缺乏高层次的专业人才、领军人物、技术和学术带头人，技能型工人也严重不足，人才基础薄弱将制约技术吸收能力。据调研企业反应，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复合性，技术与管理的交叉性以及技术与市场的交融性，培养合格的人才往往需要到5—8年时间的长期锻炼才能形成一种从系统、整体概念出发的系统开发能力，而要成为产业的高端人才，还需要经过更多的实践锻炼。
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强化人才建设，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一是加大对高级生产要素的持续投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配的最根本依据。要成功跨越“比较优势陷阱”，完成全球价值链突破，需要加大对高级生产要素的持续投资，主要包括提升教育质量、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改进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与规则。
二是着力推进产业研发平台建设。联合高校和企业，以应用型人才培育为核心，着力建设人才联合培养基地。一方面，通过校企双师指导、专业学习与企业实训并行等模式，培养工程应用型紧缺人才，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博士、院士工作站，培养高端创新人才。
（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服务化”转型
一是大力推进服务性制造。支持电子信息企业聚焦核心业务和产品，加快服务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从以加工组装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纯出售产品向出售“产品+服务”转变，延伸和提升价值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
二是大力发展云计算服务与大数据服务、物联网服务。顺应电子信息产业及其他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需求，积极发展云计算服务与大数据服务、物联网服务等新兴软件信息产业，着力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软硬均衡”发展，积极探索面向重点领域的系统解决方案和行业应用服务，促进电子信息产业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发展，催化核心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业态模式创新。
（三）强化技术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一是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重点领域企业核心竞争力，重视基础研究，选择可行的技术方向实现突破。加快关键领域研究支持力度，尽快缩短在设计、制造与封装技术上的差距，集中力量突破一批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建立自主可控的标准体系，并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及研发成果产业化。
二是着力发展重点领域企业。围绕重点领域产业链，强化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内容与服务协同创新，提升重点集成电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设计业的快速增长带动制造业的发展。聚焦移动智能终端和网络通信领域，推动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与整机、数字电视芯片、网络通信芯片、智能穿戴设备芯片及操作系统提升，增强信息技术产业整体竞争力。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