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成 潘彪 胡月 王继源
2022年1—4月，越南出口贸易额达到1224.8亿美元，同比增长16.5%，而同期我国出口增长10.3%，特别是4月份出口增速下降至3.9%。这一鲜明对比，引发国内对贸易订单转移和产业链外迁的双重担忧，甚至产生越南是否会取代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讨论。从贸易和生产数据来看，近期越南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短期利好因素，但更多是源于长期比较优势动态调整带来的分工变化。这种转移对我国贸易总体影响不大，但应重点关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就业、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等带来的挑战，采取针对性应对措施。
一、“两长两短”因素叠加，助推越南出口激增
越南出口上涨并非近期现象，2000—2021年，越南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达到16%。2010年，越南出口额还不足苏州的五成、深圳的四成，但在2016年和2019年先后赶超苏州和深圳，2022年一季度分别达到二者的1.4倍和1.5倍，这源于长期趋势和短期因素叠加带来的复合增长效应。
（一）长期因素一：低劳动成本吸引大量国际投资，外资企业构成出口主力
从2007年开始，越南进入人口红利期。2020年，越南总人口达到9734万人，规模介于我国河南、江苏两省之间，结构优势明显，年龄中位数31.9岁，比我国年轻6.8岁;15—34岁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1.2%，比我国高3.7个百分点;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每小时2.99美元，约为我国的46%。低劳动成本为越南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2022年前4个月，越南吸引FDI逾10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8.3%。外资企业成为越南出口贸易的主力，2010年至2022年前4个月，FDI企业出口额占比从54.2%上升至73.2%。
（二）长期因素二：广泛参与经贸合作组织，有效增强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优势
越南作为经济和贸易小国，加入经贸合作组织的外部阻力小，目前已成为全球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2007年加入WTO，2010年作为东盟成员与我国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近年来又先后加入CPTPP，与欧盟、英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22年RCEP生效后，越南被认为是获益最多的国家。越南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提高了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增强对外贸易优势，对其出口推动作用将越来越突出。
（三）短期因素一：中美经贸摩擦下部分企业从中国迁移至越南，贸易替代效应逐渐显现
2018年3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总体不断升级，一部分跨国公司为规避贸易壁垒被迫迁出我国;同时，美国、日本、韩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推出优惠政策及扶持项目，鼓励本国企业回流或转移到第三国家，其中很大一部分产能转移到了越南。越南对我国出口形成明显短期替代，如2019年，越南对美出口额同比增长29.1%，我国对美出口额则同比下降12.5%。2018—2021年，越南在美进口来源占比从1.9%上升至3.4%，我国占比从21.2%降至17.8%。
（四）短期因素二：“带疫解封”加快复工复产进度，获得大量外贸订单
2021年10月，越南开始放松国内疫情管控;2022年1月起压缩疫苗接种者入境隔离期，4月27日起暂停边境口岸入境人员健康申报，5月15日进一步暂停入境人员核酸检测要求。率先“带疫解封”加速了越南制造业复苏，国际订单快速反弹。特别是趁我国疫情反复造成供应链短期运行不畅，越南承接了大量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外贸转单，直接推动今年3、4月份出口额同比上涨17.0%和25.2%。
二、“三大三小”挑战并存，对我国不同行业、人群、区域存在差异影响
从生产和贸易数据来看，越南出口增长集中在少数产品和个别领域，对我国的冲击并非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经济体量还是生产能力，越南都难以撼动我国“世界工厂”地位，但需要重点关注受影响较大的部分行业、人群和区域。
（一）对劳动密集型行业挑战大，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挑战小
目前越南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装配环节为主，其出口增加对我国的贸易替代作用也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2022年1—4月，越南通信设备及配件、纺织服装等前5类商品合计占总出口的58.1%，进口结构则与之高度相似（见表1）。这意味着越南制造主要是将原材料、零部件经过加工或组装后再出口，整体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对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冲击较小。对美贸易数据也显示，今年3月份与去年9月份相比，我国在美国纺织服装、鞋帽、机电产品进口份额中下降10个、6.3个和4.1个百分点，而越南所占份额则上升了3.1个、5.0个和0.8个百分点。
（二）对劳动者挑战大，对资本所有者挑战小
订单转移和产业链迁移并不意味着我国企业被剔除全球产业链，只是部分产品组装环节转移到了越南，国内企业开始向上游原材料和下游订单管理扩展，供应链网络规模扩大。越南出口增加对我国组织生产的资本所有者冲击有限，但对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挑战较大。作为越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2022年前4个月，越南自我国进口额达380.8亿美元（占比31.7%），其中纺织面料、通讯设备及配件、计算机电子产品配件自我国进口分别占63.2%、42.4%和28.1%。同时，我国纺织服装、鞋类、木材加工、电子等行业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规避贸易壁垒跟随国际巨头转移至越南。2011—2021年，我国对越南投资流量从1.9亿美元增至10.7亿美元，中美经贸摩擦后投资增速明显上升，2021年，我国已成为越南第四大FDI来源国（占比9.9%），按比例估算去年中资企业为其新创造就业岗位约46万个。
（三）对中西部地区挑战大，对东部沿海地区挑战小
2021年，越南人均GDP约为3700美元，略低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甘肃、广西、贵州等省份，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存在竞争关系。相较而言，中西部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黔中、滇中等城市群，拥有庞大的生产和消费群体、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成熟的配套市场体系，投资综合吸引力高于越南。如果部分产业从东部沿海直接转移到越南等东盟国家的短期现象长期化，将打破国内从东到西梯度转移部署，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发展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对于东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其本身有向外转移低端制造实现“腾笼换鸟”的需求，将转移至国外的产业链和外贸订单保持在一定规模和进度，保障重点行业有序转型升级，则负面影响可控。
三、“三稳三提”多措并举，主动化解外部冲击带来的挑战
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正常现象，无需过度担忧。针对当前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人群和区域，需打好“三稳三提”政策组合拳，全面化解挑战。
（一）稳定劳动密集行业和生产环节外迁节奏，提升向“微笑曲线”两端扩展能力
稳定国内制造业核心环节的关键在于破解生产成本高企问题。要用好政府性融资担保，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降低企业融资难度和成本;加快落实降低企业用水用电用网等成本措施，鼓励企业采取精益生产、精益管理等理念，重塑生产流程和管理方式，降低综合成本。扩大市场采购贸易试点范围，支持通关一体化模式发展。引导各地推广口岸收费“一站式阳光价格”，提升出口退税便利化水平，增强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服务力度，对冲经贸摩擦带来的成本和风险。加强与外资企业沟通，稳定企业预期和信心，为关乎产业链稳定性的重点外资企业对华派驻员工提供出入境便利。对研发设计投入达到一定规模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探索按高新技术企业予以税收优惠。支持各地搭建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型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推出销售和服务管理系统解决方案，提升企业向研发设计和产品服务管理核心竞争力。
（二）稳定重点群体就业和收入，提升对低技能劳动力教育培训水平
化解对重点群体就业和收入的影响需要把短期救济帮扶与长期就业能力提升相结合。要指导各地提高援企稳岗措施的精准性和支持力度，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和收入。对受短期疫情影响和中长期产业链外迁压力较大的行业，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覆盖范围扩大到受外迁影响较大的行业，提高对吸纳劳动力较多企业的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和留工补助规模。督促地方尽快将中央下拨的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发放到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追加补助，结合家庭收入情况和资产状况，允许一定比例的失业群体延期偿还贷款。用足用好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拓宽技能提升补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等政策，借助互联网平台推动线上线下培训结合，支持职业院校按规定备案成立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提高教育培训覆盖面，帮助低技能劳动者适应产业转型和生产技术复杂度提高要求，增强再就业能力。
（三）稳定国内产业转移梯队，提升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
推动制造业从沿海向内地有序转移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增强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要加快国内制造业产业转移梯队建设，支持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开展制造业企业转移意向调查，形成潜在转移企业名录，建立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信息匹配机制。鼓励各地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搭建产业转移承接辅助系统，嵌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对接园区合作共建，帮助转移企业落地。落实国家鼓励产业目录相关支持政策，加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税收减免和信贷投放力度，打造重要产业链备份基地。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项支持力度，依托各类开发区、产业集聚区打造产业转移承接平台，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鼓励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结对建立营商环境优化帮扶机制，破解体制机制制约。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争取内外贸一体化试点，以庞大市场需求增强内地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力。
（夏成、潘彪、王继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地所。胡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