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现代民族器乐筚路蓝缕、开山辟路，“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刘天华语）的话，那幺21世纪则是疏通淤塞、建构体系，强调理性与实践，坚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时代。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器乐中的打击乐学科，经历了从专业建立到系统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当前正在走向全面学科建设的新时期。一方面，从国内中国打击乐专业的发展来看，20世纪60年代，高校开设“中打”专业，进行乐器改制，70年代开始走向专业化，80年代迎来第一个发展的“春天”，90年代打击乐作品走向成熟，21世纪初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相继成立打击乐专业委员会（或称中国民族打击乐学会），开启了中国打击乐事业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新格局的影响下，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成为主流，表演人才的培养要求院校的专业教学须与国内外一流专业团体相接轨，兼顾中西打击乐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成为培养目标。此背景之下，民乐的发展须从经验认识层次上升到理论认识层次，人才的培养须从口传心授的师徒制转向知性的分科教学的现代课堂制，其突破口在于教材编撰与教学系统设计。

一、中国打击乐教材建设统状

自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相继成立民族器乐系科起，中国民族器乐开始以其特性与约定俗成的分类，走上了专业化发展道路。从演奏团体建设与专业音乐院校专业设置的齐头并进，再到改革开放至新世纪以来以高等院校为依托的快速发展，几代人的努力已完成了民乐自身的转型过程。新世纪以来，多个专业，如二胡、竹笛、古筝、打击乐等都相继提出了学科建设的新要求。高等院校成为专业发展与学科建设的主要平台，在人才培养的学科定位、队伍建设、课程设置、课题研究、教材编写等方面担当起核心重任。教学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此背景下，系统工程的构建与完善尤为重要。

中国打击乐领域的发展状况亦然。如何借鉴西洋打击乐专业教材编撰中的科学精神与中国打击乐专业综合，开展对应教材编撰与教学系统设计等工作迫在眉睫。教材方面，在学科建设大背景之下专业化教材相继应运而生李民雄继1965年率先编写《怎样打锣鼓》（上海文化出版社，1965）后，又完成了《中国打击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青少年学打击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和《民族打击乐演奏教程·技巧与练习》（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三本教材．李真贵编写了《中国打击乐实用教程》（摇篮文化事业公司，1994）和《潮州锣鼓大鼓演奏技法》（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等。

随后，一大批各类型的中国打击乐教程应运而生，如曹义明、杨展洪收集整理的《湘剧花鼓戏打击乐教材》（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王满编写的《实用打击乐演奏入门》（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和《天津音乐学院校外考级教程（中国打击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孙李红编着的《中国鼓·民族打击乐启蒙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何群编着的《上海戏剧学院规划建设教材·京剧打击乐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21）等。2004年至今，现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打击乐专业委员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打击乐学会会长的王以东更是先后出版十余本打击乐教程，成果斐然。具体包括中国音乐学院全国通用考级教材《中国鼓》（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爵士鼓》（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和《小军鼓》（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节奏与打击乐训练》（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王以东作品集》（上、下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23）．新编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大堂鼓考级教程》《排鼓考级教程》（现代出版社，待出版）以及六册《华韵·中国打击乐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2023）。这批中国打击乐教材已被用于各大专业院校的教学实践中，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为学科建设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王以东与《华韵·中国打击乐教程》系列

王以东是当代中国打击乐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作为中国交响乐团、华夏民族乐团、华夏室内乐团的中乐与西乐的打击乐演奏家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演出活动，同时在中国音乐学院担任国乐系中国打击乐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以及国乐系副系主任、管乐与打击乐教研室主任等教务工作，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打击乐专业人才。作为“两会会长”，他身体力行地肩负起推动中国打击乐事业的重任，不仅以执行副主编身份负责中国当代民族器乐里程碑之作《华乐大典（打击乐卷）》的编辑工作，还独立编写了多部打击乐教材，其中《华韵·中国打击乐教程》（下文简称《华韵》）系列最为突出。

《华韵》系列定位于中国打击乐技能的“高、精、尖”人才的培养，应用于院校打击乐专业主课与共同课教学。王以东将《华韵》系列中大堂鼓（2010/2014、2015）、排鼓（2010/2015）、新疆手鼓（2012）、板鼓（2014）四种鼓类乐器独立成六册并多次修订，不仅介绍乐器形制与特性，更以大量的练习典和经典作品为主体内容来教授演奏手法、技术以及风格，再与独奏作品选以及即将出版的重奏、合奏、协奏曲、戏曲与民间锣鼓乐种以及乐队片段等相配合，构成中国打击乐教材“矩阵”。近十年来，这套教程与“二李”的打击乐教材成为高等院校中国打击乐专业主科课程中必不可少的教科书。该套教程注重内容的体系化，兼顾手法与技法，立足于实践与应用，在术语记谱等方面都别具匠心。

（一）循序渐进、结构清晰

《华韵》系列教程聚焦于专业演奏员培养的目标，循序渐进、以点带面、兼及全局。首先，乐器课程的先后次序有特别考量。已出版的《华韵》教程介绍了四种中国打击乐器，依次为大堂鼓、排鼓、板鼓和新疆手鼓。前三者是中国打击乐学科的基础性乐器，其训练特点与西洋打击乐的主要乐器小军鼓、马林巴与定音鼓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其次，这套教材前5册共包含820首练习曲，这些曲目分类清晰，有明确的训练目标，从预备训练、基础训练、提高训练到综合训练以及风格训练，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例如，《大堂鼓》第一册的基础练习与提高练习以及第二册的滚奏练习与技法练习都分别再细分了4项内容，其中“滚奏”的练习曲从多种固定槌数到无固定槌数都有针对性设计。王以东着力于综合练习曲模块，特别是曲牌与风格性节奏型等练习曲均具有一定篇幅和可听性，可独立展演，成为了独立艺术作品的重要过渡桥梁。

（二）立足于实践与应用

践行是表演教学的目的与必由之路。王以东教授一再强调，所有的基本训练要结合大量不同形式与风格作品的泛读与精读。所以，实践与应用是《华韵》的基本立足点。教程的主体是实实在在的各种练习曲，包括预备练习、基础练习、提高练习、综合练习，风格练习以及艺术作品。它们有明确的针对性训练目标，通过定性与定量的训练一改中国打击乐“以曲代工”的传统，从而帮助学习者达到严谨与扎实的技巧。不仅如此，王以东还执笔创作各类型作品，如移植西方乐曲的小军鼓独奏《鼓边舞曲》与排鼓独奏《快乐的养鸡场》，重组中国传统戏曲曲牌的大堂鼓与排鼓《中国花鼓》，引用大量民间锣鼓节奏的排鼓独奏《鱼跃龙门》与板鼓独奏《踏竹》，中西糅合的组合打击乐《鼓上铜乐》、大堂鼓独奏《鼓威》，组合打击乐与乐队《八音和鸣》……这些作品是王以东几十年来在一线舞台、讲台、采风与研究的印迹，以手法变换为主要的创作结构思维，既有丰富的当代音响语汇与作曲技术，也有较高的可听性，经过大量实践打磨修改后，现已成为打击乐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三）手法与技法并举

基本功演奏技法随打击乐形式与功能的不断丰富以及技术进步而发展起来，对学科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洋打击乐中的“40条小军鼓基本功技法”标准经历两百多年发展后，在20世纪中期正式由美国官方协会推出并推广至全球。至今，小军鼓演奏技法的训练方法已形成固定体系，教材琳琅满目。然而，中国基本功练习则很少，同是打击乐的基础性乐器，大堂鼓的基本功暂时仍未建立起统一的训练体系。

王以东教授认为，打击乐演奏手法与技法涉及乐器形制、演奏技术乃至音乐风格等问题不容忽视。所谓打击乐演奏手法，是指在敲击过程中左右手的顺序及安排的方法，或称开槌方法。对于双手持槌的膜鸣类打击乐器（鼓类乐器）而言，中西乐器都会使用单击、双击和滚奏等基本技法，且在演奏规则的基本节奏型时，一般都采用单数为右、双数为左的原则来配置，但具体使用则各有不同。不同的手法组合直接影响演奏技法的音响效果乃至音乐风格，如中国打击乐强调冲击力的“钉状”发音，西洋打击乐则喜欢圆润饱满的“球状”音响。因此，在2010年《大堂鼓》再版时，他将“手法”与“技法”一分为二，独立成册。教材里面标有“★”符号的条目既要进行各种力度、速度的练习，还要以左、右手分别开槌以及做不同手法的尝试。不同的手法体现了中国鼓借鉴西洋打击乐的各种单击、双跳与复合跳等技术，丰富的节奏样式对重音、力度、密度、速度与平衡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演奏者更灵活应变。而强调装饰音中“短滚奏”（小撮儿）的独立性，常被用以凸显中国传统音乐的典型风格，单倚音、双倚音、四倚音的练习，须再结合左右手分别开槌与收槌，速度、力度、重音等训练……可见强调手法与技法并举，充分体现出作者旨在将系统的基本功训练与中国民族传统风格结合起来的编排考虑。

（四）直观简洁、统一规范的符号标识

由于乐种、乐器、技法等种类繁多，样式不一，中国打击乐的记谱尚未建立统一与严谨的科学体系，这为传承、演奏、交流、创作、教学等环节带来诸多不便。为此，王以东曾在中国民管学会“05研讨会”等会议提出打击乐符号标识规范化的重要性，并撰写文章积极倡导将中国打击乐演奏技法与符号标记规范化。他在每册教材后面都附上了演奏符号与常用术语规范等说明。如鼓类的技法与符号，从单击、双击、滚奏、装饰音，乃至“撇、扬、收、放、划”等结合指挥的手法一一具体标出了钹铙镲类的符号，如传统的闷击、搓击、颤击、磨击、叩击、黏击、揉击等以及当代作曲家的各种新创技法都纳入规范。在《新疆手鼓》中，王以东一边采用状声字“咚”“哒”“叭”“咕”“嘀”“卟”“哗”等来对练习曲进行分类，一边沿用五线谱进行记谱。他认为，中国打击乐记谱需从锣鼓经“拟音”向相对统一的现实符号体系进发，积极推进传统口传身授与现代教育方式的结合，才是中国打击乐专业发展真正“立起来”的必由之路。

三、从专业走向学科的探索

王以东自小吃“百家饭”拜师学艺，随后又在中国音乐学院教坛与中国交响乐团等一线舞台之间折返，既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音乐，又广泛涉足各类当代中外作品。在演奏、创作与教学的践行中引发若干思考从技术到艺术、从理论到实践、从直接参与到间接引导……近年来，他又开始撰写论文表达自己对打击乐教学与现代作品演奏的一些想法。如果说，专业以人才培养、课程教材设计为主体内容，那幺，关于打击乐知识技能的累积、创新与系统化已开始走向了学科建设之路。王以东对中国打击乐70年的回顾、演奏符号规范化的构想、课程与教材设计的心得，以及用“中国打击乐”一词来“淡化‘民打’‘西打’概念之分”，融合多元打击乐教学，营造打击乐大专业氛围的理念，已可归属到学科范畴的探索。

中国打击乐的创立与发展已历70个年头，从院系设置、乐器改制、积累作品、建立学会至学科建设，仰仗几代民打人才兢兢业业的接力，现已基本完成从“0“到“1”的专业构建，正逐步走上全面的、系统化的学科建设道路。迄今，表演领域大批打击乐专业人才在演奏技术与表演力等方面得到很大提高，一批各类型的打击乐作品也应运而生，但是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中国打击乐教材仍然不足，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几乎空白。一个学科的发展与崛起不仅需要整体布局、全面推进，更需要以科学精神为根基，王以东教授的《华韵·中国打击乐教程》编写严谨，科学规范，成为引导中国打击乐事业从专业发展向学科跃迁的重要一环。诚如他所言，盼望更多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工作者与学者参与到中国打击乐事业当中，大批的专业教材、通用教材、普修教材、专修教材、函授教材涌现，以构筑多层次、多维度的中国打击乐教材大系工程！

刘健 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