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咏梅，张 毅，余江梅，邹团标，姚莉琴△（.德宏州妇幼保健院，云南德宏 678400；.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云南昆明 65005）

血红蛋白病是由于珠蛋白基因突变或缺如而引起的单基因遗传病，包括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又称地中海贫血，简称地贫）和异常血红蛋白病两大类［1］。云南省为血红蛋白病高发区，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多见［2］。为进一步了解不同民族儿童血红蛋白病发病特征，笔者于2009年6月至2011年9月对保山市汉族和分布于其他22个市（县）的15种云南省独有少数民族7岁以下儿童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保山市汉族和分布于其他22个市（县）的15种云南省独有少数民族7岁以下儿童为调查对象，包括常住人口和居住半年以上的非常住人口。当父亲或母亲无法确认民族时，以任意一方的民族确定调查对象的民族。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抽样方法。白族、哈尼族、傣族3个民族总人口均超过100万［3］，按无限总体抽样：n＝Ua2×π（1－π）／δ2，每个市（县）随机抽取1～2个乡，再根据民族聚集情况随机抽取数个自然村，每个民族样本量均超过900例；佤族、拉祜族、纳西族、傈僳族、景颇族5个民族总人口均为10～100万［3］，按有限总体抽样：Nc＝n／（1＋n／N），在每个市（县）中随机抽取上述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在当地居民中超过70%的乡1～2个，每个民族样本量不少于500例（若n／N大于0.05，按上式对n进行校正，求证Nc）；布朗族、基诺族、德昂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7个民族总人口均不足10万［3］，样本量根据各民族聚集地实际情况而定，每个民族样本量在350例左右（布朗族、基诺族、独龙族均只有1个聚集乡，居住于该地的7岁以下儿童全部纳入本次调查）。分别随机抽取保山市边境县和非边境县各1个，从当地居民中随机抽取7岁以下汉族儿童，样本量不低于900例。各民族7岁以下儿童抽样范围及样本量见表1。

1.2.2 实验室检测 （1）血细胞分析：采集调查对象乙二胺四乙酸二钾（EDTA－K2）抗凝静脉血2～4mL，于采血当日采用KX－21N（日本SYSMEX）、XT－1800i（日本SYSMEX）、BC－2800（深圳迈瑞）、BC－2000（深圳迈瑞）等血细胞分析仪和配套试剂进行血红蛋白（Hb）、红细胞（RBC）、红细胞平均容积（MCV）、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MCH）、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C）、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RDW－CV）等指标检测。（2）Hb电泳分析：血液学表型阳性的疑似地贫者（MCV＜80 fL和／或MCH＜27pg），采用pH8.6缓冲醋酸纤维薄膜及配套电泳扫描仪进行Hb电泳分析（美国Helena）。根据电泳速度及成像结果显示的条带和位置对异常Hb分组，电泳速度快于HbA者判为快速异常Hb（包括HbH及HbJ），慢于HbA者判为慢速异常 Hb（包括 HbG、HbS及 HbE）［3］。

表1 各民族7岁以下儿童抽样范围及样本量

1.2.3 质量控制 （1）调查的质量控制：统一课题设计、多中心协作；由省级调查队成员对各地区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省级调查队成员全程参与调查和质量控制；除血细胞分析仪配套试剂外的所有试剂均由省级调查队统一购买后分发至各地调查组；所有资料均由云南省妇幼保健院录入及分析。（2）血细胞分析质量控制：各地确定所用分析仪后，提前比对校准，校准合格后用于检测（以厂家校准合格的分析仪作为标准，取新鲜血标本对各地分析仪进行比对校准）。使用仪器配套试剂及质控品，每日标本检测前、后进行质控检测，结果在控时认为标本检测结果有效；不在控时，及时进行校准后再行检测。严格按照试剂及仪器说明书操作。确保所有标本均为合格标本。（3）Hb电泳质量控制：各地采集标本后及时送至云南省妇幼保健院，由专人进行Hb电泳检测。严格按试剂及仪器说明书操作。每次标本检测前均进行配套质控品检测，质控品检测结果在控时进行标本检测。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pidata和SPSS15.0软件建立数据库和分析数据。采用人工及统计软件两种方式进行数据审核、逻辑检查和核对，采用箱式图进行离群值或异常值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趋势χ2和四格表χ2检验进行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双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及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P＜0.05为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共纳入调查儿童14 088例，因2例儿童资料不完整，未纳入后续统计分析。最终确定纳入统计分析的儿童14 086例，男7 208例，女6 878例。其中血液学表型阳性8 559例，基因分析确诊561例（西双版纳州傣族β－地贫209例、α－地贫202例；新平县花腰傣族β－地贫102例、α－地贫48例）。5例先征者家系分析显示，父母为近亲结婚162例，有遗传家族史128例，双胞胎57对。

表2 70例Hb电泳结果异常儿童分布

2.2 Hb电泳检测结果 8 559例血液学表型阳性儿童中，共检出异常血红白蛋白病患儿70例，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德宏州（2.0%）、怒江州（1.8%）、玉溪市（1.0%）、西双版纳州（0.7%）、丽江市（0.6%）、临沧市（0.4%）和普洱市（0.3%），上述地区检出患儿例数在所有患儿中的所占比依次为45.0%、21.3%、6.3%、18.8%、2.5%、3.8%和2.5%。80例患儿中，包括HbH 2例、HbJ 4例、HbCS 19例、HbD 1例，HbG 44例。80例Hb电泳结果异常儿童分布见表2。以HbA2＞10%为HbE，共有580例为HbE阳性，占6.8%。16个民族儿童均检出HbE阳性者。HbE阳性检出率超过10%的民族依次为景颇族（29.6%）、阿昌族和德昂族（27.1%）、基诺族（24.7%）、傣族（德宏州17.2%、西双版纳州5.3%、新平县1.4%）、傈僳族（16.0%），检出率最低为佤族（0.4%），其他民族检出率为1%～10%。

3 讨 论

本研究中，10个州（市）的儿童中有7个州（市）的儿童检出异常Hb，共计70例，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德宏州（2.0%）、怒江州 （1.8%）、新平县 （1.0%）、西双版纳州（0.7%）、沧源县（0.4%）、丽江市（0.6%）、普洱市（0.3%），地区检出患儿例数在所有患儿中的所占比依次为45.0%、21.3%、6.3%、18.8%、2.5%、3.8%和2.5%。80例患儿中，共检出HbH 2例、HbJ 2例、HbCS 19例、HbD 1例、HbG 44例。各州（市）患儿均以HbG阳性较为多见。

Hb异常可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故疾病诊断依赖于实验室检查。Hb电泳是分离和鉴定Hb最有效方法，也是诊断Hb异常的主要手段［4－5］。Hb电泳根据支持物的不同分为滤纸电泳、醋酸纤维素薄膜电泳、琼脂糖凝胶电泳、毛细管电泳、高效液相色谱法等，其中醋酸纤维素薄膜电泳为常规方法［6］，也曾被推荐用于异常Hb的初筛检测［7］。HbF与HbA等电点接近，在醋酸纤维素膜电泳中难以分离，因此醋酸纤维素膜电泳对HbF的分辨率相对较低［8］。在进行Hb分析时，需同时采用碱变性试验检测HbF水平，从而为β地贫血的诊断提供依据。此外，在碱性条件下，HbE与HbA2也因有相同的迁移率而难以分开［9－10］。毛细管电泳则具有敏感性高、分辨率高、高效快速、所需样品少等优点［11］。笔者曾对醋酸纤维膜电泳和毛细管电泳检测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二者对HbH、HbJ、HbCS、HbD、HbG的检测结果一致，但醋酸纤维膜电泳无法区分HbE。醋酸纤维膜电泳显示HbA2＞10%时，可判为HbE阳性［12］。本次调查共检出580例 HbE阳性患儿，占6.8%。16个民族的儿童均检出HbE阳性患儿，基诺族未发现HbG，但HbE阳性率达24.7%，高于同地区的傣族和布朗族。HbE阳性率超过10%的民族包括景颇族（29.6%）、阿昌族和德昂族（27.1%）、基诺族（24.7%）、傣族（德宏州17.2%、西双版纳州5.3%、新平县1.4%）和傈僳族（16.0%），阳性率最低的为佤族（0.4%）。

HbE是国内最常见的异常Hb类型，包括纯合子HbE（E＋E）、杂合子（E＋A）和 HbE－β地贫（E＋F），也可与α地贫、β地贫以及其他异常Hb合并存在。有研究显示，东南亚地区为HbE高发区［12］，而在云南地区 HbE检出率可高达4.19%，其中傣族人群为11.67%［13］。本研究显示，云南地区10个州（市）的22个县均可检出HbE阳性儿童，以傣族、阿昌族、德昂族、布朗族、怒族为主（16%～29%），佤族最低（0.4%）。有研究显示 HbG、HbD多见于长江以北地区［14］。本研究检出HbG阳性儿童44例，提示云南地区异常Hb具有明显的遗传多态性。同一地区不同民族儿童可见出不同的异常Hb，例如：西双版纳州、德宏州、怒江州不同民族儿童间具有不同的异常Hb检出率；不同地区同一民族儿童间也有一定的差异，例如：西双版纳州、德宏州和玉溪市的傣族儿童具有不同的异常Hb检出率，也提示云南地区异常Hb有明显的遗传多态性。80年代的调查结果显示，云南傣族和傈僳族人群中，具有临床症状的 HbE－β地贫发病率为0.61%及0.87%［15］，均低于本次调查的结果，说明其发病率有可能呈上升趋势。

云南省地处祖国边陲，边境地区居民与多个东南亚国家的居民往来较为密切，各民族之间的通婚也较为普遍，有可能是导致云南省部分异常Hb检出率较高的原因之一，需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异常Hb不会导致较为严重的临床症状和危害，但对人体发育过程中正常Hb的合成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需加强对高危人群的筛查工作，提高人口出生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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