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庆祥，黎厚飘，何育琴
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中医院检验科，广东清远 513100
在我国，肝炎的发病率较高，其中乙型肝炎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们健康的疾病。乙型肝炎患者如若控制不佳，部分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并出现不同程度的肾功能损伤，最终导致严重的肝肾综合征或肝癌[1]。因此，如何早期发现肝病并及时予以相应治疗对患者预后十分重要。甲胎蛋白(AFP)是目前早期诊断和治疗肝癌的肿瘤标志物，具有较高特异度，但灵敏度较低，在肝病的鉴别诊断中价值较小。血清补体C3、C4是与免疫有关并具有酶活性的球蛋白，在肝病早期水平升高，急性期或肝癌患者因肝细胞受损情况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水平，具有一定的特异度[2-3]。故笔者将血清补体C3、C4联合AFP对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癌进行诊断，探讨联合诊断效能，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本院收治的乙型肝炎患者25例为肝炎组，肝硬化患者25例为肝硬化组，肝癌患者25例为肝癌组，同时选取住院部或门诊的健康体检者25例为对照组。对照组纳入标准：所有研究对象无心、脑、胃肠道、内分泌系统等疾病，且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及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检查均为阴性。肝炎组患者诊断标准符合《慢性乙型肝炎诊断标准(2015年版)》[4]，排除合并其他脏器损伤或癌症患者。肝硬化组患者纳入标准：患者临床表现、血清标志物检测及经皮肝穿刺活检等明确诊断。肝癌组所有研究对象经血清AFP、病毒标志物检测及组织学检查，均首次诊断为肝癌。对照组中男19例，女6例；年龄32～65岁，平均(53.4±10.7)岁；肝炎组男20例，女5例；年龄25～68岁，平均(51.5±10.3)岁；肝硬化组男16例，女9例；年龄30～63岁，平均(52.7±10.2)岁。3组年龄、性别构成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采集受检者的晨起空腹外周静脉血5 mL，经3 000 r/min离心10 min后分离血清，低温保存待检。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AFP，试剂盒为美国雅培公司生产的AFP化学发光试剂盒；采用免疫散色比浊法检测血清补体C3、C4，仪器为迪瑞公司生产的CS-400B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先采用定标液进行定标后每天检测室内质控，在允许范围内进行标本检测。
2 结 果
2.14组研究对象血清补体C3、C4、AFP水平比较 对照组补体C3、C4、AFP水平分别为(1.03±0.21)g/L、(0.21±0.04)g/L、(2.05±0.41)ng/mL；肝炎组3种指标的水平分别为(1.24±0.25)g/L、(0.20±0.05)g/L、(2.78±0.56)ng/mL；肝硬化组3种指标的水平分别为(0.52±0.11)g/L、(0.12±0.07)g/L、(36.53±6.36)ng/mL；肝癌组3种指标的水平分别为(1.17±0.23)g/L、(0.25±0.04)g/L、487.74(39.53，2 843.23)ng/mL。对照组血清补体C3水平显着低于肝炎组、肝癌组，但高于肝硬化组(P<0.05)；对照组补体C4水平与肝炎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高于肝硬化组，低于肝癌组(P<0.05)；对照组的AFP则显着低于其他3组(P<0.05)。
2.23种指标单独及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分析 3种指标单独检测时，血清补体C3、C4、AFP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13、0.815、0.895；3种指标联合检测诊断肝癌时，其AUC为0.985，与单独检测时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AFP在胎儿肝脏中即可合成，并在周岁时接近成人水平，但水平一般较低(<30 μg/L)；在成人中，约80%的肝癌患者中AFP水平显着升高，且随着病情的恶化，在血清中的水平会急剧增加[5-6]，因此，临床将其作为诊断原发性肝癌的一种特异性肿瘤标志物。但近期有研究认为，部分肝硬化患者也会出现高水平的AFP，少数肝癌患者的AFP反而较低[7]，研究AFP在不同肝病中的诊断效能仍是临床研究的热点。机体在受到肝炎病毒感染后会引起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细胞癌等疾病，在整体疾病进程中，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均参与抗病毒、抗炎等过程，其中包括体液免疫中的免疫球蛋白、补体，在不同的阶段其水平表达并不一致[8-9]。补体是一种具有酶活性的球蛋白，其水平在机体内相对稳定，其中补体C3、C4是肝脏合成的一种β球蛋白，且补体C3在各种补体中水平最高，也是补体激活途径中最重要的环节，可用于肝病的监测[10]。因此，笔者将补体C3、C4纳入本研究。因肝炎到肝硬化、肝癌发展进程较为缓慢，故笔者收集处于不同肝病阶段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以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进行横断面研究，分析补体C3、C4及AFP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对照组的血清补体C3、AFP水平均显着低于肝炎、肝癌组(P<0.05)，但补体C4的水平与肝炎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笔者分析，患者发生乙型肝炎时肝细胞受损并不严重，可能是在早期感染时，产生抗体前首先激活补体旁路途径，在众多补体中，补体C3水平最高而C4水平较低，因此表现为补体C3水平增高而补体C4水平无较大的改变[9]。笔者还发现一个“反弹现象”，肝炎组及肝癌组患者的补体C3水平显着高于对照组，但在肝硬化组中水平较低，肝癌血清补体C4水平高于对照组，同样在肝硬化组水平较低，可能是由于肝炎患者肝细胞损害较轻，处于早期感染，其肝细胞还能代偿性合成C3、C4，因此患者的补体C3升高；但肝硬化组肝细胞破坏程度较重，出现肝内补体功能障碍，且补体被激活参与免疫复合物的形成，导致补体被消耗，因此C3、C4水平呈下降趋势[11-12]。当疾病发展为肝癌，由于肿瘤细胞增殖影响，其补体水平产生亢进，故呈上升趋势。
此外，AFP升高主要见于肝功能异常。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肝病的进展，其AFP水平迅速增加，尤其在肝癌患者中，发生急剧升高，而在肝硬化患者中AFP水平也会有异常增高现象，符合上述观点，即仅利用AFP作为肝癌的诊断指标特异度较低。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AFP单独检测诊断肝癌的AUC为0.895，而3种指标联合检测进行分析，AUC达0.985，说明联合检测能有效评估肝病患者疾病状态。
综上所述，不同肝病患者的血清补体C3、C4及AFP表达情况并不一致，临床可采用补体C3、C4、AFP进行联合检测，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