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中国医药导报》记者刘志学特约记者 李茜

在国际舞台展示中国医生的风采
——访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所长张罗教授

文图/《中国医药导报》记者刘志学特约记者 李茜

张罗教授近照

清俊的面孔透着英气,平和的眼神透着睿智;语速很快的张罗教授,几乎每句话都透着思维的清晰和填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身兼北京市耳鼻咽喉研究所所长,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教育部耳鼻咽喉科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鼻病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务的张罗教授,贯穿始终的核心话题是:“中国的医生有这么丰富的临床经验,在科研上国家又给予了这么大的投入,我们没有理由不拿出具备世界水准的科研成果,没有理由不向世界展示中国医生临床研究的实力。”

直到采访结束后记者才明白,张罗教授之所以对“把中国医生推向国际舞台”这一问题耿耿于怀,是源于他在以往的经历中积淀了许多年的思考后而渐渐萌生并坚守至今的理念……

心被刺痛,初出国门看到的差距

当年,一心要当个医生的张罗,顺利考入了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疗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之后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1995年终于如愿考上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民教授,两年后又顺利保送博士研究生。

回忆起师徒俩的感情,张罗有很多感悟:“韩德民老师很早就让我在各种学习班讲课,提供了很多锻炼的机会,还把当时很稀缺的出国交流机会给了我。”然而,正是在这短暂的出国交流中,张罗那颗倔强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看到了中国耳鼻咽喉科医生与世界的巨大差距——不但在学术会议上仅能成为看客,甚至连听懂都不容易。这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更因为中国的临床医生很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也就无法理解学科的前沿动态。

于是,从那时起,张罗教授就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我们与发达国家是存在差距,但总有一天,我们会和他们平起平坐,甚至超越他们!

虽然在2000年博士毕业后, 31岁的张罗已经被任命为鼻科的副主任,但或许是因为初出国门时认识到的学术差距如鲠在喉,他终于还是放弃了相对简单而安逸的生活,坚持要去国外继续学习深造——只有先师于他们,才能最终长于他们!之后,他通过了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生理系的面试答辩,顺利成为博士后研究员。

刚到异国时,张罗不仅更加深刻地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也感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同行对中国医生的歧视。他回忆说:“刚到美国时,‘老板’是个英国人,英语发音很标准,语速又很快。他不会因为你听不懂就降慢速度,这对我来说是挑战。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达不到他要求的能力就会被轻视,因此,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关键就是能不能拿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成果。”

虽然张罗遇到了诸多困难与挫折,但“先学习、再赶超”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经过两年的培训,他终于拿出了令人信服的数据,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两篇在业界很有影响力的英文文章。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在短时间内发表高水平的文章者并不多,所以,外籍老师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改变。在2003年张罗完成了第一轮博士后培训后,老师希望他能留在美国,从事长期的科研工作,并可能申请终身教授职位,但悄悄藏掖着更大理想的张罗,那时想的只是如何利用在国外所学到的前沿知识,回到国内的临床一线去施展才能,并进而在他的专业学术研究领域取得成就。因此,他没有犹豫地婉拒了老师的挽留……

学科探索,密集的“首创”和“第一”

2003年,张罗学成归国后,时任同仁医院院长的韩德民教授把他派到了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从所长助理做起,而当时张罗的职称还是主治医师。由于科研和临床能力优秀,张罗很快地被破格提升,36岁成为主任医师,38岁时成为了教授、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

在那个年代,40岁以前能做到博士生导师的专家实属凤毛麟角。奋斗至此,张罗本可以停下来,但他知道此时的眼界和责任都已不同,有着更高追求的张罗因为有着国外的培训经历,那些经历让他时时警醒着中外同业所存在的差距,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得更好。

期间,张罗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课题、“973”计划前期研究专项和“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等重大课题。现在,他正带领着他的研究团队夜以继日,希望能够向更高的科学高度迈进。在承担高强度的临床和科研工作的同时,张罗也分管着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和同仁医院管理方面的工作,所以在2007年,他又报考了天津大学工程管理学博士,并在2012年顺利拿到了管理学博士学位。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他的事业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成为一名研究与临床两栖型医生之后,张罗瞄准专业领域的学科前沿,把学科研究方面的主要精力“锁定”在了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上呼吸道纤毛生理的研究。张罗在美国求学期间,接触到了世界上对呼吸道纤毛的最前沿的研究。归国后,他结合国内的研究需求,研发出了国内第一套高速数字化显微成像系统,突破了呼吸道纤毛运动领域研究的瓶颈问题。这套系统应用于临床研究,解决了鼻内用药的浓度试验难题,可以评价并检测鼻内药物的浓度是否合适、是否会对纤毛运动造成伤害。凭借这套系统,张罗在2005年获得了国家专利,获得的研究数据在全行业得以推荐,很好地指导了临床实践。

张罗教授第二方面的研究是过敏性鼻炎领域。目前,他的团队研究的领域涵盖了所有鼻腔炎症的遗传学、病理学、流行病学和免疫学,是一个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其中包括慢性鼻窦炎/鼻息肉、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三大类疾病。2008年,张罗带领团队在一年期间通过10万份的电话调查,在11个大城市、中心城市进行研究,完成了中国过敏性鼻炎的第一个大样本的全国流行病学调查,首次回答了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患有过敏性鼻炎、庞大到什么程度、生活情况如何等问题。根据数据估算,全国至少超过1.5亿人被过敏性鼻炎侵扰,这也是国际上关于中国鼻病的第一个调查。

在鼻病治疗领域的研究,张罗也多次获得过国家专利。他发明了新一代的鼻腔冲洗器,缓解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症状,并有助于术后恢复;他还创新了鼻腔的治疗给药方式,将经鼻雾化激素治疗用于慢性鼻窦炎治疗,比传统疗法治疗效果更好、浪费更少,特别适合术前准备的患者。在过敏性鼻炎免疫治疗领域,张罗教授带领团队在2008年首创了一项革命性的治疗方法——集群脱敏治疗。一般而言,脱敏治疗在国际上通用的办法是每周来一次、打一针,剂量由低到高,浓度由小到大、逐渐攀升,需要4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第一阶段的治疗。为解决治疗时间比较长的问题,张罗团队将4个月的治疗时间缩短到6周,患者只要每周就诊一次,每次打两到三针就可以了,疗效和安全性与常规治疗没有差异,节省了时间和社会成本的支出。目前,这项技术已经推广到全国,相关研究发表在国际主流的英文期刊上,并被欧美两所大学免疫治疗学术阵营的指南收录为参考文献。这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同时被英美诊疗指南收录的文章。欧洲学者直言,这项研究是未来免疫治疗的发展方向。

张罗教授通过一系列在专业领域内的研究与创新,在45岁之前就获得了最重要的三个奖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和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目前,在张罗教授领衔下,同仁医院成立了过敏(变态)反应专科,并被批准为国家卫计委首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拾级而上,向世界发出中国医生的声音

在张罗看来,中国医生要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靠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要有一批人、一代人能够达到世界水平,这时候就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取得更加突出的学术成就。对此,张罗教授阐释说:“中国临床医生的水平和世界整体差距是全方位的,这里面既有体制、有培养环境的影响,也有医生的个人问题和社会的偏见,比如有些人认为临床医生可以不搞研究,只通过临床的经验就可以,这都是绝对错误的。在当今以循证医学为主导的大环境下,仅仅依靠临床经验还远远不够。”

现在,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的张罗教授摩下已经聚集了一个将近70人的团队。这个团队的大部分成员,一般都在30岁出头就能做到课题组长,有独立的课题团队人员和经费的支配;团队中的年轻人大多都在40岁左右便已经晋升到了正高职称。截至目前,除了张罗教授之外,团队里有7名北京市科技新星,5名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获得者,两名北京市学科骨干和北京市高层次人才;团队的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80%具有博士学位,大部分都有海外进修经历。张罗率领的团队在今年进入了教育部的“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这是针对科研团队至高的荣誉,也是我国鼻科领域里唯一的荣誉。

对此,张罗教授很欣慰地说:“我看到他们,就会想到当年的自己。现在的年轻人所受到的培训和经历都比我当时要丰富得多。他们已经超过了同龄的我,是未来代表中国医生走向世界的主力。”

同时,在长期的临床工作和研究中,张罗教授还深刻地认识到:“现在几乎所有疾病的诊疗指南,都是照搬国外已有的结果,但照搬国外,会遇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因此,他现在努力在做的,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消化吸收,然后制定出符合国人疾病特性的诊疗指南;他还要把目前临床应用中最好的技术发展到更好,找到现有的技术缺陷来提高诊疗技术,同时把这项技术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让更多的医生掌握这项技术,从而提高治疗某个疾病的诊治水平。

在张罗看来,“目前在国际重要的学术会议上,国内医生得到的机会还是不多。在重大疾病的国际诊疗指南中,真正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很少,更难成为国际诊疗指南的制定者。这些情况,与目前中国的强国地位不相符合。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中国医生的风采展现在国际舞台上。”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张罗教授认识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一直隐含着他初出国门时所滋生的忧虑;而通过这些年拾级而上的努力,他当初那些“先学习、再赶超”的愿望,已经在逐渐成为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在过敏性鼻炎方面,张罗教授的团队率先开展了集群性免疫治疗的方法,目前已经被欧美的诊疗指南所引用。由于这些成绩的取得,张罗也成为世界过敏反应科学组织20年执行委员中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委员,并且被邀请加入到新版疾病诊疗指南的撰写团队,这代表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医生工作的认可。

面对这些成就,张罗教授感慨地说:“我们有这么好的科研团队,中国医生有这么丰富的临床经验,在科研上国家又给予了这么大的投入,我们没有理由不拿出具备世界水准的科研成果,没有理由不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实力!”

尽管如此,谈及目前国内鼻炎和鼻窦炎等鼻病的诊疗现状,张罗教授仍不无忧虑地指出:“过去15年来,大家对慢性鼻黏膜炎症不够重视,不少人甚至认为耳鼻咽喉科都是很小的疾病,因此,我们有责任为这个专业发出呼声,打消社会上对鼻病的误解,继而唤起大家对鼻病的正视。”对于社会上对鼻病出现的一些争论和误区,张罗认为,“医生本身要对疾病有深入的认识,患者也要有科普的认识,比如得了鼻病或者怀疑有鼻病时,怎样能有一个正确的治疗态度,如何选择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以及当疗效出现反复时怎么去认识;另外,社会因素也是重要的一面。现在大街上总有宣传能够攻克鼻病、根治鼻病的广告,其实很多都是不科学的,宣传状况很混乱。因此,要提升鼻病治疗水平,缓解医患矛盾和纠纷,需要医生的努力认识、患者的正确态度以及社会的进步,三方面因素缺一不可!”

基于上述认识,自2006年起,张罗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举办全国性过敏性鼻炎继续教育学习班和研讨会13次,培训学员3051名。2003年至2014年,针对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为主的专科医生,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鼻病相关继续教育讲座,直接培训医生在19250人次以上。同时,根据科研、临床和患者教育的不同需要,他还分别编写了《变应性鼻炎》、《变应性鼻炎临床诊疗手册》和《过敏性鼻炎患者知识手册》,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对全社会的科普宣传方面,他们连续4年通过在全国主办“漕鼻日”、“世界过敏日”和“世界睡眠日”活动,借以提高全社会对鼻过敏反应性相关疾病的重视程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带头作用。他的团队还在北京开展了8次过敏性鼻炎义诊,8次赴青海、内蒙古和四川等地开展过敏性鼻炎义诊,直接诊治患者超过4000名……

多年来,张罗治疗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不清的患者。每当有痊愈的患者前来感谢时,他都觉得以前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而且,他当年立下的“缩短国内外学术差距”的宏愿,如今在他和他的同道们的努力下,正在成为越来越清晰的现实;但在采访即将结束时,张罗教授仍一睑坚定地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与发达国家在医学领域的差距,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抹平的。未来的路程遥远而又漫长,我要终生求索,去为尽早真正实现这个愿望而继续努力!”

专家简介

张罗,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所长、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教育部耳鼻咽喉科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鼻病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和比利时Ghent大学上呼吸道研究合作实验室共同主任。主要从事以过敏性鼻炎为代表的鼻钻膜炎性病变的发病机制和临床诊疗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课题、“973”计划前期研究专项和“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等课题17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和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培养工程等人才项目10项。发表英文文章97篇,在国内权威专业期刊发表文章73篇,其他中文文章146篇。获得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和外观设计专利1项。合作副主编专着7部,合作主译专着1部,副主译专着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