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欣冉
摘 要：欧阳予倩是我国出色戏剧家，致力于探索出中国话剧民族化的道路。在五四“娜拉剧”盛行时期，欧阳予倩创作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娜拉剧”，本文将结合社会背景，以他中期的作品《泼妇》和《回家之后》为例，分析其剧本中的新青年，来研究欧阳予倩对那特定时代、特殊男性形象的描写，进而探索出欧阳予倩对他们的态度以及对时代的讽刺。
关键词：欧阳予倩;新青年;男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J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0）08-00-02
欧阳予倩的戏剧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初入戏剧时的扮演到了解戏剧后的创作再到进行新的尝试，欧阳予倩从来没有停止对于戏剧的探索，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他没有盲从时代，他逆时代潮流而上，从全新的角度出发，赋予了时代独特的意义，他看到了中国环境下孕育出的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当“娜拉剧”盛行之时，他笔下的人物融入了中国特有的国情，写出了带有中国特色的“娜拉剧”。《泼妇》和《回家之后》是他的中期作品，稍显稚嫩，但能从中窥见欧阳予倩的创作思考。[1]
一、《泼妇》中人物分析
《泼妇》剧中人物类型可分为三类，以于素心为代表的觉醒、抗争的女人形象;以陈慎之为代表的“新青年”形象;以陈家为代表的封建家庭的形象。于素心和陈慎之是通过恋爱认识的，两人都是大学生，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两个人都倡导新恋爱，摒弃旧婚姻，拒绝一夫多妻制，这二人的相恋过程是众多新青年们的恋爱经历，他们都追求新女性，期盼新恋爱。可是待到婚后，物是人非，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结果又会如何呢？陈慎之从学生到银行经理的身份转变，他的行为方式也就转变了，并且暴露了内心的真实所想。陈慎之言道：“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从前我是学生，现在是银行的副经理，指日就是正经理了。如今是要充人物的了，岂有不讨姨太太而能称新人物的吗？”[2]
“如今要充人物了”是他在讨姨太太时的借口，这是心中所想。在学生时，为充人物便想要新式恋爱;升经理时，为充人物便讨姨太太，他总是追赶时代的潮流，被生活环境所影响着，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而是为了他的面子、利益所为，他暴露了人性中的黑暗面，可他却冠冕堂皇的欺骗于素心的感情，并且把自己的描绘成一个好男人，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的错误不是仅仅是因为要讨姨太太，而是打着时代进步的幌子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借由爱素心，花言巧语的欺骗着她，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送素心爱情纪念品作为保证品，表明自己的“真心”。他以为自己足够爱素心，其实他爱的是自己的脸面和前途。[3]
陈慎之还说“我们的爱情也真是热到了极处，就是结了婚，还是跟没结婚似的。就是到如今养了儿子，无时，无刻，不跟新婚的时候一样。”他的虚假的誓言能蒙蔽自己，却早已将于素心抛之脑后。当素心得知陈慎之已经讨了姨太太，她便决定离开，刚刚还情深意切的陈慎之没有挽留，只说了一句“你要离开我，我也没法”，把所有的错误归因素心，是于素心自己要走的，与我没关系，陈慎之的推脱和没有担当彻底暴露。如果说前文中的陈慎之对于素心还抱有夫妻之情的话，那幺此时，陈慎之对于素心便丝毫没有感情，于素心只是他传宗接代，一起生活的一个“玩偶”，区别于他人的，那就是二人是通过新恋爱而结婚的，是通过新青年们的方式。[4]
全剧收束在“众人面面相觑道：真好个泼妇啊！”将陈氏一家的嘴脸简单深刻的描绘出来，虽短小却意蕴十足。于素心的行为展现了她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的觉醒，可是陈家却觉得她的犹如泼妇。不可否认的是，于素心这个女性形象以我们当今的眼光来看，还不够成熟，人物结构有些生硬，但是她是作者所希望的女性，更想唤起社会中的万千女性。可是当于素心这一女性同陈慎之这样的男性相遇见，陈慎之这样男性的虚伪、贪婪的形象更加令人不齿。以于素心为代表的女性和陈慎之代表的男性，这两方观念的对立冲突，体现了那时文明尚未完全开化时，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冲撞，一方以封建的家庭为代表的大势力。一方是以新女性为代表的坚韧的势力，两方势力的对抗，可以看出作者对旧的家庭观念的讽刺以及对有思想、有信仰的新时代女性的赞赏。这样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抗，是我国要走进新时代的必经之路，呼吁人们要做真真正正的新青年。
二、《回家之后》中人物分析
《回家之后》人物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吴自芳为代表的妻子的形象;一类是以陆治平为代表的留学生的形象;一类是开明家庭形象。剧作讲述的是留学生陆治平在外留学喜欢上外国的新式女子，回到家之后又不想放弃国内的妻子的故事。洋务运动时期，为找寻中国发展的新方向，大量的学生走出国门，后期引发留学热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量的新青年开始在中国大兴新文化，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新青年在中国宣扬外国的文化，在中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而欧阳予倩的剧作《回家》中的陆治平，是一个留学生的形象，他的身上带有这留学生新青年的劣根性，是一代留学生的鲜明写照。
陆治平是国外的留学生，是知识分子、见过大世面的人，全家人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当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家后，言说“我回家以后，觉得一草一木都是非常自然。像我们这种乡村，只要没有西洋人物质的势力来压迫我们，我们真是别有天地，极其快乐。”大城市无数新鲜事物的刺激反而让他在乡村中获得了宁静，他想维持住这个家中的固有的一切的同时又不肯舍弃外面世界的自由与刺激感。他用尽花言巧语哄骗吴自芳，想要维持这段婚姻关系。当刘玛丽找上家门，陆治平的丑事败露，他却以孤身一人在美国寂寞为借口“我到了美国非常寂寞，你又在万里之外，忽然有人来安慰我，我似乎不能辜负人家的好意。所以……我跟她是朋友之爱。如今男女社交本是公开的。”用这段说辞想要掩盖自己的丑陋，获得大家的谅解，并将责任推脱到玛丽的身上。他把自由交往当借口，曲解西方文明，他是“留学生”“新青年”，更是社会的“蛀虫”。
陆治平与吴自芳结婚，本就是被安排的，他俩的爱情本来不甚浓厚。当陆治平到了外国，“见欧美妇女那种活泼温柔的情形，不禁非常羡慕”，所以才有与刘玛利一事，但是当陆治平回到家中时“又发现了自芳不少的好处——是新式女子所没有的好处。”
五四时期，大家都求新，追求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新婚姻、新恋爱，尤其是新青年们，可是大部分“新青年”从小是受旧文化的耳濡目染，长大后才接受的新文化，新文化在他们的眼中成了一种追潮流、赶时髦，绝大部分人只是形式上的追随，宣称自己是个新青年、进步分子，可是骨子里还是一个想要在时代变革中获得利益之人，受封建文化影响的人们的劣根性，是难以用几句口号、几张报纸就能轻易改变的，他们需要的是精神层面的觉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呼吁男女平等，强调女性主义，这样的宣传一直被大家放在口号上，从未放在心上。女性敢于出走，走去家门去争取独立，这样的女性毫无疑问是勇敢的、是觉醒的，但是这样的人物大多活在剧作中，是极为不真实，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往往有很多的束缚和顾忌。在新文化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只要求女性如何做，同样要把男女放在同一高度，要求男性的作为，要求他们尊重女性，只有这样，口号才能变成现实，女性的地位才能在整个社会中获得认可和共识，男女平等不只是女性的事情。
三、结束语
剧中的男性形象在那时的背景之下，足够真实，欧阳予倩用现实的笔触，描绘出的男性新青年的形象，至今为止，仍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和社会价值。他笔下的“新青年”不是普遍意义上地想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中国现状的优秀青年，而是生活在身边的带有品格缺失的青年，他笔下的男性形象比女性形象更具有社会意义。在“娜拉式”的女性形象爆满之下，他一反当时对男性创作的平板化，而是融入了社会背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欧阳予倩的“娜拉剧”与其他作品相较之，相同的是要展现社会中的女性形象，不同的是欧阳予倩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深刻的刻画出了披着“新青年”外衣的男性形象，从男女两方视角之下，展现社会全貌。
参考文献：
[1]常晓晔.欧阳予倩戏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7.
[2]黄志强.欧阳予倩戏剧思想研究[D].湘潭大学，2018.
[3]宋宝珍.中国话剧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4]陈白尘，董健，着.中国现代戏剧史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