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红黎
【摘 要】 石刻医学，内容丰富，其中包含了珍贵的古代防疫知识，涉及疫病的理论知识、治疗方法、预防知识等，是研究古代中医药防疫思想的重要史料，同时还蕴含了大医精诚的医学思想、多彩的民俗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值得去传承、保护和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石刻;医学;防疫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21）14-0014-03
石刻指刻有文字、图画的碑碣或石壁，亦指在石质器物上镌刻的文字。商周时期出现，汉、唐达到鼎盛[1]。石刻内容丰富，保罗万象，涉及宗教、天文、风俗、医药等方面。将医药知识刻于石碑或石壁上，便于百姓掌握，有利于减少病痛和挽救生命，特别是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其意义更是深远。石刻医药知识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方药、针灸、养生、医家、医事等，在各类医学石刻中均有对疫病的记载。
1 石刻医学资料概况
石刻文字起源于殷商时期，刻制于战国时期的《行气玉佩铭》为现存最早的石刻医学资料[2]108，存于天津博物馆，主要记载了导引养生知识;刻制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的药方（又称《龙门石刻药方》），创制于北魏时期，是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3];北宋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是为铸针灸铜人所着，雕刻于东京大相国寺，为针灸石刻资料;根据药王孙思邈着作刻制的《千金宝要》、《海上方》是临床急救药方。三元宫碑记、陕西药王庙《历代名医神碑》、南洋《医圣祠》、广西《养气汤方》《崇华医学会碑记》、华山石刻药方等对医事、医家、养生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部分石刻医学资料，原石已佚，但仍散在后世的医家文献中，如专载儿科温病病症的《石壁经儿科辨证歌》散见于《幼幼新书》，李东垣治疗大头瘟（腮腺炎）的《普济消毒饮子》记载于明李濂的《医史》，在《奇效验方》中记载有宋代石刻方《石刻治蛊毒方》等[2]136-137。
另外，大理《南诏德化碑》、贵州天柱丹平山《百零八救世奇症仙方四十九翻》等记载了少数民族医药知识。值得一提的是，《百零八救世奇症仙方四十九翻》为侗族医药文献，被清医学家陈念祖（字修园）整理改名为《急救异痧奇方》刊行[4]，涉及54种痧症，同时载有痢疾、霍乱等病。
可见，石刻医学内容丰富，凝聚了历代医药学家的智慧和心血，涉及的医药历史、方药知识、养生防疾等方面资料为传统医学各个学科研究重要的史料。
2 石刻医学防疫知识
疫病[5]即现代医学之传染病，又称瘟疫、瘴疫、疫疠等，所包含的病种很多，如鼠疫、天花、水痘、疟疾、霍乱等，非典、新冠肺炎均属于“疫病”范畴。疫病因传染性强、病势急，易流行，致死率高，受到历代医家重视，着有《温病论》《温热论》等经典着作，更有医者将对疫病的防治思想刻于石碑或石壁上。
2.1 疫病的理论认识 在石刻医学资料中，大部分是比较实用的临床治疗方法、养生方法和医事等记载，对疾病理论认识记载较少，但刻于华州（陕西华县）的《千金宝要》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疫病的病因，认为气候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等是引起疫病的主要原因，如“所谓时行之气，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冷，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秋初夏末，晨夕暴冷，不避之，多患壮热下痢”[6]49“有霍乱皆因饮食，非关鬼神，因饱食肫脍，复餐乳酪，海陆百品，无所不啖，眠卧冷席，多饮寒浆，胃中诸食结而不消所致”[6]53。同时对疫病的病机临床表现也进行记载，如“有下焦热毒，痢鱼脑，杂痢赤白，脐下小腹绞痛不可忍，欲痢不出者”[6]53。另外，广西桂桂海《新建痘神庙碑记》[7]记载了痘疮（天花）的病因、转归和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危害。
2.2 疫病的治疗方法 石刻资料对于疫病治疗的内容最为丰富，涉及病种有疟疾、痢疾、黄疸、霍乱、天花、麻疹、红眼病、腮腺炎等等，方法多样，大多具有简单、方便、实用性强的特点。
首先，记载疫病治疗方法最多的是方药。在《龙门石刻药方》中记载了30多个治疗疫病的方药，《千金宝要》中记载了约70首方药，《海上方》中有10余首，宝鸡法门寺药方碑《妇科胎前产后秘方》中主要记载了妇女胎前产后以及小儿疫病的方药有12首，《石壁经儿科辨证歌》记载儿科温病有30多首，明嘉靖刻石《孙真人三方论》记载了可用于治疗山岚瘴气、疟疾、痢疾的孙真人九转灵丹等。这些药方组成多数比较简单，甚至是单味药，而且来源于生活，便于取材，如广西《傅伦还珠洞题诗并序》[7]记载了用薏苡仁单方治疗疫病。剂型多样，仅《龙门石刻药方》中就涉及汤剂、丸剂、酒剂、散剂等剂型。
其次是针灸。在石刻资料中主要记载了针灸在霍乱、黄疸、疟疾等疫病中的应用，穴位选择多比较简单，以单穴居多，易于操作。在《龙门石刻药方》[8]55记载了霍乱转筋及入腹时灸涌泉穴，涌泉穴在足心凹陷处，为足少阴肾经的井穴，灸之，可益肾通络，滋水涵木，从而达到舒筋止痛的目的。还记载了一则火灸疗法“取椒布裹，薄布疰上，以熨斗火熨盛之，令汗出，验。”[8]34《千金宝要》载，小儿温疟“灸两乳下一指，三壮”，乳下一指为直骨穴，经外奇穴，还可用于咳逆的治疗[9]。另外，《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作为针灸专着，也比较详尽地记载了20多个可以用治疗疟疾、霍乱等疫病的穴位。
最后，物理、外敷、外涂、鼻饲、食疗、洗浴、催吐、鼻闻等其他疗法在石刻中也有记载。《龙门石刻药方》中记载用绳绊脚方治疗霍乱疗脚转筋及入腹，方法为“患人伏地，以绳绊两脚趺上踝下，两脚中间出绳系柱，去地稍高，患者身去柱可五尺”[8]55。《千金宝要》载：小儿冷痢“捣蒜，外敷足下”、小儿暴痢“赤小豆末，酒和，涂足下，日三次”[6]21。中华民国陕西宝鸡石刻《海上方》记载：痘疮变黑可“用竹园荽草煎酒敷其身”[6]98等。这些疗法大多简单、实用、操作性强。
2.3 疫病的预防思想 《诸病源候论》云：“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自古医家就意识到疫病传染性很高，防止疫病传染和杜绝感染疫病是治疗疫病的主要方法之一，并将疫病的预防思想刻之于石。在《千金宝要》中记载了可通过药物、药浴、饮食、佩挂药物等方法防止疫病的发生。如“正旦，吞麻子、赤小豆各三七枚，又以二七枚投井中”“正旦取东行桑根，大如指，长七寸，以丹涂之，挂门户上，又令带之”“常以月望日，细锉东引竹枝，煮汤浴”等等[6]42。《孙真人养生铭》云：“瓜桃生冷宜少食，免至秋来成疟痢。”清道光山西稷山石刻《海上方》载：服用“柴胡、生大黄各一钱，术、桑白各一钱，顺治钱三文，黑山栀一钱，生差三片”可令瘟病不染[6]100。
3 石刻医学防疫资料的价值探讨
3.1 大医精诚思想的传承 《大医精诚》出自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它告诫医者，要成为大医，必须“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瘟疫自古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心怀百姓的古代医家们将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有效方药和方法刻在石刻中，便于百姓掌握和自救，每一个石刻资料无不折射出医者“救死扶伤、恻隐之心”。在《医史》卷五《东垣老人传》中云：“彼中民感时行疫疠，俗呼为大头天行，医工遍阅方书，无与对证者……君独恻然于心，废寝食，循流讨源，察标求本，制一方以服之，乃效。特寿之于木，刻揭于耳目聚积之地，用之者无不效，时以为仙人所传，而錾之于石碣[2]136。”而且大部分石刻都是刻在寺庙，便于百姓们在拜佛时，容易看见和掌握，我国最早的石刻方药《龙门石刻药方》就刻在佛教圣地龙门山上。可见，石刻资料不仅是研究传统医学重要的史料，更是对大医精诚思想传承的见证，蕴含了医者心怀天下的高尚品德，值得去传承和发扬。
3.2 文化价值 石刻资料本身就是文物，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更为珍贵的是还蕴含了许多民俗文化，是古代中医药科普宣传资料。《千金宝要》中提到在正旦（正月初一）挂配药物、望日（每月十五）药浴来预防瘟疫，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百姓有着挂配药物和药浴的习俗，而且这些习俗被各民族保留至今。刻于广西桂林南溪山刘仙岩石洞的养气汤方，是宋吕渭根据《广南摄生论》（已佚）所载刻制，是防治岭南瘴气、养生保健的药膳方，这也是岭南煲汤养生和预防疫病民俗文化的见证。而且这些简单、方便、实用、易懂、易掌握、贴近生活的防疫知识石刻资料，就是医家用心用情用专业知识编撰的古代中医药科普宣传资料，在百姓中广为流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知识的社会普及。
3.3 应用价值 防疫石刻资料是古代医家智慧的结晶，反映了古人治疗、预防疫病的思想，且大多方法具有简、便、廉、验、实用的特点，涉及方药、针灸、熏蒸、外敷、药浴等多种疗法，以及从环境、个人、饮食等方面进行疫病预防的思想，是研究古代中医药防疫思想的重要史料，也对现代防疫也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而且石刻资料在学术的传播和交流中也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千金宝要》传世广泛，不仅有拓本、刊本、抄本等6种版本传世，更有基于《千金宝要》研究的着述与石刻问世，甚流传到国外[6]15。《龙门石刻药方》被金石学家王昶研究，其着作《金石萃编》收有龙门药方120个，题作《都邑师道兴造石像记并治疾方》[10]，日本医学家丹波康赖也对其进行整理研究，并将石刻药方收载到其着作《医心方》中，促进了中医药的海外交流。
综上所述，防疫石刻资料内容丰富，蕴含了大医精诚的医学思想、多彩的民俗文化、丰富的古代防疫知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对研究古代防疫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是一种特殊的科普宣传资料，也是一种学术传播和交流的手段，值得去传承、保护和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等传染病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今天，更应该总结历代防疫思想，在学术研究的同时将行之有效的方药、方法、民俗等普及给社会大众，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懂得防疫，做到自觉防疫。
参考文献
[1]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73.
[2] 陶广正，高春媛.文物考古与中医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108，136，137.
[3] 李国坤，于越，肖婷，等.石刻药方：一种特殊的出版传播形式[J].传播与版权，2019（3）：12.
[4] 郑钦方，王丽萍，肖聪颖，等.侗医治疗痧症的理论与特色技术[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2016，（6）：3-5.
[5] 邱模炎.中医疫病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19.
[6] 康兴军，王妮.中国石刻医方精要[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15，21，42，49，53，98，100.
[7] 周祖亮，黄建钊.广西石刻医学文献述略[J].大众科技，2016，28（205）： 105.
[8] 张金鼎，孔靖校注，龙门石刻药方[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4，55.
[9]安徽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针灸学辞典[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383.
[10]吴佐忻.龙门药方的日本抄本[J].中医药文化，1990（3）：34.
（收稿日期：2020-12-17 编辑：刘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