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艳 郭晗峰 陈宏 董斐蓉 林海西 赵永忠 王维千 杨闯
团体人际心理治疗（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group，IPT-G）将与情绪症状开始和持续发展有关联的人际关系障碍划分为四类：哀伤、角色冲突、角色转换、人际缺陷［1］。研究发现：人际关系障碍会明显增加患情感类精神疾病的可能性［2］。IPT-G 已有许多研究证明其对情感类精神疾病的有效性［3-7］，并已被广泛用于临床实践及推荐到各大指南中［8］。在国内IPT-G 于2018 年被引进之前，精神科医生对IPT-G 了解不多。现有的研究实施流程和标准均有较大的不同，有力的实证证据相对较少。本研究在评估情感类精神疾病患者的人际、情绪问题的前提下，尝试采用IPT-G 对情感类精神疾病患者在缓解情绪性症状和改善社会功能的疗效做出评价，为IPT-G 今后在精神科及社区情感类精神疾病患者管理治疗的推广应用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来源于2018 年12 月至2022年1 月在本院精神科就诊的情感类精神疾病患者（包括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抑郁障碍、焦虑障碍3 类疾病）共72 例，分为IPT-G 组（n=35）及对照组（n=37）。纳入标准：（1）符合ICD-10 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抑郁障碍、焦虑障碍患者；（2）年龄14～55 岁；（3）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排除标准：（1）患有脑器质性疾病者；（2）自杀风险评估分数＞9分，半年内有自杀未遂病史，冲动伤人风险＞5 分，既往有冲动伤人病史者。（3）合并精神病性症状或人格障碍者。（4）入组前半年内接受系统的心理治疗。IPT-G组中止标准：（1）连续两周缺席团体治疗者；（2）发生病情加重及意外情况需要其他治疗的患者；（3）突然发生重大生活变故者。对照组中止标准：（1）发生病情加重及意外情况需要其他治疗的患者；（2）突然发生重大生活变故者；（3）不愿继续参加研究者。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2013）伦审第（42）号。所有患者或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工具（1）风险因素评估量表：主要分为冲动行为风险评估、自杀风险评估量表、出走风险评估三部分；（2）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HAMA-14、HAMD-17）；（3）90 项症状清单（SCL-90）；（4）住院患者观察NOSIE30 量表；（5）团体人际心理治疗手册。
1.3 IPT-G［9］IPT-G 分为团体创建前阶段及团体治疗实施阶段。（1）团体创建前阶段：患者入组前由研究者进行入组前谈话，采用心理量表评估当前的病情是否适合参与IPT-G，并确定问题领域，帮助患者了解到这些问题和精神疾病的关联，帮助其制定治疗的目标，增强其信心和动力，让其了解IPT-G 的基本原理及需要遵守的规则，对入组患者进行随机分组，每组8～9 例，定性为异质性封闭式团体。IPT-G，90 min/（次·周），共8 次，签署入组治疗知情同意书。（2）治疗实施阶段：在治疗会谈过程中，带领者应经常鼓励参与的患者：①对自己的情绪情况畅所欲言；②对导致自己抑郁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享；③相互支持、相互建议；④练习新的能够帮助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方法，在实际生活中进行应用，最后再把经验反馈至团体中。IPT-G 中使用的技术技巧包括：①抑郁症的评定；②将情绪与事件或事件与情绪连接起来；③沟通分析；④决策分析；⑤角色扮演；⑥人际技能的建立；⑦家庭练习/布置演练；团体干预方案分为团体创建前阶段、初始阶段、中期阶段和结束阶段4 个时期，具体方案见表1。团体带领者背景：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5 年的精神科医生及心理治疗师，有人际心理治疗团体体验及带领的背景，有强烈的助人动机，诚心喜欢帮助饱受困扰、恐惧和哀伤的人，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良好的组织技能。
表1 团体干预方案
1.4 基本流程 对符合相应纳入、排除标准的IPT-G组实施药物治疗及按照IPT-G 流程实施IPT-G；对符合相应的纳入、排除标准的对照组实施药物治疗。两组治疗前后均进行HAMA-14、HAMD-17、SCL-90、住院患者观察NOSIE30 量表的评估。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 统计软件。对研究对象的连续变量使用K-S 单样本检验进行正态性检验；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量表评估分数；采用配对样本的t检验，比较两组内治疗前后心理量表评估分数的变化；两组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及IPT 问题领域描述和比较 被诊断为双相抑郁发作、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并全程参与研究的患者共72 例，IPT-G 组35 例及对照组37 例，两组的药物治疗均为一般治疗剂量内的SSRI 类药物或心境稳定剂，入组时各40 例，其中IPT-G 组脱落5 例，脱落率为12.5%，对照组脱落3 例，脱落率为7.5%（χ2=0.712，P=0.356）；两组一般资料、各疾病种类的构成及IPT 问题领域比较均匹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IPT-G组和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
2.2 IPT-G 组和对照组的量表评分组间比较 见表3。
表3 治疗基线期及治疗8周 IPT-G组和对照组的量表评分组间比较［（），分］
表3 治疗基线期及治疗8周 IPT-G组和对照组的量表评分组间比较［（），分］
2.3 IPT-G 组和对照组的量表评分组内比较 见表4～6。
表4 两组治疗前后HAMA及HAMD量表总分及因子分的组内比较［（），分］
表4 两组治疗前后HAMA及HAMD量表总分及因子分的组内比较［（），分］
注：与基线比较，*P＜0.05
表5 两组治疗前后SCL-90量表总分及因子分的组内比较［（），分］
表5 两组治疗前后SCL-90量表总分及因子分的组内比较［（），分］
注：与基线比较，*P＜0.05
表6 两组治疗前后NOSIE30总分及因子分的组内比较［（），分］
表6 两组治疗前后NOSIE30总分及因子分的组内比较［（），分］
注：与基线比较，*P＜0.05
3 讨论
本研究两组的量化指标HAMA-14、HAMD-17（除体重外）、SCL-90 的总分和因子分组内比较治疗后均优于治疗前，两组治疗后NOSIE30 的总估计状况、社会能力、个人卫生、总积极因素组内比较优于治疗前，两组治疗后激动、精神病表现、退缩、抑郁、总消极因素评分低于治疗前，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除NOSIE30中的社会兴趣一项），说明两组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在改善情感类精神疾病的临床症状时均有效，但在改善社会兴趣上治疗前后差异不明显，可能与情感类精神疾病自身对人际、社会的链接感有较强的内心需求以及治疗初始的社会兴趣感水平较高有关。本研究两组基线期基本资料、临床特征及各项量表评分较一致，为观察IPT-G的效果提供了条件，治疗8 周，比较SCL90 总分、总均分、HAMD-17、HAMA-14、NOSIE30 总估计、总积极因素和总消极因素，其中NOSIE30中的因子分总积极因素IPT-G 组小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与IPT-G 较注重内向性的思考（关注自我的心理状态），以及情感类精神疾病的患者基线水平有较高的社会兴趣有关；本研究发现IPT-G 组在SCL90 总分、总均分、HAMD-17、HAMA-14、NOSIE30 总估计、总消极因素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IPT-G 对情感类精神疾病患者的焦虑、抑郁等临床症状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目前IPT-G 研究在国内较少，且国内的研究多为同质性的团体，少有异质性，且缺少标准化流程手册。精神疾病患者回归社区后，要找到完全相同疾病的患者团体是困难的，且现实的人际互动群体中包括各种类型的人，异质性的团体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真实性的社交情景，增强了患者真实社交环境的学习能力。现有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焦虑抑郁的发病率高。在社区，有情绪问题的精神疾病患者人群较多，在COVID-19 流行近3 年后，全社会对精神心理卫生的服务需要激增，但社区及乡村等初级卫生机构可获得的专业精神卫生人才及资源稀缺。本研究有严格的研究流程及操作手册［9］，经培训后的卫生机构人员可以实施IPT-G，临床实践也显示对患者的各项症状有改善作用。本研究对于完善世界卫生组织的精神卫生差距行动规划（mhGAP）有一定的探索作用，IPT-G 可尝试推广至社区或初级的精神卫生保健机构以帮助更多的情感类精神疾病患者。
本研究也有不足的地方，如在患者人格、应对方式的变化、团体的疗效因子等方面尚未做系统、长期的评估、随访。在生物学及社会心理学层面，由于数据样本量、初次探索等原因限制，尚未设定一定的生物学观测及心理学建模指标预测。今后的研究中，可适时加入人际行为学特点、人格特征和易感基因、表观遗产学、数据建模等复合多样的模式探索人际互动和精神疾病的相互关系，从而进一步阐述情感类精神疾病在人际互动方面可能的动态病理、生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