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增波， 秘双燕， 晏燕**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2.珠海拜博口腔医院， 广东 珠海 519000)
鳞状细胞癌又称为表皮癌，是发生在表皮或附属器细胞的恶性肿瘤，且癌细胞具有不同程度角化[1]。临床研究表明鳞状细胞癌好发于上皮覆盖部位，如口腔、皮肤、阴道及子宫等部位[2]。国内学者研究表明，鳞状细胞癌与种族有关，且免疫抑制者发生率亦相对较高[3]。近年来，口腔鳞癌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影响患者的健康和生活。目前，临床上常见的口腔癌包括舌癌、颌骨癌及口咽癌等，且多数患者属于鳞状上皮细胞癌，患者发病早期临床症状缺乏典型性，导致临床诊断难度较大[4]。口腔鳞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因素过程，常受到细胞因子的调控[5]。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是细胞因子网络中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巨噬细胞、单核细胞因子产生，属于是一种促炎细胞因子，能直接参与正常炎症反应、免疫反应[6]，但是临床上TNF-α在口腔鳞癌中的表达及价值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以口腔鳞癌患者作为对象，探讨TNF-α在口腔鳞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标本来源 选择2017年5月—2019年4月收治的口腔鳞癌患者，要求符合口腔鳞癌诊断标准[7]且经病理组织检查确诊，完成TNF-α检查适应症且均可耐受。排除合并其他部位恶性肿瘤、入院资料不全者或伴有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者，排除合并肝肾异常、精神异常或给予放化疗者。共纳入患者78例，男48例、女30例，年龄36～79岁、平均(57.00±6.00)岁，舌癌24例、牙龈癌22例、口底癌17例及颊癌25例，淋巴结转移49例、未转移27例，高分化32例、中分化27例及低分化17例，临床分期Ⅰ～Ⅱ期48例、Ⅲ～Ⅳ期28例。所有患者入院均行手术治疗，取癌组织(78份病灶标本)及癌旁组织(78份癌旁组织标本)(距离癌组织≥3 cm)作为标本。
1.1.2主要试剂和仪器 0.25%胰蛋白酶购自美国Gibco公司，胎牛血清、TNF-α兔抗人单克隆抗体及TNF-α兔抗人二抗购自美国Hyclone公司，甲醇双氧水和磷酸缓冲盐溶液(phosphate buffer saline，PBS)购自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超净工作台购自苏州安泰空气技术有限公司，酶标仪和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购自美国Bio-Rad公司。
1.2 方法
1.2.1检测TNF-α的阳性表达 向制备的标本切片中加入浓度3%甲醇双氧水、持续处理10 min封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PBS连续洗涤5 min，连续3次；加入PBS调整整体溶液pH为6.0，加柠檬酸盐缓冲液，缓慢加热，完成缺损蛋白修复。向获得的标本中加入TNF-α兔抗人单克隆抗体，工作浓度为1 ∶100，抗原热修复，4 ℃过夜，加TNF-α兔抗人二抗，常温孵育10 min，利用二氨基联苯胺(diaminobenzidine，DAB)显色后进行苏木素染色，利用中性树胶常规封固；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下随机取10个非重叠视野，计算细胞阳性比例[8]。
1.2.2临床资料 收集患者性别、年龄，肿瘤直径、病理类型、分化程度，肿瘤分期及淋巴结转移等临床资料。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8.0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Logistic分析TNF-α表达的影响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TNF-α表达
免疫组织化学显示，癌组织中TNF-α阳性主要分布在细胞的胞质，少数包膜亦有表达，呈棕黄色/棕褐色，细胞核内无表达；癌旁组织中TNF-α阳性细胞表达较少或无表达(图1)。口腔鳞癌组织TNF-α阳性表达率57.69%(45/78)高于癌旁组织和12.82%(10/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42，P=0.025)。
癌旁组织 癌组织图1 口腔鳞癌患者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TNF-α表达(免疫组织化学，×100)Fig.1 Expression of TNF-α in different tissues in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immunochemistry，×100)
2.2 TNF-α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
口腔鳞癌患者癌组织中TNF-α的阳性表达与肿瘤直径、分化程度、分期及淋巴结转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性别、年龄及病理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临床病理特征患者组织中TNF-α表达Tab.1 Comparison of TNF-α expression in tissue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2.3 Logistic回归分析口腔鳞癌组织TNF-α表达的影响因素
以口腔鳞癌组织中TNF-α阳性表达作为因变量，以肿瘤直径、分化程度及淋巴结转移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表明，肿瘤直径、分化程度、分期及淋巴结转移是口腔鳞癌组织TNF-α阳性表达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2。
表2 口腔鳞癌组织中TNF-α阳性表达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Tab.2 Multivariate Logistic analysis of positive expression of TNF-α in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3 讨论
口腔鳞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生、发展多涉及肿瘤细胞自身与宿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亦受到多种细胞因子调控[9-10]。临床研究表明，心血管的形成在细胞组织、组织结构及功能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能直接参与疾病的发展、发展[11-12]。TNF-α属于是一种Ⅱ型跨膜蛋白，通常由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分泌产生，并形成多多功能细胞因子，广泛存在于人体组织中[13-14]。临床研究表明，TNF-α能直接参与口腔鳞癌的发生[15-16]。本研究中，口腔鳞癌组织TNF-α阳性表达率高于癌旁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免疫组化显示：TNF-α阳性主要分布在细胞的胞质，少数包膜亦有表达，且呈棕黄色/棕褐色，细胞核内无表达；癌旁组织中TNF-α阳性细胞表达较少或无表达，说明TNF-α在口腔鳞癌组织中呈高表达，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既往研究表明，TNF-α主要由巨噬细胞产生，是一种多肽细胞因子，能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发挥炎症介质、免疫调节作用[17]。同时，TNF-α亦具有肿瘤细胞毒作用，其表达水平能反映疾病严重程度[18]。国内学者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TNF-α在在前列腺癌、肾癌及卵巢癌等肿瘤组织中呈高表达，能通过多种机制参与其发生、发展。临床研究表明，在恶性肿瘤组织中浸润的淋巴细胞中TNF-α亦呈高表达，能发挥拮抗外源性TNF-α的细胞毒性，是肿瘤组织产生内源性TNF-α生物学特点、外源性TNF-α的重要差异原因[19]。同时，内源性TNF-α具有拮抗由白细胞产生的外源性TNF-α的细胞毒性，发挥抵抗化疗等作用[20]。TNF-α在口腔鳞癌转移、生长中机体机制如下：(1)TNF-α与肿瘤免疫有关。对于口腔鳞癌患者持续的应激反应能引起机体免疫紊乱，造成TNF-α水平持续升高，从而能抑制IgG、IgM的产生，影响机体T淋巴细胞的分化；(2)TNF-α能直接参与肿瘤血管的生成，能从宿主中向肿瘤细胞提供更多的氧与营养物质，为肿瘤的生长创造条件；(3)TNF-α能与肿瘤中的巨噬细胞相互作用，从而能产生更多的TNF-α并形成恶性循环[21]。从本研究结果看出，口腔癌组织中TNF-α检验值与口腔癌患者的肿瘤直径、分化程度、肿瘤分期、淋巴结转移等有关，进一步说明TNF-α在口腔鳞癌组织中呈高表达，其表达水平能反映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因此，加强口腔鳞癌患者TNF-α动态监测可帮助患者确诊，指导临床治疗，亦可评估患者预后。
综上所述，TNF-α检验值在口腔鳞癌组织中呈高表达，其表达水平能反映患者疾病严重程度，能指导临床治疗，有望成为口腔鳞癌治疗新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