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祯敬 ，李 慧
1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4；2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四川成都，61021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种“非常态”风险情境，在对社会生产生活形成“物理”冲击同时，也在形塑、改变、建构着人们的主观价值与行为方式。在“常态”风险情境下，风险情境、角色处境和信息话语是建构公众应对行为的“场域”，但此次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超出一般公共卫生事件的范畴，以“空间越轨管制”为主题的应急管理行动框架，使得公众面临许多风险情境的“初体验”，主要表现为“三大转变”：社会网络由同质性群体关联向异质性代际关联转变；生活场景由扩展型社会场景向限缩型社区(家庭)场景转变；信息语境由物理空间传播向网络空间传播转变。这导致公众在风险信息的获取、认知、传播及风险应对行为的形成高度依赖临近物理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所塑造的风险环境，换言之，公众识别与理解的疫情风险情境并非是真实风险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局部”“片面”的风险环境判断。正如“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理论所述，公众实质生活在信息媒介与主观价值共建的虚拟环境中，公众借助信息媒介来感知外部世界，而信息媒介在反映客观世界时会发生偏移，从而为公众塑造了一种“拟态”的现实环境[1]。可见，公众对疫情的风险认知及应对行为实质依赖信息所构建的“拟态环境”，这有可能使公众对疫情的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在维度、形态和强度上超越常规风险情境下的一般状态，而呈现出突变性特征。因此，有必要探索疫情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形成过程，凝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形成机制。
关于风险应对行为的概念，Folkman&Lazarus将“应对”定义为“个体为了处理超出自身能力或资源范围的内外环境要求，而作出的认知和行为努力”[2]。随后，“应对”概念被引入风险研究领域，用以阐释不同风险情境下个体所采取的心理和行为上的适应努力。Lazarus&Folkman将“应对”分为“问题聚焦型应对”和“情绪聚焦型应对”[3]。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学者结合环境议题提出“意义聚焦型应对”概念[4]。随后，Lindell&Perry拓展了Lazarus& Folkman的分类框架，将风险情境下的行为反应总结为“信息搜寻”“防护反应”和“情绪反应”[5]。为使应对行为类属更具逻辑性和系统性，Skinner 从“关联性-自主性-能力胜任”“挑战-威胁”和“自我-情境”3个维度提出了12类相互对应的“高阶-低阶”应对行为框架[6]。此外，国内外学者结合不同风险情境，如地震、台风(飓风)、洪水、环境邻避、食品安全、新兴技术等，细化了风险应对行为的分类图谱[7-10]。
关于风险应对行为的生成逻辑，现有研究对风险应对行为生成逻辑的阐释，普遍遵循SOR模型的“信息刺激-风险认知-行为反应”的信息处理路径[11]，即将风险应对行为形成视为风险信息刺激下个体通过“风险认知”决定“行为反应”的线性过程,而其中差异则主要体现在“风险认知”作为风险情境向应对行为转化的“黑箱”，其解释机理的差异。总结起来，主要有五大理论观点，即客观论、主观论、结构论，情境论和交互论。
第一，“客观论”将个体风险行为归结为主体对风险客体属性的综合评价结果，试图将风险应对行为的形成描述为“完全风险信息条件下个体的理性行为决策过程”，并形成一套完整框架并应用于多种风险情境，代表性理论为的“多属性态度模型”[12]。第二，“主观论”强调个体特质与主观价值体系正是风险应对行为决策的“简化机制”[13]。“主观论”早期应用可追溯至“健康信念模型”[14]和“保护动机理论”[15]。后期，结合认知反应理论、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及Slovic[16]等所发展的“心理测量范式”等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主观论”在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第三，“结构论”强调社会价值、规范、信念等对风险应对行为的形塑作用，阐释共享的文化、价值、规范、信念等对同一群体风险应对行为的“共性”及不同群体差异性的影响机制，其理论渊源可溯至“社会表征理论”[17]。而后Douglas将“阶层/团体”分析模式应用于风险研究领域形成的“风险文化理论”成为“结构论”视角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解释的代表性理论[18]。第四，“情境论”强调多变、负责的风险场景对个体风险行为影响，公众风险应对行为是公众面临或察觉(认知、评价)到环境变化(应激源刺激)有威胁或挑战时做出的适应性或应对性反应。其中，唤醒理论、环境应激理论、适应水平理论、行为场景理论是其主要的解释性框架。第五，“交互论”试图弥合客观认知建构、主观认知建构、社会认知建构和情境认知建构的裂痕，将风险应对行为的形成视为知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因素互动的综合作用结果。比如，“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和“防护型行为决策模型”从个体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视角阐释公众风险应对行为形成的动态过程。两种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各类风险分析中，成为了描述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重要理论框架。
总结来看，风险应对行为研究已在概念、理论、实证等层面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轮廓，但现有理论框架主要依循“常态”的风险情境凝练而成，如自然灾害、公共安全事件、环境事件等，对具有突发性、紧迫性、弥漫性的“非常态”风险情境(如新冠肺炎疫情)的解释力和适应性尚未可知。因此，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全面解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内容层次与生成逻辑，试图做出一些有益探索。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原始资料来源于微博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博文，博文内容主要为公众个人发布的信息，媒体报道和意见领袖博文未被纳入其中。为保障研究的科学性，博文的选择以“新冠肺炎”为关键词，以“原创”“热门”“话题”为搜索类型，以疫情暴发期的2月1-29日为时间跨度，以湖北、四川、江苏为代表地区，运用网络数据采集器共计爬取微博21471条。的为保证研究可靠性，按以下标准筛选资料：①删除与主题无关的评论内容，如广告、商业植入；②删除简单转发、或复制他人的无原创微博；③删除无实质内容或内容简单的微博，如表情包堆砌；无事实、行为、情绪意涵的博文；④剔除其中具有明显误导性、政治诱导性、思想极端化的微博；⑤筛除字数少于20的微博，最终得到 9421条有效微博，其中按照编号顺序选取前8000条用于资料分析，其余1421条用于饱和度检验。
1.2 研究方法
研究采取扎根理论对进行资料分析[19]，采用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基于现有经典理论框架验证关键构念，与此同时发现新构念。在扎根理论的操作过程即汇集足量关涉主题情境的资料，进行反复比较、分类，从资料中抽取概念、范畴，并以此建立理论框架，主要步骤包括现象定义、概念化、范畴化、主范畴、关系类属等。
2 结果
2.1 现象化定义
现象定义是对原始资料进行分解、检视、比较及初步定义的过程，研究者分析每条信息的内在属性，并依据“契合与相关”原则进行编缩或整合，形成合并同类项的“现象定义”以简扼地反映原始资料的意涵。本研究经合并、剔除，共计提取了751个现象定义。
2.2 概念化诠释
概念化及是用概念来标识现象定义的分析过程，包括两个步骤：第一，将现象定义去感情色彩化，提取其一般属性，精炼化的“初始概念”；第二，分析、优化、筛选初始概念，将同类或有联系的初始概念聚合形成“一般概念”。根据现象定义的相互关系和逻辑秩序，研究归纳出了208个“一般概念”。
2.3 范畴化凝练
范畴化是将一般概念进行凝练，涌现出多个一般范畴过程，基本方法是对“一般概念”进行深度抽象化处理，发现一般概念间的潜在联结关系，根据关联和逻辑顺序重新归类形成“一般范畴”。最终，研究根据一般概念的内涵与类属，研究共计凝练出54个“一般范畴”。见表1。
表1 范畴化凝练
表1(续)
2.4 主范畴与关系类属挖掘
主范畴与关系类属挖掘即为从范畴中精炼出主范畴，将主范畴与范畴、一般概念、现象定义、原始资料联结起来，形成关系类属的故事线，构建出完整理论结构框架，并通过饱和度检验等方式验证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根据一般范畴的特质，研究提炼出14种主范畴，分别为信息属性、信息源头、个体响应、社会响应、信息评价、情境卷入、风险感知、行为主体感知、自我需求感知、行为评估、行为制定、个体防护行为、公共防护行为、情绪反应。对故事线进一步抽象化可总结为5大关系类属，分别为信息刺激、风险传感、风险评估、行为决策、行为表达。见表2。
表2 主范畴与关系类属挖掘
研究将主范畴、一般范畴及其下属的一般概念、现象定义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关系类属“故事线”，概括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新冠疫情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形成路径。见图1。
图1 疫情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形成机制
从模型可知，疫情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形成是一个“信息刺激-风险传感-风险认知-行为决策-行为表达”的传导过程，具体而言，疫情的“原始信息”作用于“个体响应与社会响应”互动下“信息评价”和“情境卷入”的双重机制转化为“风险信息”，个体通过“风险感知”“行为主体感知”“自我需求感知”的风险表征机制将“风险信息”转换为“感知的风险”，进而驱动“行为评估”与“行为制定”的行为决策过程，最终形成以“个体防护行为”“公共防护行为”“情绪反应”为主要维度的应对行为表达。在模型构建之后，研究利用剩余的1421条微博数据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最终得出的范畴和关系类属仍然属于理论模型，可见，理论模型的范畴谱系科学，在理论上达到饱和状态。
3 讨论
3.1 疫情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形成的信息刺激机制
信息输入域是“信息属性”“信息源头”的集合，是不同信息源、不同属性的疫情信息通过多元渠道展露于公众，获得公众关注的过程，是疫情风险情境的“原始信息集”进入“信息加工系统”的初始阶段。
“信息源”是疫情信息的源头，包括政府机构、科学主体、市场主体、意见领袖、亲朋好友、新闻媒体、一般大众等。其中，以政府机构具有权威性，代表对疫情的权威价值分配，以系统性、结构化信息为主，包括有关疫情的政府公报、政策文件、法律法规、研究报告、数据分析、官员言论等；科学主体具有知识合法性色彩，信息专业性较强，包括有关疫情的专业知识、科普宣传等；以市场主体、意见领袖、亲朋好友、一般公众为源头的疫情信息多以非结构或半结构形式存在，具有碎片化特点，随意性较强。此次疫情中，公众的生活场景由社会场景向社区(家庭)场景的突变，导致传统媒介在疫情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式微”，绝大部分疫情信息的获取、观点争鸣、事实求证、情绪表达都在虚拟空间进行，这使得疫情信息传播具有了超越传统物理信号可及和现实空间约束的新特征。
“信息属性”是按内涵、性质对公众所获取疫情信息的分类，在内容形式呈现出文、图、音、影等多形态融合特点，具体包括疫情实况、防控举措、社会行动、科普宣传、科技支持、典型事例、公共舆情等。“信息属性”似如“探照灯”，灯光所及之处，就划定了公众对疫情风险感知、应对行为形成的情境。
3.2 疫情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形成的风险传感机制
风险传感包含“个体响应”“社会响应”“信息评价”“情境卷入”4个主范畴，是疫情“原始信息”通过个体响应与社会响应的双通道，在信息评价和情感卷入的处理机制下抽取为对公众有意义、有价值的“风险信息”的过程。
第一，“个体响应”和“社会响应”扮演着公众将疫情原始信息转化为风险信息的“简化通道”，二者反映是公众分别从个体、社会(群体)视角理解疫情信息的方式。
“个体响应”是公众通过个体独享性的知识或信念系统理解疫情信息的方式，包括个体特质、主体价值、客观认知和个体经验等，体现了人们对疫情信息的“内在因果性”解释。具体而言，首先，公众对疫情信息的理解与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等个人特征密切相关；其次，公众的主观价值体系对疫情信息理解具有一定规范作用。例如，科学理性者往往倾向于运用科学话语对疫情信息进行再描述，其中内隐着一种“乐观主义”的解释方向；社会理性者习惯于采用社会术语对疫情信息进行再解释，疫情信息的“中立”特征被剥离而成为一种“情感符号”，其中内含着一种“悲观主义”理解方向；生态理性者则试图从自然规律、自然秩序等人与自然的关系“边界”等角度对疫情信息进行再刻画，并呈现出伦理审视和道德求索的倾向，表现出一种“反思主义”理解维度；而不同政治立场者则习惯于以政治考量对疫情信息作出解读，常将疫情信息赋予制度效能、社会契约、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色彩，体现出一种“泛政治化”理解方式。再次，客观认知系统在公众的疫情信息理解中扮演着重要戏份。公众现实中所拥有的“知识存量”和“有限认知能力”与全面、正确理解疫情信息所需的“知识需量”和“认知能力”的“势差”，影响公众从疫情信息中抽取有用信息的质量。最后，公众对疫情信息的理解也受个体经验的影响。个体理解疫情信息时，往往依据“个体经验”的惯性判断，这种“个体经验”是一种长期内化于自身的稳定的“倾向或态度”，人们通过个人经历不断的获取、积累、修正这种“个体经验”，以为未来风险决策之本。资料分析发现，公众应对“非典”“H1N1”“禽流感”等相似风险情境的记忆唤醒、应对技能、感观经验、情感体验、预设态度等，会直接反映在此次疫情信息的理解中。
“社会响应”是公众通过社会(群体)共享性的知识或信念系统理解疫情信息的方式，实质是人们依据社会化的象征、符号、意义、隐喻、权威等文化系统而对疫情信息形成的“情境因果性”解释。它反映了人们面对疫情的“新异性”，无法准确归类疫情风险的分类体系从而引发“文化、情感的冲突或恐慌”时，诉诸于“抽象的社会系统”(如权威界定、公共教育、社会网络)从而完成对疫情信息理解的过程。首先，公众一般会从宏观社会网络出发，将疫情信息的解释投向社会的“集体规范”上，通过识别道德、习俗、集体规则、法定规范等“坐标”从而达成对疫情的判断，公众倾向于使自己对疫情信息理解的观点、态度与其参照群体成员(如家人、亲人、朋友、同事、邻居)保持一致。其次，公众也时常依循权威界定的路径达成对疫情信息的理解，反映公众对政府解释、科学定义、专家解读等疫情的权威价值分配的“信任关系”，由于公众认知能力有限，无法准确理解疫情信息，因而公众通过“体制性信任”来弥补认知不足或减少对疫情信息理解的复杂性，例如，人们会依据“领导人关于疫情的重要发言”而调整对疫情的看法，会根据“钟南山院士的发言”而改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识。再次，公共教育也是公众实现对疫情信息理解的依赖路径之一，体现公众对科学普及、社会宣传、舆情引导等的服从关系，公共教育将疫情知识有序地向外扩散，实现共享，从而引导公众对疫情信息理解朝着健康、有序、稳定的方向发展。
第二，“信息评价”和“情境卷入”是公众将疫情原始信息转化为风险信息的处理机制，刻画公众分别从“理性计算”和“非理性情感”两种路径如何将疫情信息赋予风险的意涵。
“信息评价”是个体响应和社会响应所规范的一系列理念、知识、经验等内化于个人，公众对疫情信息内容和信息主体所形成的“理性计算式”的判断，从而将复杂的疫情信息转换为结构化的风险信息的机制。信息评价包含“信息内容评价”和“信息主体评价”两个维度。资料分析发现，公众主要着力于专业性、真实性、有用性、客观性和及时性等视角对疫情信息内容作出判断，体现了公众对疫情信息的道德、质量、效用的检视，而信息主体评价则是公众基于刻板形象、信任程度、互动经验对疫情信息主体所产生的理解、支持、认同的程度。
“情境卷入”是疫情信息在个体响应和社会响应过程中，公众依据非理性因素将疫情信息提取为风险信息的机制，不关乎“工具理性”和“价值认同与判断”，而更多是“情感因素”的统一。资料分析发现，“情境卷入”的处理机制是一个动机唤醒、偏好唤醒、情感嫁移等范畴复杂交织的过程。疫情信息经个体响应和社会响应取得公众理解，在特定情感、情绪、意志、直觉等非理性因素的惯性引导下，转化为风险意识、风险偏好和情感表达。具体而言，“动机唤醒”和“偏好唤醒”表示公众从疫情信息中提取风险意识和风险偏好，而“情感嫁移”则是公众以投射、嫁接、转移等方式赋予疫情信息以特定感情、愿望、意志等色彩，从而达到风险传感的目的。
3.3 疫情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形成的风险认知机制
风险认知由“风险感知”“行为主体感知”“自我需求感知”3个主范畴组成，反映公众从客体、主体、关联体3个视角，运用直接性、间接性、关联性的表征机制，将“风险信息”转换为“感知的风险”的过程。
“风险感知”是公众基于风险信息对疫情之于自身的发生概率、威胁大小、远近程度的主观判断，包括“风险威胁”“风险概率”“风险距离”3个范畴，体现疫情对公众造成的直接性风险心理冲击。“行为主体感知”是公众对疫情相关责任主体的形象、责任、职责、行为的主观评价，包含“责任归因”“职责认定”“行为评估”“形象刻画”4个范畴，反映疫情中政府、科学家、企业、媒体、民间组织等对公众带来的关联性风险心理影响。“自我需求感知”是公众从风险信息中感受到的一种需求的紧张程度，反映公众在疫情中所感受到的自身价值、资源、信息、安全、情感等偏离正常状态程度，包含“自我价值需求”“资源需求”“信息需求”“情感需求”“安全需求”5个范畴，代表疫情对公众所造成的间接性风险心理影响。其中，公众的“风险感知”和“行为主体感知”会对“自我需求感知”产生直接影响。
3.4 疫情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形成的行为决策机制
行为决策反映公众从“最大限度的理性”和“启发的简化机制”两种路径进行应对行为评估，进而采取不同行为制定策略的过程，包含“行为评估”“行为制定”两大主范畴。
“行为评估”是公众对“是否需要”“需要何种”风险应对行为，及“多大程度实现”某种应对行为的评估过程。其中，包括“分析式评估”“启发式评估”两种方式。分析式评估表示公众基于成本、收益或环境的理性计算，对某种应对行是否起作用，及其所产生的时间、经济、道德、伦理等耗损的体认。启发式评估表示公众基于某些简单直觉、经验、信念等对某些应对行为进行评估。
“行为制定”是公众在行为评估基础上，采取何种策略实施某种应对行为的具体心理机制，包括“一致性机制”“说服机制”“从众机制”“反驳机制”4个范畴。一致性机制描述疫情下公众经过行为评估，自然选择符合自身利益、价值的风险应对行为；说服机制刻画疫情下公众通过行为评估的合理化解释，选择与自身利益、信念相反的应对行为，例如，年轻人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不习惯“被约束”行为管制，但出于对政府和专家的权威服从，也会遵循相关防疫规定；从众机制阐释公众在疫情中倾向于参照其他人的行为规范而采取相一致的风险应对行为以获取心理安全，例如，在疫情中，当邻居囤积食品时，该行为会被迅速模仿；反驳机制阐述了当某种应对行为与公众自身利益、信念、道德产生冲突时，公众拒绝或修正某种应对行为，例如，疫情期间，对社区稳定秩序期望会使公众自发性地拒绝抢购生活物资、防疫物资，并对其他人进行呼吁、劝导和谴责。
3.5 疫情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形成的行为表达机制
行为表达包括“个体防护行为”“公共防护行为”“情绪反应”3个主范畴，反映公众试图通过改变或调整“外在工具条件”和“内在情感坐标”两种途径以应对疫情风险。
“个体防护行为”是公众试图通过个体维度的行动努力，采取调整资源条件和行动规范的方式以改变疫情威胁的应对行为，具体可概括为信息搜寻、物资储备、安全防护、规制遵循4个范畴。其中，信息搜寻是公众试图弥合因“信息不对称”和“知识壁垒”所造成的知识、信息“储量”与全面了解疫情的知识、信息“需量”之间差异的风险应对行为，例如，通过多元渠道学习、了解新冠病毒知识，包括暴发原因、传播途径、防护知识等；物资储备是公众试图改变防疫物资紧缺与自身预期需要的物资间矛盾状况的风险应对行为，如储备粮油蔬果、口罩、护目镜、酒精、温度计等；而安全防护和规制遵守则是公众调整日常行为规范以防控疫情的应对行为，如戴口罩、测体温、酒精消毒、勤洗手、通风、保持社交距离、遵循防疫规定等。
“公共防护行为”是公众试图从社会维度采取行动努力，通过彰显“个人之于社会的价值”或“社会之于个人的意义”的方式以应对疫情的应对行为，包括社会求助、社会支持、公众参与3个范畴。其中，社会求助是公众通过向社会寻求“救济”的方式以维护个体安全的应对行为，包括资源救济、技术救济、情感救济等，例如，在疫情严重期，人们往往通过向社区、政府等寻求咨询信息、物资帮助、心理疏导等；社会支持是公众通过向社会系统提供无偿帮助的方式以实现疫情下社会整体安全的应对行为，包括社会捐赠、志愿服务、道德呼吁、价值维护等，例如，疫情期间，党员同志往往积极志愿抗疫、社区居民踊跃捐款武汉、人们主动呼吁团结、弘扬抗疫精神等；公众参与是公众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以实现社会整体安全的应对行为，包括公众传播、公众咨询、公众建议、公众协商、公众监督等，例如，公众积极传播科学防疫知识，向社区、政府建言献策，积极参与社区防疫管理决策，并监督防疫行为的有效性。
“情绪反应”是公众通过调节自身对疫情风险的情感坐标以应对疫情的方式，是一种对疫情风险所造成的心理紧张程度的释放和疏解，包括回顾性情绪、即时性情绪、预期性情绪3个范畴。具体而言，回顾性情绪是当公众回想起过去一段时间疫情风险情境时所展现出的情绪状态，即时性情绪指公众面对当下疫情状况所表达的情绪状态，而预期性情绪则是当公众未来疫情趋势进行展望和评估而产生的情绪表达，包括焦虑、恐惧、责骂、纠结、无奈、庆幸、平淡、高兴、兴奋、激动、渴望等多种情绪面向。
4 结论
4.1 理论方面
研究在抓取微博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全面解构了疫情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疫情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形成是一个“信息感知”的场域，其形成机理服从“信息刺激-风险传感-风险认知-行为决策-行为表达”的传导过程，即疫情的“原始信息”作用于“个体响应”与“社会响应”互动下“信息评价”和“情境卷入”的双重机制转化为“风险信息”，并通过“风险感知”“行为主体感知”“自我需求感知”的风险表征机制转换为“感知的风险”，进而驱动“行为评估”与“行为制定”的行为决策过程，最终形成以“个体防护行为”“公共防护行为”“情绪反应”为主要维度的应对行为表达。
从总框架看，第一，本研究改造了传统基于SOR模型的“风险刺激-风险认知-行为反应”的公众风险应对行为形成机制的框架，结合新冠疫情，建构了“信息刺激-风险传感-风险认知-行为决策-行为表达”范式的公众风险应对行为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从新范式揭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第二，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超越了传统单一客观论、主观论、结构论、情境论和交互论视角对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形成路径的简单描述，将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形成机理纳入一个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理性逻辑与感性逻辑、个体逻辑与系统逻辑、一般逻辑与情境逻辑复杂交织的系统过程中作阐释，具有全面性。第三，从模型构念看，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既融合、验证经典理论模型的关键构念，如“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防护型行为决策模型”“心理距离模型”“社会认知理论”等，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新的构念。
从具体内容看，首先，本研究从个体响应、社会响应下的信息评价和情境卷入的双重机制，创新性地揭示原始风险信息与公众风险认知间如何转化的“黑箱”传感机理，解释了原始信息刺激如何抽取为“风险信息”进而形成“感知的风险”的具体过程；其次，与传统的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理论框架如“防护型行为决策模型”相比，本研究细化了公众风险认知的具体内涵，分别从主体、客体、关联体3个视角，阐释风险源对公众产生的直接性、间接性、关联性的心理影响，其中“自我需求感知”是有个全新的风险认知阐释维度。再次，与传统理论框架相比，本研究创新性地精细刻画了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决策的两种行为评估方式和四种行为制定策略，并将行为评估和行为制定视为两个逻辑相继的行为决策过程，这是经典理论的情景化拓展。最后，本研究进一步细化传统“问题聚焦型应对”和“情绪聚焦型应对”概念的分类，分别从公域的公共防护行为和私域的个体防护行为、情绪反应对公众风险应对行为进行了全新的立体阐释。
4.2 实践方面
第一，树立信息对冲的引导理念。理论模型显示，信息刺激是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形成的启动机制，原始信息的维度、强度和形态对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具有很强指示作用。因此，为实现公众应对行为正确引导，政府必须坚持议题对冲的引导策略，把握主动权，厘清“讲什么”，抓准质量，梳理“怎么讲”，完善风险信息发布机制，健全发布渠道，增强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客观性，以便公众更全面理解风险情境，起到风险良性沟通的作用。
第二，实施情境性的引导路径。理论模型显示，情境因素在公众风险应对行为中扮演着重要戏份，特别“情境卷入”是公众风险认知和应对行为形成的重要传感机制。因此，行为引导策略必须注重情境性，要以现实生活的“第一视角”就地取材”，用共述、共情、共景、共鸣多种方式或素材，将行为引导无声无息地融入公众可知可感、亲身体验的实际案例中，引导公众形成对风险情境的理性认知。
第三，确立科学话语的引导策略。理论模型显示，信息评价是公众风险应对行为形成机理的的重要环节，其中，信息的客观性、真实性、专业性等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强度和应对行为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实践中，行为引导的话语体系应注重科学话语的建构与回归，让科学的“权威”促进公众对风险情境的认知从“感性”走向“理性”，以助力于实现良性风险沟通，消解舆论生态的非平衡紧张状态，阻止一些极端应对行为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