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晨,陈园园,刘欣怡,谷薇娜,凡国华,祝娉婷

1扬州大学护理学院,江苏扬州,225009;2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肿瘤科,江苏扬州,225001

肺癌是我国发生最为广泛的恶性肿瘤,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世界最新癌症数据表明,我国肺癌发病率与病死率在所有癌症中皆位列第一,随着肺癌检测及治疗技术的发展,肺癌的发现率及生存率有所上升[1-2],但大多数肺癌患者确诊时已处于晚期,其治疗过程给患者带来巨大身心负担,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3]。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关注经历创伤事件后带来的积极影响,有学者提出益处发现的概念[4],益处发现指个体对外界不良刺激所采取的一种认知适应过程,是个体心理应激反应良好的结果。研究表明心理弹性是癌症患者益处发现的正向预测因子[5],能够促进患者的益处发现,心理弹性是指个体面对逆境、创伤性事件自我调适且积极适应的能力[6]。社会支持是个体可利用的外部资源,能够帮助个体积极应对,社会支持越高的患者其益处发现水平越高[7-8]。也有学者发现[9],患者社会支持越高,其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可削弱负性事件的影响。目前研究仅探讨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关系,还有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心理弹性与益处发现的关系,尚未涉及三者互相的影响机制。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弹性作为中介变量对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的作用机制,以期为提高肺癌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进而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采用整群抽样法,确定研究对象为江苏省扬州市2家三甲医院2020年6月至2021年1月期间的肺癌住院患者。纳入标准:经病理确诊为肺癌;年龄≥18岁;意识正常,自愿参与,具有交流、沟通能力。排除标准:病情危重无法配合调查;肺癌为非原发性癌;近期受到其他创伤性事件打击;精神异常不能配合。此项研究得到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为YZUHL2020019)。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①一般情况调查表。该量表由研究人员自制,涉及肺癌患者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居住状况、疾病分期、病理类型与治疗方式。②心理弹性量表。由Conner与Davidson编制[10],国内Yu等学者进行了汉化修订[11],其由坚韧维度(涉及13个条目)、力量维度(涉及8个条目)、乐观维度(涉及4个条目)构成,总计2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不”为0分,“总是”为4分,评分范围为0-100分,评分越高说明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其Cronbach's alpha为0.91。③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由肖水源等编制[12],由客观支持维度(涉及3个条目)、主观支持维度(涉及4个条目)、支持利用度维度(涉及3个条目)构成,合计10个条目,评分区间为12-66分,评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Cronbach's alpha为0.90。④益处发现量表。该量表由刘谆谆等在Weaver等编制的量表上汉化[13-14],包括接受、家庭关系、世界观、个人成长、社会关系、健康行为6个维度,各维度涉及的条目数依次为3、2、4、7、3、3个,合计22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完全没有”为1分,“非常多”则为5分,评分范围为22-110分,评分越高说明益处发现水平越高,其Cronbach's alpha、重测信度分别是0.95、0.93。

1.2.2 资料收集方法。2位具有培训经历的研究生对研究对象阐述研究意义和目的,患者知情同意后进行问卷的发放,并采用统一指导语完成填写,若患者不能填写或不识字,那么研究人员把各项读出,协助对方填写量表,当场收回问卷并核对。问卷发放量为320份,有效问卷301份,有效回收率为94.1%。

1.3 统计学方法

问卷借助EpiData 3.1由双人录入,统计处理的工具为SPSS 26.0。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究三者间的关系;使用AMOS 24.0完成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同时采用Bootstrap 法来检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301名肺癌患者中男性222例(73.80%),女性79例(26.20%);年龄范围为28-84岁,平均年龄为(64.40±9.39)岁;小学及以下154例(51.20%),初中88例(29.20%);已婚272例(90.40%);居住地为农村159例(52.80%);病理类型为腺癌189例(62.80%),鳞癌58例(19.30%),小细胞癌54例(17.90%);肿瘤分期为Ⅰ期6例(2.00%),Ⅱ期40例(13.30%),Ⅲ期103例(34.20%),Ⅳ期152例(50.50%);单纯化疗217例(72.10%),单纯放疗7例(2.30%),化疗及放疗39例(13.00%)。

2.2 肺癌患者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及益处发现现状

经正态性检验,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及益处发现得分均符合正态分布。301例肺癌患者心理弹性总分为(54.16±11.97)分,各维度得分为:力量(18.37±3.96)分,坚韧(27.08±6.83)分,乐观(8.71±2.04)分。社会支持总分为(44.61±6.01)分,各维度得分为:主观支持(25.80±3.17)分,客观支持(11.28±2.04)分,支持利用度(7.53±1.94)分。益处发现总分为(61.43±7.43)分,各维度得分为:接受(7.60±1.53)分,家庭关系(6.82±1.04)分,世界观(9.90±1.54)分,个人成长(16.18±2.85)分,社会关系(9.95±1.32)分,健康行为(10.98±1.78)分。

2.3 肺癌患者益处发现、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三者相关性分析

肺癌患者心理弹性正向相关于社会支持(r=0.484,P<0.001),且正向相关于益处发现(r=0.499,P<0.001),社会支持正向相关于益处发现(r=0.511,P<0.001)。各变量维度的相关性分析见表1。

2.4 心理弹性在肺癌患者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AMOS 24.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的中介作用。在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分别为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益处发现时,经由极大似然法开展参数估计。此模型拟合参数是:χ2/df=1.401,CFI=0.988,GFI=0.963,NFI=0.959,TLI=0.984,RMSEA=0.037,90%CI为(0.012,0.055),P=0.031,SRMR=0.035,为可接受模型。为了对中介效应的显着性做出更具准确性的检验,借助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展开求解,执行5000次抽样,结果显示95%CI为(0.085,0.244),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着,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起到中介作用,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

肺癌患者社会支持对益处发现的直接效应为0.460,心理弹性对益处发现的直接效应为0.293,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的直接效应为0.550,社会支持通过心理弹性对益处发现的间接效应为0.16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90%。

3 讨论

3.1 肺癌患者心理弹性、益处发现水平较低,社会支持水平较高

心理弹性是个体面对逆境能够坚韧、乐观,从逆境中恢复并且适应的能力[15],本研究中肺癌患者心理弹性评分为(54.16±11.97)分,低于国内一般人群的(70.50±13.48)分[16],这是因为肺癌作为重大应激事件,个体在受到创伤性事件打击后,自身心理弹性水平会下降,高发病率及低治愈率使患者产生悲观情绪及体验,生理及心理负担使患者心理弹性水平降低。社会支持评分为(44.61±6.01)分,与国内常模相比偏高[17],处于较高水平,表明肺癌患者能够感受到家人亲戚朋友等各方面的支持,但患者的支持利用度低,这与王帅等的结果一致[18],说明肺癌患者社会支持利用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益处发现是个体应对疾病时的积极调整,说明个体具有良好适应能力,本研究中肺癌患者此项评分为(54.16±11.97)分,处于较低水平,与谢艳秋等的结果一致[19],低于Lassmann等的研究结果[20],原因为相较于其他种类的癌症患者,肺癌患者预后较差,治疗的副反应及医疗费用使肺癌患者益处发现水平较低。

表1 肺癌患者益处发现、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

图1 心理弹性在肺癌患者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的中介模型(标准化)

3.2 肺癌患者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以及益处发现间存在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正向相关于益处发现,表明患者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感知到的益处越多,这与Manne等的结果一致[7],原因在于对于创伤事件所致的心理应激,良好的社会支持具有缓冲效应[21],能够缓解应激所带来的负性影响,使患者感受到被关心重视,良好的社会支持也会帮助患者充分了解疾病相关知识与自护技能,改变负性认知,挖掘疾病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本研究还发现,心理弹性正向相关于益处发现,吕琦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其益处发现水平越高[8],原因在于心理弹性作为个体的积极品质,个体在面对逆境时,会激发其内在的乐观、坚韧及力量,使个体坚强乐观地面对挫折。高心理弹性水平的患者,其自我复原力水平较高,积极乐观地面对疾病,体会到较少的负性体验,从而感知到疾病所带来的积极体验,因此其益处发现水平更高。本研究发现肺癌患者的社会支持正向相关于心理弹性,这与Huang等的研究结果一致[21],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患者,其心理弹性水平越高,良好的社会支持在精神上给予患者信念支撑,增强其应对疾病时的力量与坚韧性,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内部与外界资源,相互联动促进正性情绪的产生。这提示医务人员应关注患者的益处发现,评估患者的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水平,应关心支持患者,提供疾病相关知识,同时激发其心理弹性潜能,鼓励其主动积极面对疾病,以此更好地适应疾病,促进负性情绪正性转化,由此提升其益处发现水平。

3.3 心理弹性在肺癌患者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心理弹性在肺癌患者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的中介效应,社会支持不仅能够对益处发现施以直接正向影响,同时能够经由心理弹性对其施以间接影响。社会支持直接正向预测益处发现是由于高社会支持的患者其可利用的资源越高,能够帮助其了解疾病相关信息,增强其对疾病治疗和预后的信心,缓冲疾病所带来的身心反应,促进其益处发现。社会缓冲假设理论也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使不良事件所致心理应激减轻[22]。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起中介作用,心理韧性框架也指出有利的外部资源可提高心理韧性水平[23],作为关键性的可利用外界资源,社会支持能够调动患者诸如心理弹性等内部资源,内外联动使患者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纠正负性认知,从而提高其益处发现水平。

基于本研究得出的中介模型结果,认为:①医务人员应及时评估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甄别低益处发现水平的患者,通过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及心理支持,评估患者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状况,增强其主观能动意识,激发自身内部资源,鼓励其采取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从而在患病过程中发现益处。②家属应提供患者全方面的支持,使患者感受到被重视,鼓励其与医务人员、病友多交谈,提高疾病认知度及自我护理能力。③患者本人应利用各大信息平台,积极主动与医护、家属、病友交谈,提高社会支持利用度,激发其内在潜能,在疾病过程中保持乐观坚韧的心态,改善疾病认知,以此增强益处发现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