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银虎，马静婕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2488；2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350
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是与精神失调相对立的一种积极正向的状态[1]。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抑郁等精神疾病患病率明显增加，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逐渐成为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伴随着家庭发展出现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趋势，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数量明显增多[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独居老年人数量达到了2486.1万人，独居老年人口比例也进一步增高[3]。相对于与配偶和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独居老人特殊的居住方式和代际交往方式使得他们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和孤独等消极情绪[4-5]，患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风险增加。社会参与是老年人实现成功老化的重要手段，是老年人直接或者间接与社会发生联系的所有活动[6]。已有研究表明，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社会信任水平、主观幸福感、孤独感和抑郁症状具有重要影响[7-10]，同时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1-12]，国内外学者对社会参与和老年人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独居老人这一群体，目前还尚缺乏对其社会参与和精神健康的专项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18年的截面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试图探究社会参与对独居老人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为推进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和制定改善独居老人精神健康状况的政策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采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CLHLS)2018年的数据。该项调查主要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对全国范围内的23个省份的老年人进行调查，调查内容涵盖老年人的基本情况、饮食习惯、行为及生活方式、患病情况等多个方面。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独居老人，不包括与家人一起居住和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在剔除相关变量部分缺失值后，最终纳入1813位研究对象。
1.2 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精神健康状况。参照以往研究对精神健康的评估方法[13]，将精神健康操作化为抑郁程度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指标。老年人抑郁程度借鉴流行病研究中心的简化抑郁水平评定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depression，CES-D)测量[14]，通过比照CLHLS问题项，对应“抑郁量表”板块的10个项目。根据项目所反映的抑郁水平由低到高赋0-3分，CES-D 10得分越高则表明抑郁程度越严重，通常将10分及以上评定为有抑郁症状。本研究中总分在0-9分之间为正常，10-30分之间为有抑郁症状。生活满意度是老年人对生活状态的主观认知和评价，本文参照李建新等对CLHLS项目调查的相关研究[15]，根据调查对象对自评生活满意度的回答，将选择 “很好”“好”的定义为较满意，将选择“一般”“不好”和“很不好”的定义为较不满意。
独居老人的社会参与状况是主要自变量，由群体交往型和自我消遣型社会参与构成。本研究参照CLHLS中现在参与活动类型以及近两年外出旅游次数方面的问题，将选择 “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打牌或打麻将等”“外出旅游”的3类代表群体交往型社会参与的变量和选择“种花或养宠物”“阅读书报”“饲养家禽、家畜”和“看电视听广播”的4类代表自我消遣型社会参与的变量统一操作化为社会参与，以上活动均报告没有参与的样本定义为没有社会参与活动；参加过至少其中一项的老年人定义为有社会参与活动。
此外，本研究还选取了年龄、性别、居住地、有无医疗保险、有无养老保险、自评经济状况、慢性病状况、日常活动能力(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孤独感、社区卫生服务、代际情感支持等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社区卫生服务根据CLHLS调查问卷中“您所在社区有为老年人提供上门看病与送药、精神慰籍或聊天解闷、保健知识服务吗”进行测量，将回答有其中至少一项服务的定义为有社区卫生服务，将选择均没有服务的定义为没有社区卫生服务[16]。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tata 16.1对数据进行分析，通过频数、百分比等对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进行描述统计。采用Probit模型分析独居老人社会参与和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检验水准α=0.05。由于精神健康水平与社会参与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研究进一步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通过处理组的个体，在对照组中寻找特征相似的处理组个体预期相匹配，用处理组个体的结果来估计对照组个体的反事实结果，从而得到独居老人社会参与的平均处理效应。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从研究对象社会参与基本情况来看，独居老人的社会参与度达到74.46%，整体社会参与程度较高。从研究对象的精神健康基本状况看，58.85 %的独居老人对自己目前的生活较为满意，31.33%的独居老人有抑郁症状。从独居老人的人口学特征来看，本文所纳入研究对象中，女性偏多，为1137人(62.71 %)；在居住地方面，居住在农村的独居老人较多，为982人(54.16%)。此外，独居老人的经济状况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特征，本研究中经济相对困难的独居老人所占比例达到87.87%，说明独居老人整体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差。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2.2 社会参与对独居老人精神健康影响的Probit模型分析
模型1仅放入是否具有社会参与这一变量，结果显示，参与社会活动后，独居老人患有抑郁症状的概率下降12.20%(β=-0.348，Z=-5.04，P<0.01)，生活满意度上升的概率增加12.09%(β=0.314，Z=4.62，P<0.01)。模型2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拟合效果如表2 所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社会参与的独居老人比没有社会参与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的概率下降5.74%(β=-0.183，Z=-2.30，P<0.05)，生活满意度向好的概率上升7.29%(β=0.240，Z=3.01，P<0.01)。说明社会参与对独居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另外，日常活动能力受限的独居老人比日常活动能力不受限的独居老人抑郁症状发生的概率上升10.37%。自评健康状况较好、无慢性病、自评经济状况较好和有代际情感支持对独居老人的整体精神健康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见表2。
表2 社会参与对独居老人精神健康影响的Probit模型结果
2.3 社会活动参与对独居老人精神健康影响的 PSM 模型分析
2.3.1 匹配效果分析。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提高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使得有社会参与和没有社会参与的独居老人两组样本在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社会支持特征等方面保持一定的平衡性，本研究进一步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验证社会参与对独居老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并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由于抑郁程度相较于生活满意度更能直观地表示独居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因此采用抑郁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 1∶1 最近邻匹配方法对独居老人进行匹配，结果显示，logit回归结果拟合较好(P<0.001，PseudoR2= 0.0991)。表3 展示了采用1∶1最近邻匹配时各变量匹配前后的误差消减情况。可以看出，匹配后，除了自评经济状况和医疗保险的标准误差大于10%外，其他变量的均值相差较小，匹配的总体效果较好，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结果类似。见表3。
表3 变量匹配前后误差消减情况
2.3.2 社会活动参与对独居老人精神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表4报告了3种PSM方法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使用Bootstrap抽样计算平均处理效应的标准误，相较于Probit模型估计结果，采用3种匹配方法后，社会参与对独居老人精神健康的促进作用有所上升，且仍有显着影响。在不同的匹配方法下，社会参与能够使独居老人抑郁症状发生的概率降低7.66%-8.20%(P<0.05)，生活满意度向好的概率增加5.61%-8.26%(P<0.05)，社会参与对独居老人抑郁症状的影响更为稳定。见表4。
表4 社会参与对独居老人精神健康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3 讨论
3.1 社会参与对独居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显示，积极的社会参与对独居老人精神健康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社会参与一定程度上具有抑制独居老人的抑郁症状发生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的作用。Bourassa等对社会参与和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结论与本研究结果相似[17]。积极的社会参与不仅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促进独居老人身体健康，而且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通过老年人亲密关系的建构和维系，能够有效消除独居带来的孤独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从而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此外，伴随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家庭功能弱化、生活空间的立体化和封闭化等使得独居老人在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老年人在代际居住距离和社会支持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而社会参与能够使得老年人在与社区、邻里的互动交往过程中建立自身的隐形社会支持网络，从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因此，构建和完善社会化养老体系，营造孝老、敬老、爱老的社会环境，提升独居老人精神健康水平和晚年生活质量，需要加强支持性社区社会活动参与体系的建设以及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
3.2 经济状况和自评健康状况是影响独居老人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发现，经济状况和自评健康状况对独居老人抑郁程度和生活满意度都有着较为显着的影响。其一，自评健康状况影响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生活自理能力和认知能力较好的老年人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更强，抑郁症状发生的可能性也更低。其二，经济状况良好的独居老人，在居住条件、医疗条件和生活质量等方面都比贫困老人的境况更好，生活满意度也更高，抑郁症状发生率也相应减少。有学者研究指出，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动机较强，自身健康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较低[18-19]。因此，本研究强调应加大对独居老人精神生活的关注和重视，鼓励社会参与资源向特殊群体倾斜，在推动老年关心关爱服务体系和社会参与支持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拓宽独居老人社会参与渠道和范围，以促进独居老人的身心健康。同时，应增强对独居老人的经济支持、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服务支持以及“五社联动”的参与融入支持，提升独居老人社会参与水平和能力，增强独居老人的主观福祉，从而为促进健康老龄化目标实现提供新思路和新思考。
3.3 代际情感支持能够改善独居老人的精神健康水平
研究结果显示，代际情感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独居老人的精神健康水平。独居老人与子女诉说心事或聊天，可以有效减少独居老人因为单独居住产生的孤独感，为其带来一定的精神慰藉。独居老人包括主动独居和被迫独居两种类型，前者的独居生活自由度更大，社会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子女的代际支持水平较高，因此其精神健康水平也相对较好，而后一种类型的独居老人是因为现实条件的限制而被迫接受与子女分居，其自身的经济条件较差、代际支持水平较低，所以精神健康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有学者研究发现，双向代际支持有助于提升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20]。代际情感支持通过代际之间的沟通和互动，能够增进代际间了解、满足代际之间尤其是亲代一方的情感需求，不仅有助于老年人自身的积极老化，对于改善其情感调适能力，提升老年人的整体精神生活质量也有积极意义。因此，本研究建议从代际双方入手改善独居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一方面，独居老人需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家庭活动，主动与子女交流，增强代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另一方面，子女也应主动增加与独居老人的交往频率，多去实地探望、关心独居老人，通过与独居老人聊天等方式降低自身与独居老人之间的疏离感，缓解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和焦虑感，从而改善其精神健康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