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丰，羊轶驹，林 玲，伍 勇，唐青蓝，郑志昂，田秀娟，李志霞，孙少青，代霁虹，邢晓为

（1.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医学实验中心，长沙410013；2.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海南三亚572000；3.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检验科，长沙410013；4.海南省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572000；5.海南省三亚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572000）

唐氏综合征（Down syndrome，DS）是发病率最高的染色体病之一，患者主要表现为身体发育迟缓、智力低下，半数以上患者常伴有先天性心脏畸形。该疾病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心身健康，也给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迄今普遍认为DS发病率为1／800～1／600，但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以及产前筛查技术的普及，以前的发病率可能已不能真实反映当前的实际水平。为了解三亚地区DS的发生率及流行病学特征，本研究对该市3家大型医疗机构分娩的新生儿进行了前瞻性流行病学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0年10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在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三亚市人民医院及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分娩的新生儿，共25 032例纳入调查对象。所有入选新生儿的双亲，要求孕前至少在三亚辖区内生活1年，籍贯不限。

1.2 方法

1.2.1 研究策略 所有新生儿经产科医师进行体格检查后，对疑似为DS者，采集外周血做染色体G带分析，以染色体分析结果作为最终的确诊依据。同时用自行设计好的调查表对DS患儿及其父母亲的临床资料进行详细记录，内容涉及：DS患儿的性别、出生时间、出生地、临床症状、体征、并发症、染色体核型，以及患儿母亲育龄、年龄、民族、孕前感染、吸咽、毒物、药物及电脑等放射线接触史等。

1.2.2 外周血染色体分析 常规消毒后，无菌操作采集临床疑似DS患儿的静脉血1mL，接种于RPMI-1640培养基（购自湖南湘雅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中培养72h，常规收获细胞制片，G显带，镜下计数分散良好的中期染色体分裂相30个，并分析10个核型。对嵌合体核型则加大计数至100个分裂相，以明确嵌合比例。

1.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新生儿民族及母龄分布 在被调查的25 032例新生儿中，来自汉族家庭20 381例，占81.42%，黎族家庭4 160例，占16.62%，其他少数民族家庭者491例，占1.96%。所有新生儿中，母龄小于25岁者为7 837例，占31.31%，25～≤29岁为9 361例，占37.40%，30～≤34岁为5 189例，占20.73%，35岁及以上者2 645例，占10.57%。

2.2 DS群体发生率及性别差异 25 032例新生儿，经确诊为DS共24例，发生率为0.959‰（9.59／万）；所有DS患儿中，男18例，染色体核型均为单纯型（47，XY，＋21）。女6例，染色体核型也均为单纯型（47，XX，＋21）。男女比例为3∶1。

2.3 母龄与DS发生率的关系 24例DS患儿中，母龄小于25岁4例，占16.67%；25～≤29岁8例，占33.33%；30～≤34岁5例，占20.83%；35岁及以上者7例，占29.17%；平均育龄为29.8岁。各不同母龄组DS发生率见表1。从表中可见，DS发生率随母龄增长，呈上升趋势。但25～≤29岁年龄组及30～≤35岁年龄组与小于25年龄组相比较，χ2分别为0.725、0.92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5岁以上年龄组与小于25年龄组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8.608，P＜0.05）。

表1 不同母龄组DS发生率

2.4 汉、黎族DS发生率 20 381例汉族新生儿中，检测出DS 17例，发生率为0.834‰（8.34／万），4 160例黎族新生儿中，检测出DS 6例，发生率为1.442‰（14.42／万），但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365，P＞0.05）。其他少数民族家庭491例新生儿检出1例回族DS患儿。

2.5 DS母亲孕前“暴露”情况 24例患儿母亲，孕前有服药史2例，有害物质接触史（农药、化肥、油漆、涂料等）6例，孕前有持续使用电脑史2例，孕前长期嗜烟史（＞20支／天）1例，共占45.8%。

3 讨 论

多年来，一般认为DS新生儿发病率为1／800～1／600，相当于12.5／万～16.7／万。但WHO于1993～1997年在全球范围的调查显示DS发生率为11.17／万[1]，而中国1996～2000年全国性监测结果显示我国DS发生率为1.53／万～2.40／万[2]。李荔荔等[3]2002～2007年监测沈阳市发生率为3.31／万。Shin等[4]对美国某10个地区的调查显示，从1979～2003年，出生婴儿DS患病率增加了31.1%，并且不同种族人群之间发病率存在差异性。以上数据表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及种族人群间DS发病率可能存在差异性。本组结果显示，三亚地区DS的活婴发生率为9.59／万，略低于WHO报告水平，但明显高于全国性监测结果。造成本次调查DS发生率较高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与研究选择的调查对象有关。本研究主要选择该市3家大型医疗机构分娩的新生儿作为调查对象，漏诊率要显着低于全国性监测结果。另外，唐氏筛查及产前诊断的低普及，也可能是造成本地区DS发生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三亚市地处我国海南省南部地区，聚居有汉、黎、苗、回等多个民族人群，在本次调查的25 032例新生儿中，汉族20 381例，占81.42%，黎族4 160例，占16.62%，其他少数民族491例，占1.96%。DS发生率在汉、黎两族分别为8.34／万、14.42／万，后者略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造成黎族DS发生率略高的原因，可能与黎族人群在本市主要聚居于边远山区，医疗条件相对滞后，唐氏筛查及产前诊断等干预普及率相对偏低有关。

DS根据额外21号染色体形成机制不同，分为单纯型、易位型及嵌合型3种类型。而本组24例DS患儿均为单纯型。该型DS的发生，绝大多数源自患儿母亲卵子形成时发生了21号染色体的不分离[5]。母龄越大，发生不分离概率就越高。本组患儿母亲平均育龄仅为29.8岁，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文献报道相似[6-8]。然而从不同母龄组间DS发生率结果看，虽然随母龄增长，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但25～≤29岁及30～≤34岁母龄组与小于25母龄组相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而35岁及以上母龄组相比小于25岁母龄组，DS发生率呈现显着增高，说明35岁以上母亲仍然是当前生产DS患儿的高危人群。而造成本地区DS母龄年轻化的主要原因，除了与本地区30岁以前生育的妇女人群基数较大外，产前筛查的低普及也可能成为DS母龄年轻化的潜在因素。另外，在本组24例患儿母亲中，在孕前有服药史、毒物接触史等“暴露”者占45.8%，说明环境因素所扮演的角色也不能排除[9-11]。

目前，虽然仍无法治愈DS，但通过加强育龄期人群的宣传教育，提高唐氏筛查及产前诊断的普及率，依然是降低本地区DS出生率的最有效措施[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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