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华
（延安大学 西安创新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①，陆机《文赋》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②。但对于《文赋》最后一段关于文章功用的思想，以往学者只是指出其与儒家文论的继承关系，缺少发现③。事实上，对于陆机文论创新点的探讨固然有意义，对于其继承传统思想的分析亦意义重大。这些独创性的方面，超越了个人主张，凸显了传统思想的深刻力量，反映出传统文学思想更有意义的侧面。如艾略特所言：“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作出评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之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④这里说的是艺术家，但对于作为理论家的陆机，这一论述也是适用的。
一、关于文章功用的基本思想
《文赋》最后一段原文如下：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沾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
应该说，本段文字的每一句都有渊源，但陆机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把文章的功用如此集中并深刻地表述出来，并在此问题上达到一个高度。
具体而言：“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是对于语言形式（文—辞—言）与情感意义（理—质—意）关系问题的众多探讨的高度概括。这些探讨大量存在于儒、道等各家思想论着之中，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语言形式以情感意义为根据，情感意义以语言形式为表现。同时，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文以明道”（韩愈）、“文以载道”（周敦颐）等论调，也在这里被先行涉及。“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则开启了《文心雕龙》的“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等论述。“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表现出来的时间意识，又回荡着来自于司马迁、曹丕等人对于文章价值的期许。“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的风教之旨，是对于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而“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则来自“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廿五年》）。而且它在强调文章“行远”的同时又强调其“入微”，既接续前文的“固众理之所因”，又连贯后文的“云雨”与“鬼神”。这个比喻，超越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在思想的形象性和深刻性上，达到了当时的理论高度。“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是全文的收束，从中我们可以读出《左传》“三不朽”的思想，以及后来《文心雕龙》中“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的欲通过写作在后世实现自身价值的意识。本句超越了文本中多次申述的作文之“难”和对作文技巧的锱铢必较，再次回到了一个理论家和一个文章作者所应有的对于文章写作的最大期许和最高自信。它显示了陆机对于文学功用的基本思想。
二、文章功用思想与对文章地位的界定
《文赋》关于文章功用的思想是与其对文章地位的界定分不开的。如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所言：“陆机对文学之‘用’的高声赞美主要集中于它的中介作用，例如文学把隐蔽的东西显现给他人，它把分散的东西或有分散之势的东西结合起来：它结合旧与新、近与远、隐与显，把一己之德传布给众人等等。”⑤这种“中介”意识，并非陆机首创，在儒、道先贤的论着中已初现端倪，在《文心雕龙》中也有着更为精炼的表述，但从先贤到《文心》的发展过程中，陆机的贡献是重要的。
首先，《左传·襄公廿五年》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清人阮元《文言说》云：“《左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何也？……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衍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可见，孔子对于言之有“文”的强调，是为了服务于文章“达意”、“行远”之目的。文章和写作，是作家在一个具体时空中的个体事件，是一个原点，但作为作家情志的表达，这一原点却天然地指向社会，必然由个体走向公众，并进而实现其社会效能。恰如钱穆所言：“中国文学可谓有两大特点：一普遍性，指其感被之广；二传统性，言其持续之久。其不受时地之限隔，都是中国文化之特点所在。此即《易传》所谓可大与可久。”⑥这种“可大”“可久”的精神是一种“行远”的精神。而“行远”背后对于文章地位的界定（一个原点），就是《文赋》对于文章作为“众理之所因”和一个“津”的界定，也就是宇文所安对于《文赋》的阐释：“中介”。这种“中介”意识，在道家思想中有着初步的闪现：《庄子·齐物论》云：“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在郭象把“枢”解释为“枢要”之后，后人对这一问题多有误解⑦。事实上，这里的“枢”在其最初意义上只是一个比喻，和后文的“环”、“钧”等同。它们是“道”在文本中的比喻形态，或“客观对应物”（艾略特语），是道得以显现的中介。
其次，陆机的中介意识，构成了《文心雕龙》的思想资源，如章学诚所言：“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文史通义》）刘勰论文章，是从“道”至“人”，再至“文”的。如他在《原道》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与“天文”、“地理”的“道之文”相比，文章首先是“人之文”，其次是“道之文”，因为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样，《文心雕龙》就从“道—人—文”的结构关系上，确立了文章的崇高地位，这也许是古人对于文章地位的最高赞美了，而这样的赞美，是由陆机发其端绪的。
总之，从孔子对文之行远的期许（原点）、庄子对道的比喻（枢），到陆机对文章功用的自觉（津），再到刘勰对人—文地位的界定（天地之心），它们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三、作为结论：中国文学思想的一个侧面
就古代文论发展来说，无论孔子思想中的“原点”意识，还是陆机对文章“津”的设定，以及刘勰对文章“天地之心”的赞美，都有着一以贯之的思想，即文章自身不构成目的，它只是多重关系之中的一个中介，连接着更为宽广的世界，所有形式的追求，不过是服务于作为中介这一目的。《文赋》对构思和技巧的探讨与对文章功用和地位关系的界定，也应作如是观。可以说，这一思想侧面符合传统文学思想的基本精神，但这一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却被后世学者忽略了。
钱穆是对这一精神有着明确认识的学者之一。比如，他不仅指出中国文学的“可大”、“可久”精神，而且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开始并没有一种离开社会实际应用而独立自在与独立发展之纯文学，与独特之文学家。”⑧这些论述是符合实际的，显示了论者对于传统文学思想的清醒认识。事实上，不以作品形式上的完善为满足，而是力求在“用”的层面来看待文学，以及在强调“用”的同时建构起作家作品与社会人生的对应关系，一直是传统文学的优良传统。以“诗言志”为“开山的纲领”⑨的古代诗学，最初就隐藏着这个思想预设，如周策纵在《诗：志之所趋》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诗’字的原始意义实本于迅速的运动和有目标的指向这两个观念。”“言志的‘志’，在早期含义较广，可包括知、情、意，而主要的是指心之所趋向。”⑩
最后，也许可以指出，这种观念，是和一种更深的精神诉求互为表里的。这种诉求在某些地方被表述为“宁静以致远”，但也可能在更为功利的层面上被确认为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修炼程序。
注释：
①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85.
②李天道.20世纪《文赋》研究述评.文学评论，2005，（5）.
③张少康.文赋集释：“《文赋》最后一段论述文章的社会功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陆机没有提出什幺新的见解，基本上是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观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69.
④艾略特着.李赋宁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3.
⑤［美］宇文所安着.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81.
⑥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论丛.三联书店，2002.
⑦［清］王先谦.庄子集解.三秦出版社，2005.
⑧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
⑨朱自清.诗言志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⑩周策纵.弃园文粹.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207.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张少康.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李天道.20世纪《文赋》研究述评［J］.文学评论，2005，5.
［4］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李赋宁.长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5］宋东阳.《文赋》与儒家文学观［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7，4.
［6］钱穆.中国文学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2002.
［7］宇文所安着.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8］王先谦.庄子集解［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