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月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一、两次留学生热潮的不同

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两次留学生热潮，第一次是以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等为代表的留洋学子，忧郁、敏感的“零余人”和“弱国子民”是当时留学生的主要形象。第二次是五六十年代台湾人大量留学欧美形成的潮流，形成以于梨华、白先勇、聂华苓为代表的台湾旅美作家群。留学生文学是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缩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精神记录，留学生文学作品被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自传性。郁达夫的《沉沦》和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分别是上述两个时期留学生题材文学的代表作，两篇文章都弥漫着浓浓的病态和感伤，主人公都陷入深深的矛盾和苦痛中无法自拔，最后只能将自我毁灭作为最终归宿。两位作家诚实地记录着主人公生前的心理变化，将怀乡、隔阂、自卑、孤独、抑郁、敏感、欲望等复杂心理交织在一起，毫不保留地向世人展示自己曾作为留学生的内心世界。但是郁达夫和白先勇是不一样的，他们生活的历史时代不同，所经历的矛盾冲突不同，性格特征不同，这注定了他们带有自传性质的留学生题材作品的人物形象有共同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差异。

二、郁达夫的《沉沦》的主人公形象

五四时期，郁达夫的一篇《沉沦》将那个时期孤独抑郁、病态扭曲的中国留学生的心灵世界展示给世人，文中的那个“他”是郁达夫自己，同样也是那个时期所有背井离乡的中国留学生的缩影。文化的冲突和排斥必然导致自我拉扯的矛盾和苦痛，这一固有的“留学生心理”所造成的心灵冲击是强烈而深远的。在那个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留学生的国家身份带来的不幸和歧视更把他们推向自卑、压抑乃至崩溃的边缘，不合常情的、变态的行为则是他们阴暗扭曲心理的外在表现。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沉沦》中的“他”是孤独的，他刻意将自己封闭起来，将自己困在内心小小的世界中，不让人走近，也绝不迈出一步。世人的抛弃和敌对、自我与周遭的不相容使他寻找着心灵的避难所，他的避难所是 “悠久无穷的大自然”，是wordsworth的诗集，无论是诗集还是大自然都是美好的，它们寄托着他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想象，这些美好是现实世界里没有的。逃避进梦想和好望中，远离世俗和庸人，这是他面对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的态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处世哲学。但他并不是纯粹的厌世者，他内心有火一样的欲望，渴望着别人的主动攀谈，渴望平等的交流。“我并不要知识，并不要名誉，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但也许是他极其敏感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周遭的一切都变成敌对者的攻击，别人无意中的言行都是对自己这样一个“支那人”的嘲笑，害怕被排挤、被边缘化，害怕坦诚过后的结果。这一切的一切实际上是自我否定的表现，他主动把自己划到不同的道路上，外在的看法、假象中的他人攻击只不过是预先设定的自我形象的强化，以肯定自我的行为，达到自我虐待的效果。

当与外界事物隔绝得太久，压抑的情感会以其他方式宣泄出来。读书是一种，性冲动也是一种，在这一方面，二者无异。《沉沦》中有大量关于性的描写，包括“他”的心理、行为、臆想等。文中“他”的性的念头只存在于内心而不敢表露出来，因为他潜意识地认定这种念头是犯罪。生理反应的不自主和自我的立即谴责使他处在一种深深的矛盾当中，自责心、恐惧心对这样一个本已脆弱的青年形成更大的精神负担。渴望真心的爱情但又极度渴望欲望、人性和传统伦理观念的矛盾使他将爱情与情爱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不愿做下流的人，寻找真心的女子，另一方面又羡慕着“俗物”，欲望和情欲让自己做了“最下等的人”。

他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所有苦痛都归结为祖国，“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当他把自我的情感与祖国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时，我们会发现“弱国子民”的身份是造成他自卑懦弱、压抑自我情感的根本原因。他因中国人的身份而感到苦痛，这个身份让他变得小心翼翼、敏感惶恐，当自己传统道德层面所鄙夷的行为实实在在发生在自己身上时，自我批判最终将自己逼上了绝境。他的死是在满足了自我性欲的基础上而死的，是对自己已成为一个“最下等”的人的谴责而死的，是对无望的真心爱情的幻想破灭而死的，是被周围的一切抛弃而死的。他的身上始终背着一个“身份包袱”，阻碍着他的行为，当理想和现实、欲望和保守的矛盾达到最顶峰时，他就走向了毁灭。

三、白先勇的《芝加哥之互》的主人公形象

同样是留学生，同样以文学为专业，同样带有自传色彩，同样是自杀的结局，同样是孤独抑郁的内心，白先勇《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和郁达夫笔下的“他”是多幺相似。吴汉魂同样是自我封闭的，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小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中，潦倒的生活、紧张的学业、忙碌的工作成为吴汉魂来到芝加哥六年时间的主体。“六年来，他靠着这股求知的狂热，把自己囚在这堵高墙里，将岁月与精力，一点一滴，注入学问的深渊中”。但在这一天，在他参加完毕业典礼，闲散地静坐在自己局促丑陋的房间里，他开始感到别扭和不习惯，他第一次审视着自己生活了六年的地方，第一次用另一种视角审视芝加哥城——这个欢乐的、摩登的、红尘万丈的城市，与之相比，自己显得是多幺格格不入。之前的六年他将自己投入到学业和工作中，它们是自己的生活重心，毕业是自己的目标和动力。但毕业之后，目标达到的同时也意味着目标的失去。情感空白，从不参加社交活动，陪伴自己的一本本书籍这时显得腐烂和恶臭，秃顶的自己就像一个浑身发臭的庸人活在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中。他茫然地寻找着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位置，他急切地想将自己融入这个充满欲望的城市里，他进酒吧，他喝酒，他攀谈，他听着野性勃勃的爵士歌曲，他注视着周围的男男女女，他尝试着寻找刺激，他用心发现着之前不曾注意的事物。但自己和这个世界隔得太远太远，和妓女的交合使“他不要再见日光，不要再见人，不要再看见自己”，对自己的厌恶、对未知的彷徨使他陷入深深的苦痛中，“在这地球上，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他既厌恶这过去六年腐尸般阴郁的、只与书本为友的寂寞生活，又没办法融入芝加哥里，最终在矛盾和痛苦中，黑暗吞噬了自己。

“他”和吴汉魂都是在自我情欲得到非正常途径满足下选择死亡的。情欲得到满足，内心依然空虚甚至产生更强的自我厌恶，这种自我厌恶是促使他们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不同的，他们“融不进”所处的社会，一个因“民族身份”而融不进，另一个则更多的是因“文化断裂”而融不进。吴汉魂离开台北便决定失去台北的一切，他明白自己是无法回去的，他自觉地将自己和故土的文化切割开来，接受西方文化思想。作为被分割的人，内在的中国人身份和自己接受的西方教育已经把自己分裂开来，而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又把自己和整个世界割裂开来了。他无法融入现实的社会，只能在书中寻求慰藉。过去的六年可以把书本当做依靠，但在泯灭了求知狂热的毕业的这一天，他突然失去了任何可以寄托理想和美好的物体，在芝城找不到自己同时作为“知识分子”和“异乡人”的定位。漂泊使自己的固有文化根基动摇，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心都无依无靠，当一个生活在异乡的留学生将自我完全抛给一座城时，在陷入进不去和回不去的双重境地时，任何打击都是致命的。

四、结语

留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交汇、交锋，其自我身份归属感的确定往往会陷入尴尬，催生普遍蔓延的“夹缝里的人”心态，他们往往比一般人更容易产生心理疾病，陷入精神困境，这是不同时期留学生人物形象的共性特征。五四时期的留学生以“支那人”的身份在异国他乡读书求学，面对积贫积弱的祖国和强盛富饶的西方国家，巨大落差造成的强烈震撼是前所未有的，由此产生的自卑敏感也是前所未有的。知识分子自身的性格弱点又将这一份自卑感强化，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压力使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留学生都患上了“时代病”，成了郁达夫笔下的“零余人”。而台湾留学生作品中的“乡愁情结”是十分浓厚的，主人公是“边缘人”，站在两种文化之间，小说创作内容主要表现他们在留学期间遇到的各种不适和苦恼，描绘特定年代里寂寞彷徨、漂泊无根的情绪。像吴汉魂一样，这一时期的台湾留学生对身份归属感的确定更加困惑迷惘，和“五四时期”留学生不同，他们不曾想过回到故乡，他们决绝地对故乡摇手离去，以饱满的热情奔赴他乡，渴望在异国他乡寻到自己的一方寄居之地。但无奈文化的隔阂和种族的差异，他们始终是“异乡的客人”。忘不了的家园情、寻不了的异国梦，他们在尴尬和矛盾中“失根”、“断裂”，走向“自我放逐”甚至“自我毁灭”。

从“弱国子民”到“无根的一代”，留学生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越来越体现人类共有的生存困境。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个人的命运和整个时代牢牢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研究这些作品，比较不同时期留学生形象的异同点，能够勾勒出留学生运动乃至近现代中国、世界的历史发展轨迹。

［1］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小说欧美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2］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

［3］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