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文晖
（江苏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无根的流散者
堵文晖
（江苏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虽然V.S.奈保尔和J.M.库切种族出身不同，但是都流散于母国与异国之间，既无法获得母国的认同，又无法被异国接受，多重的文化身份造成了他们的文化认同危机。通过比较两位作家，有助于理解后殖民流散作家这一群体所面临的困境，找出解决方法。
V.S.奈保尔 J.M.库切 文化身份 文化认同危机 流散者
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和J.M.库切同属于后殖民移民作家，他们都不在母国出生与成长。虽然前者属于被殖民者后裔，后者则为殖民者后裔，但他们在许多地方都有共同点，尤其是在流散文化身份这一点上。当今世界是人员流动、交流频繁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人们的流动性更强。离开了母国文化社会秩序的人们在融入他国文化社会时，不免面临许多困境，因此，把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U.S.奈保尔和J.M.库切的多重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揭示后殖民流散作家的困境，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多重文化身份
V.S.奈保尔出生于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的一个印度裔婆罗门家庭，少年时期在首府西班牙港的女王皇家中学接受英式教育，青年时期，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谈瀛洲在《奈保尔，无根的作家》一文中指出：“他是印度的印度教徒后裔，但疏离了印度的文化传统；他的出生地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但这个先是西班牙后是英国的殖民地的岛国的文化与历史却没有流传下来；他接受的是西方的、主要的是英国的教育，后来又定居于英国，但对英国人来说他又是一个外来人，一个殖民地人。”
J.M.库切出生于南非开普敦，成长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形成并盛行时期，具有荷裔南非人和德国人的血统，后去英美。他的出身表明了库切处于殖民者的位置，但家庭和教育环境导致了他多重文化身份。虽然生在南非，但库切家的教育与生活方式完全是英国式的，不管在家还是在学校，他都使用英语。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少年时代：来自省城生活的情景》中，库切提及他在一个讲英语的家庭中长大，不能融入当地文化。然而，在白人社群中，库切也无法得到认同。因为家境贫寒，在南非白人社群中无立足之地，同时，他不认同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同情那些被剥削的黑人。因此，库切虽是荷兰裔移民后代，生在南非，长在南非，但与当地文化教育保持疏远的距离，而又不认同白人社区的所作所为，“这样，库切与欧洲文化和非洲文化都有关联但又都有无法忽视的疏离，对于欧洲文化和非洲文化来说，他都位于边缘，成为双重的他者，他的文化身份显得异常的模糊和暧昧”。
二、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米兰·昆德拉把移民作家大体分为三类：“（一）无法与移居地社会同化，有强烈的文化精神的隔离感、孤独感。 （二）虽已融入当地社会，却难以割舍故土文化的根基。（三）彻底融入当地社会，并从故国文化中拔出了根。”无论是奈保尔和还是库切都是典型的移民作家，都难以简单地归入以上三种，因为他们既无法与母国文化认同，又无法与移民地文化认同，既融不进母国社会又不被母国社会接受，又融不进移民地社会并且不被他们接受，处于无处着落的无根状态。
奈保尔祖籍印度，出生在英国前殖民地特立尼达，随后在英国游学，受到多重文化的熏陶和冲击。童年时期，他虽然远离印度，但他的家庭仍然遵守印度的传统习俗，因此神秘的印度文化在他的生命中烙下深深的痕迹。长大的奈保尔接受的却是正统的英式教育，成为一个“边缘人”。评论家提莫西·F·韦斯评论奈保尔是“一个为英国大都会读者写作关于加勒比和西印度群岛的亚洲裔殖民地特立尼达人”，他部分属于英语世界部分不是，“通过遗产和历史的结合它既包容又排斥他：他是个在边缘写作的作家”。因此，从奈保尔的出身、家庭背景、教育和生活环境等方面，可以看出奈保尔受到了多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融合了特立尼达、印度、英国三种文化迥异、地位悬殊的混合民族文化身份。对于这三种文化，奈保尔无法明确归属，若即若离，其文化认同受到了冲击，呈分裂和混合状态。
从血统上讲，库切应该属于荷裔南非人，即阿非利垦人，但在库切看来，“没有任何一个阿非利垦人会承认我是阿非利垦人”，因为从语言、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都表明库切与阿非利垦人相差甚远。从宗教、文化、经济等方面来讲，库切不符合欧洲白人阶级认同的标准。库切的母语是英语而非南非荷兰语，他不信教，既不是像阿非利垦人那样的新教教徒，又不信罗马天主教。在政治上，库切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又与白人殖民者立场对立。所以，库切很难被划分到欧洲文化圈，只能成为族裔是欧洲，移居在亚非的“欧洲帝国的流散者”，属于欧洲文化的“他者”。但是，库切对被殖民地人们的同情并不代表他对非洲文化的认同和融入。库切的成长环境，所受的教育使他无法直观感受非洲文化，深入非洲人们的生活。由于他不拥有非洲人的历史，也无法对他们的命运感同身受，只能从外在表示对他们的同情。对于非洲人们来说，他永远只是非洲文化的“他者”。对于欧洲文化和非洲文化，库切都只是“他者”，无法完全认同这两种文化也不被其所认同，他的文化身份只能是模糊和暧昧的。
三、后殖民流散作家的困境
1.混合的文化身份
后殖民作家的多重文化身份使他们面临多重困境，这类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形成与所处的多元文化环境、所接触的教育等密切相关。他们接受西方文化教育，认同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不认同殖民地文化，但又无法摆脱殖民地本土文化对自身的影响，造成双重困境：具有西方现代知识，认同西方核心价值观，与殖民地文化格格不入，但又受到其他文化形式的冲击，既不能完全认同西方文化，又无法摆脱殖民地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无法在两种文化中找到自己心灵的真正归属，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萨义德指出：“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他们“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又未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出于若即若离的困境”。奈保尔和库切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描绘了形形色色的“边缘人”，有的是地理上的居无定所，有的则是心灵上的流浪。霍米巴巴指出：“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存着文化差异，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作为介于两种文化间的文化主体出于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中间地带，在这个中间地带，文化主体能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以摆脱‘自我’文化的困境，抵制‘他者’文化的压制，自我与他者的共同作用和影响最终形成混合文化身份。”
2.夹缝中生存的困境
正如奈保尔在《世间之路》的开头描写自己第一次返回特立尼达时感到所有一切都既陌生又不陌生。这种感觉如实地反映了奈保尔内心的煎熬，在地理上这是他的家园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上这又不是他的家园。他们总处于两难的境地，在本国和异国文化中徘徊，无法全然接受亦无法断然拒绝，“在这种经历中他们发展出一种流散意识：总能意识到自己跨越国界的、可译的、混合的身份；总是经历着对本土与异域，历史与当下，归家与流散之间的矛盾、冲突、协商与融合的体验”。每个流散作家都必然有过这样的体验，进行自我改造，从而找到自己的出路。
奈保尔和库切都必须面对本国和异国文化，从文化意义上而言，他们一生都处在漂浮状态，他们被边缘化，被视为他者。多重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使他们无法纯粹归属于单种文化，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显而易见的混杂特征，体现出了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流，造成了后殖民流散作家们夹缝中生存的困境。艾勒克·博挨默指出：“殖民地作家身处迥异的文化世界的夹缝之中，他们能借鉴多种传统，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面对令他们不舒服的边缘地位或附属身份，他们终归会诉诸或许能称为自己的经验的那些东西（依具体情况可指自己对环境的切身体验、迁移、入侵，等等），找到自己的地位、进行自我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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