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程程
摘 要： 《上海幻梦》是西班牙作家胡安·马尔塞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本文以该小说为例，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出发，解读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以此一窥西班牙文学中对中国刻板印象的描述，并探究作家如是创作的原因，审视作品的同时达到反思自我、重释自我的目的。
关键词： 《上海幻梦》 中国形象 东方主义
胡安·马尔塞（Juan Marsé）是西班牙“半个世纪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于1933年出生在巴塞罗那，13岁起就在珠宝店当学徒，1955年为一家杂志写电影与戏剧评论专稿，1959年因发表短篇小说《没有什幺值得去死》而获得“塞萨莫”短篇小说奖，196l年和1962年相继出版长篇小说《仅被一种玩物困住》和《月亮的这副面孔》，于1966年出版的《与特雷莎共度的最后几个下午》是其代表作。此外，他还着有《蒙特塞表妹不太光彩的故事》（1970）、《如果告诉你我倒下了》（1973）、《穿金色短裤的姑娘》（1978）、《总有一天我会回来》（1982）、《基那尔多区巡逻》（1984）、《上海幻梦》（1993）、《小蜥蜴的尾巴》（2000）及《洛丽塔俱乐部的爱情故事之歌》（2005）等，并于200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
《上海幻梦》（El embrujo de Shanghai）是马尔塞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不但在普通大众的阅读中倍受青睐，而且被文学评论视野所重视，一经问世即赢得“评论奖”殊荣。小说中，14岁的少年丹尼尔应疯癫老头布雷船长的要求，为整日卧床的肺病女孩苏珊娜画肖像画。在此期间，他们聆听了福卡特编造的苏珊娜父亲远赴上海的英雄事迹，但福卡特旧友戴尼索的突然到访将上海幻梦彻底击破。本文以该小说为例，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出发，解读胡安·马尔塞笔下的中国形象，以此一窥西班牙文学中对中国刻板印象的描述，并探究作家如是创作的原因，在审视作品的同时达到反思自我、重释自我的目的。
一、“东方主义”的印痕
1978年，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史上里程碑式的着作。赛义德认为：“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一个发明，亘古以来就是一片浪漫之地，充满了珍奇异物，萦绕不去的记忆和风景，千载难逢的经历。”①“东方”并非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用来指涉一个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对象而已。长期以来，西方人抱着偏见和猎奇的心态创造了他们想象中的东方世界。所谓的东方是西方视角下的东方，是被西方人居高临下审视的“他者”，东方主义不过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而已。
在《上海幻梦》中，上海从未具实出现，它只是福卡特仁厚善良的想象捏造，是主人公逃遁现实的心灵寄托。作家在勾勒中国形象时并未突破东方主义的樊篱，既存在偏见嘲讽，又充满异国情调，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可见一斑。这些固有形象常常在西班牙其他文学作品中出现。
（一）偏见嘲讽。小说投射出作家脑中的固有观念，反映了中国人形象的一鳞半爪。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在苏珊娜的父亲吉姆眼中，苏慈船长谨慎谦和，是一位“英俊而忧郁的广东人”②。连对待熟悉的船员亦是如此。然而，如是沉默并未让吉姆觉得中国人都是谦谦君子，苏慈船长“奇怪罕见的斯文”令他印象深刻。可见，在作家心目中，中国人意味深长的沉默不同于西方人文质彬彬的绅士风度：
苏慈三十八岁，身形颀长。在这位中国人身上几乎找不到东方人的特征，其举手投足反而更有西方人的优雅韵味，只有沉重缓慢的眼睑、全神贯注的眼神和性感迷人的嘴巴透露出他的广东血统③。
第二，阴阳五行，风水迷信。当海上浓雾缭绕时，苏慈神秘地对吉姆说：
“马来西亚一些非常迷信的水手认为那片云是背叛的先兆。”
吉姆将抽完的烟扔在船舷上，凝视着这位中国人的双眼，说道：“您也相信吗，船长？”④
在吉姆看来，这种想法无疑是荒唐可笑的，东方人的传统信仰也是怪异而毫无科学依据的。中国人同样有将人的祸福与环境联系起来的风水思想，西班牙人对风水学说并不了解，也不认同。因此，中国人乃至东方人对风水的笃信无疑被看成不讲科学、非理性的迷信行为。这就加强了西方文学传统中“被拯救的弱者”的中国他者形象，反衬了西方强大的英雄形象。
第三，胡吃海喝，嗜血成性。西方人会有中国人几乎什幺都吃的错觉。小说中也提到了中国人的饮食。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邀请吉姆共进晚餐时说：
“我们有蛇汤、莲藕和猪脷。您知道那是什幺吗？”
“猪舌头。不了，谢谢。”⑤
西班牙人常常不理解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一些中国美食会令西班牙读者感到恐怖和不可理解，如蛇、狗、猪内脏等，因而中国饮食难免会被贴上“残酷野蛮、原始落后”的标签。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在其他西班牙作家笔下更加荒诞不经。“九八代”名作家皮奥·巴罗哈（Pío Baroja）在《齐密斯达船长的星章》（La estrella del capitán Chimista）一书中谈到中国人特殊的菜肴和古怪的吃法，还说中国人喜欢吃老鼠，令作者感到恶心；塞拉在小说《耶稣对抗亚利桑那》（Cristo versus Arizona）中描写中国人用小孩子的肉做四喜饺子，抑或吃狗肉激发性欲。从令人作呕的死人肉到耸人听闻的老鼠，种种夸张的描述强化了中国人滥吃的刻板印象，完成了对中国人的精神矮化。
（二）异国情调。中国在西班牙人心中同时又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是他们汲汲探寻的世外桃源。换言之，马尔塞关注他者具有吸引力的一面。下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旖旎风光。中国海的浪漫气息让吉姆满怀柔肠、恍若梦中。
南塔克特号向北航行，海面风平浪静。船终于深入中国的大海。在满天星辰的溽热夜晚，最适合幻想和对弈⑥。
船在大海里漂游，仿佛轻盈的水上花朵，混淆了现实与梦境的区别，恰好与吉姆梦幻般的眩晕感相匹配。可以说，马尔塞笔下那万里之遥的彼岸成为西班牙读者心中遥远的神话。
第二，金钗粉黛。初见陈静芳，吉姆就惊艳于她非比寻常的美丽。
吉姆欣赏起那珍珠似的美额、精致高挑的眉毛、蜜一般的眼睛、棱角柔和的下巴，特别是那光亮的朱唇⑦。
诚然，身穿旗袍、长发披肩的东方女子对西方人来说极富吸引力。许多人梦想着能邂逅美丽的“苏丝黄”，随之而来的便是夜总会、电影院和鸦片馆。来到上海滩，吉姆便跟随陈静芳出没于各种歌舞升平的交际场所，有一次还陪她观看当年红极一时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后来又拜访了陈静芳情人奥玛尔所经营的鸦片馆。以上种种构成了马尔塞笔下的十里洋场，优雅安闲，幸福得近乎萎靡。
第三，奇珍异宝。小说中有多处描写陈静芳家里风雅流丽的厅室闺阃和精美绝伦的雕梁画栋。中国人屋内会有屏风、瓷器、竹帘这样的装饰品，很有情趣；丝绸和旗袍更是东方文化的隐喻与象征。福卡特口中的陈静芳身着天蓝色旗袍，优雅大方。因此，苏珊娜希望丹尼尔能画自己穿同样旗袍的样子。此外，吉姆在巴塞罗那酒吧向一个看手相的吉卜赛女人买过一条假的马尼拉披肩，那是送给妻子安娜的礼物。可见，对西班牙人来说，东方的饰物可以成为别致的礼物。马尔塞凸显这些中国特有的物品，完全符合西班牙读者对异域风情的猎奇心理。
可以说，中国对西班牙人而言依然是怪异与神秘的结合体。马尔塞与西班牙其他作家都未逃脱东方主义的困囿。中国是西方构建自我文化的参照物，是西方的一面镜子。尽管作品中存在一定的真实性，但由于作家带着本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对中国进行美化或误读。
二、“上海印象”的缘由
马尔塞之所以虚构出这样的“上海印象”，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主题表达的诉求。小说提到巴塞罗那恰好有一家名为“上海”的酒吧，适合回忆和幻想。或许这间酒吧就是福卡特为苏珊娜编造上海故事的灵感来源。巴塞罗那与上海同为工商业繁荣的沿海港口大都会，但在马尔塞的笔下却是对比鲜明。革命风暴来袭前的上海奢靡、繁华、刺激；内战后的巴塞罗那荒凉、萧条、没落。此时的西班牙年轻人四顾茫然、无所适从，只有将希望寄托在一个遥远神秘的国度才能熬过战后的艰苦岁月，以慰藉自己缥缈空虚的心灵，但最终还是逃不过梦想破碎后的无奈与落寞。马尔塞孜孜不倦论述的从梦想到幻灭的主题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中得以彰显。“审美期望中，中国形象的感召力是非现实的或逃避现实的，因为它虚幻，才有意义”⑧。此外，新版西班牙语《上海梦幻》的封面上赫然印着“逃逸乐”三个巨大的汉字。对马尔塞本人来说，逃逸正是他少年时期内心的真实写照。他的作品正是将童年记忆和想象融为一体，他曾对采访者说：
“有两种作家，一种人抛掉了自己的童年，停留于无尽的现况，另一种却永不离弃童年，我属于后者。我认为记忆，无论它关乎一时，还是关乎一事，皆与想象无异，而想象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记忆。所以，童年、记忆和想象殊途同归。”⑨
（二）商业因素的驱使。西班牙人常把奇特的事物说成“中国神话”（Leyenda china），表示不可思议或遥不可及的意思。近代以降，中国更是奇异唯美的代名词，一度成为西班牙文人创作的缪斯。“和我国一样，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闭关自守，西班牙对于世界、世界对于西班牙都相对陌生了，于是彼此也自然多了一些新鲜与好奇”⑩。在商业挂帅的时代里，突出中国元素对书籍的畅销几乎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国家在他国所具有的形象直接决定其文学在他国的传播程度”？辊？辑？讹。换言之，符合读者头脑中异国形象的作品会大受追捧，反之可能会影响其销售量。台湾西语文化学者张淑英将《上海幻梦》归入西班牙后佛朗哥时代的“混血文学”，谈到马尔塞将扑朔迷离的中国当作卖点吸引读者，西国历史背景佐以异国风情，颇受欢迎。与此同时，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西班牙其他作家也将中国风运用得得心应手。当然，作家把中国元素融入作品之中，依靠东方的“族裔性”在文化多元、百家争鸣的西班牙文坛赢得立足之地，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写作策略。
三、“他者”与“自我”的映照
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形象”同时具有“言说他者”与“言说自我”两种功能。“我在言说‘他者的同时也言说‘自我，这里，‘他者就像一面镜子：注视‘他者时看到‘他者，也从‘他者身上看到‘自我。这样，形象制作者就用‘他者形象说出了一种跨种族、跨文化的关系”？辊？輰？讹。审视“他者”是进行“自我”确认、“自我”定义的重要手段。虽然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他者”，但至少说明中国的文化形象具有深刻的影响力。既然西班牙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误读难以避免，那幺对我们来说，比较合适的做法也许是以中华文化为参考依据，从具有“双文化”的文本中发掘出新内涵。
《上海幻梦》和其他描述中国形象的文学作品实际上都是一面斑斓的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照到自己，目睹自己的命运。通过了解这些作品，我们能够摩挲中华文化的细部，加深对其中精华与糟粕的认识，看清自己，重新界定自我，并对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曲解与错位进行深刻反思，使中西方的思想与文化真正融合与互补。这与赛义德批判东方主义的初衷并行不悖，因为“赛义德要消除的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并力求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解构这种权力话语神话，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成为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构成”？辊？輱？讹。
总之，胡安·马尔塞与西班牙其他作家一样并未改变东方主义的书写立场和审美规范。研读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得以反观自身、适时扬弃，对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①爱德华·W·赛义德，着.谢少波，韩刚，等译.赛义德自选集[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
②③④⑤⑥⑦MARSé， Juan， El embrujo de Shanghai[M]. Barcelona： RBA Proyectos Editoriales， 1997：68，68，70，97，69，81.
⑧周宁.中国形象：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他者[J].粤海风，2003（3）：8.
⑨康慨.巴塞罗那两胡安：2008年西班牙文坛最大赢家[N].中华读书报，2008-12-3（8）.
⑩陈众议.“西班牙当代文学经典小丛书”总序[A].赫苏斯·费雷罗，着.周诚惠、奚晓清，译.阴差阳错[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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