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震
摘 要： 李定国与郑成功，是支撑起南明后期政权的抗清将领和民族英雄。他们一个奔波在云贵川地区，一个坐镇东南沿海地带，都在自己的兵力范围内尽心竭力地抵抗清军的虎狼之师，双方不乏书信往来和战略联系。由于战事上和交通联络上的限制等因素，最终没有实现会师，亦被撵卷入历史的洪流，无力拯救风雨飘摇的永历小朝廷。
关键词： 永历政权 永历帝 李定国 郑成功
有关南明永历政权、张献忠的余部及郑成功的军队等在有关明朝或者南明的断代史中都有所涉猎记载，但是对于朝廷的起伏与个人的事迹不能很好地结合，文字的记述中缺乏李定国与郑成功之间很好的联系，实则二人之于永历政权及整个时代之下的汉人民族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当进一步讨论二者各自的事迹与贡献，以及之间的互动联络。笔者基于对李、郑二位民族英雄赤诚与胆识的欣敬尊崇，略述两人之于南明末代所留下的痕迹。
南明永历政权的抗清形势：崇祯十七年（1644）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明朝的统治至此结束，随之替代的是入关南下的清朝政权、张（献忠）李（自成）农民政权及居于南方的明朝残余势力组建的小朝廷三方政治势力，这三者中军事力量最强大的莫过于清朝。清军的铮铮铁蹄不断南下，至永历四年（1650）降清的尚可喜与耿继茂已取得韶州，广东岌岌可危，可见此时的清军已攻至中国的南端。永历皇帝朱由榔一路西逃，由肇庆至广西梧州。永历五年（1651）十月，帝至新宁;次年，受孙可望之邀至贵州安隆所（安龙府）[1]。由此永历政权由两广地区转至云贵地区，开始了新的抗清阶段[2]。永历十年（1656）李定国携帝至昆明，1659年永历帝入缅甸，次年被吴三桂处死。永历帝逝世后，台湾地区郑氏依然沿用永历年号。
一、李定国与永历帝
大西政权余部自张献忠死后便奉行“抗清扶明”的政策，这支部队名义上是由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领导的，基本是孙可望一人独权。后来孙热衷权势，因李定国“兵力日强，可望不能制”[3]极力打击李定国，此举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矛盾。永历六年（1652）四月，孙可望遣李定国出湖广，刘文秀出四川。“五月，李定国大破清兵于清州，遂复靖州、武冈。李定国复宝庆，遂南攻桂林”[4]。七月四日，大破桂林城，逼孔有德自焚而亡。八月，李收复梧州、柳州，随后下永州，复衡州。同年十月，李定国部的马进忠掠地岳州，进攻江西，拿下吉安。十一月，清军尼堪率兵冒进衡州，中定国埋伏，当场毙命，大败清军。事实上，永历六年时孙李矛盾已经激化，李定国之出征势如破竹，引孙可望提防，李亦对孙的跋扈不满已久。桂林之战后，孙可望欲封李为西宁郡王兼行军都招讨，李言：“封赏出自天子，奈何以王封王！”[5]永历八年，孙可望制造“密勅之狱”，处死永历十八朝臣，处处逼迫永历帝，欲自掌大权。帝为自保，极力拉拢李定国。至此，李定国与永历帝便站在了同一“战线”之上，且李定国余生都忠于永历帝，直至以身许国。
永历十年（1656）后，李定国率部将永历帝迁往云南昆明，也是永历朝最后的一个据点。李定国被封为晋王，统领调遣各处都督、兵马，而对孙可望则是招其回滇，孙闻之大怒。此时孙发生巨大的心理变化，一方面失去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势，另一方面反被李定国号令[6]。孙李交恶，一场冲突势必要发生。八月，孙可望与白文选率兵十万进军云南;九月，两军开战，白文选、冯双礼等众将纷纷倒戈，孙可望大败而逃，之后降清。永历十二年（1658）清军派多尼、吴三桂和钱国安三路大军进攻云南，李定国闻讯布置夔东十三家军从川东围攻重庆，白文选、冯双礼坐守盘江，自己居中策应两方，可惜清军攻势一路雷厉风行，李连连吃败仗。第二年（1659）正月，吴三桂率兵入昆明，此时的永历帝早已西迁。李定国于磨盘山设伏欲袭吴三桂，由于叛徒告密，伏击失败，但是双方都损失严重，清军“亡都统以下十余人，丧精卒数千”[7]，清军不敢冒进，趁此机会李定国将永历帝护送进入缅甸，不得已而入他境以求一地驻足。但是李定国内心认定缅甸小邦，见清军之势必惊惧，不足以把永历帝长久托付。随后他退处滇边，团结各族兄弟继续抗清。好景不长，由于清政府的挑拨离间，各地土司相继造反，李定国被吴三桂所败，退至缅甸境内孟艮。1661年缅甸政变，猛白新政权为讨好清政府，将永历帝交之吴三桂，次年四月，吴于昆明城处死永历帝。李定国听到这一消息“披发徒跌，号踊抢地，吐血数升”[4]而后病情恶化，民族英雄在悲愤无奈中悄然离去。“宁死荒外，毋降也”[8]，这是他对子嗣后代最后的遗嘱。
二、郑成功与郑家军的抗清之路
1646年，隆武权臣郑芝龙降清，其子郑成功率部进驻厦门，开启了他抗清复明的斗争生涯。第二年郑成功在小金门（金门县）誓师反清，招募重兵，并打着“背父救国”的旗帜以示他的忠肝烈胆和誓死卫国的决心。郑起兵之初乃用隆武年号，但在1649年后他改用了永历朔号。这样做一是因为他的忠君思想[2]，为报隆武帝对他的知遇之恩，便不在明王室范围内另奉他人;二是当时的民族形势十分严峻，他深知隆武政权早已穷途末路，为了加强全民族抗清的战线，笼络人心，在永历三年（1649）与永历朝取得联系后，直接改用永历年号继续他的抗清步伐，并为之奉献余生。永历二年（1648）郑成功进攻同安，号召诸生起义;同年五月，围攻泉州，未下;十月，攻取漳浦、云霄等地，又攻诏安，不克。可见郑成功起兵前期只活跃在闽南沿海一带，从永历三年（1649）十一月开始，郑开始进军粤东沿海。第二年（1650）正月攻取潮阳;同年八月，郑占据厦门。时郑彩郑联兄弟控制着厦门，他们无所作为、强征豪夺、劳民伤财，郑成功设计偷袭，趁郑彩外出之机火并郑联，取得厦门，建立了郑家军的第一个根据地。此后郑成功一直在东南一带打击清军，永历六年（1652）正月，郑由海澄进攻长泰，在江东桥与清浙闽总督陈锦正面冲突，郑家军勇猛无比，杀得清军全军覆没，攻下长泰;同年四月，围困漳州，未下，随之退回海澄，但漳州城内因长期缺粮“自四月至十月，城中死者十七八”[9]。永历七年（1653）郑成功与定西侯张名振达成协议，由张率舟师北入长江，乘清军正南下浙、闽，捣其心腹，使其进退失据。郑为北伐军提供数百船只战舰和若干粮食。四月，海澄战役爆发，清军摆出数百铳炮，炮弹日夜猛击海澄城，郑家军死伤无数，郑成功也险些丧命于此，而后郑识破敌军攻城信号，设下埋伏击退清军。海澄一役，清郑双方进入相持局面，清政府又试着以谈判规劝郑成功，无奈郑成功从始至终没有背弃过初心。
除了永历七年（1653）的张名振北入长江之外，从1647年到1659年，郑成功共进行了八次北伐，其中永历十三年（1659）的北伐之役最使清军胆战[6]。是年三月，郑成功在盘石卫向各统领提督发出出征令;五月，郑出策：“先取瓜州，破其门户，截其粮道，腹心溃则支体随之，崇明可不攻自破”;六月，郑以招讨大元帅之名起军，率水陆大军十七万直破瓜州镇江，另一支张煌言所率部队也突破清军重围，两军齐围金陵（今南京）。清总督郎廷佐孤守城中，无力抵抗，使出诈降之计，郑成功却出人意外地误信清军投降，放松了心态。所谓骄兵必败，此时西南方面的清军已撤守长江，清崇明总兵也入驻金陵，最终清军发动反攻，郑家军大败。此北伐之役前功尽弃，在撤离镇江时，郑成功大哭“是我欺敌，非尔等之罪也”[10]。郑成功把此次的失败归于自身，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傲慢与战略上的失误。永历十四年（1660）清军大举进攻厦门，郑成功组织厦门保卫战，然此时的永历帝已退居缅甸，郑为了更长远地发展军事实力，抵御清军的进攻，遂欲选择台湾地区作为他继续发展的根据地。时台湾地区为荷兰人的占领地，郑成功先与荷兰人断绝通商关系，后率大军亲往台湾地区，二月初八，郑家军由鹿耳门登陆，这支部队军纪严明，奋勇杀敌，经过九个月的战斗，赶走了殖民者，夺回台湾地区。“土地为我国所故有，当还我;珍宝恣尔载归”。郑成功的这句话表现出气节，民族英雄当之无愧。郑成功在台湾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永历十六年（1662）他于台湾地区病逝，时年三十九岁。
三、李定国与郑成功的联合抗清与结局
李定国与郑成功两人的抗清斗争地理位置上相隔甚远，但自从1652年以后，两人便开始了书信往来，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的联合，正是李定国与郑成功两人的阵线统一才使永历政权得以延续，在明朝末战争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永历六年（1652）孙可望派刘文秀出四川，李定国率大西军八万余人出征湖广。李定国部一路势如破竹，连连取胜。随后转战广西，七月，李大破桂林城，守将孔有德自杀身死。此时的李定国派人与郑成功联络会师，郑成功随即派人前往广西与李定国相约会师日期。永历七年（1653）四月，郑成功再次收到李定国来信：李率大军开始围攻肇庆，请求郑支援[11]。五月，郑成功遭到清军围攻，困守海澄。七月，郑成功派水师南下潮州支援李定国部，又北上崇明岛准备牵制清军，但是此时的潮州已失陷，与李定国会师的计划未得以实现。这一年两人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郑李联姻，李定国首先向郑成功提议愿意让儿女联姻并多次派人带着彩礼去海上与郑家提亲。郑成功亦欣然答应，他在信中写道：“弟十年经营，十年攻战，正欲得一同袍同气者，共灭丑类而朝夕。”“至于联姻一议，闻命欣惬，惟有祗承。第小女长者已先许人，兹有兄弟之女，欲以托茑萝”[12]。郑李联姻对进一步加强郑成功与李定国之间的联系，巩固他们抗清的阵线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永历八年（1654），郑成功派人上奏海澄之役，永历帝册封之为延平王。同年，李定国进攻广东新会，下一步准备进攻五羊（今广州），想要约郑成功的水师一同进行。随后又书信一封欲确认郑能否前来支援，倘来支援不要晚于十月中旬[2]。但这封信没有及时传到郑成功的手中，郑的水师一再误期。李定国围攻新会迟迟不下，士兵们又多染上瘟疫，李在广东的作战连续失利，于永历九年（1655）退回广西南宁。此时的孙可望制造了“密勅之狱”，在朝内逼迫永历帝，对李定国的求援也是不发一兵，大西军内部的矛盾已经激化，李定国未实现与郑成功的会师。永历十年（1656）郑成功为与永历帝取得联系，派提督黄廷“登舟下广，采听行在消息”[13]。黄廷此行夺获船只数百，粮食众多，但是此时的永历帝已迁往云南，郑又一次未联系上永历帝。同年夏天，李定国致信郑成功叙述了永历帝入滇的经过，并在信中道：“公其坚帆饬旅，布号宣威，待我于长洋，把臂击楫论心，一偿夙愿，不亦快哉！”[14]表达了李定国欲在沿海与郑成功会师后联手横扫东南的雄心壮志。不久，郑成功在回信中说：“不佞既提水路精锐，收复闽浙，薰风盛发，指日北向。”[14]道明了自己的计划与力欲北伐的信念。永历十一年（1657）九月，郑成功与信永历帝，欲从镇江经过，直取金陵，并请求李定国可以领兵在洞庭湖配合作战。此后几年李定国与郑成功各自奔波在自己的抗清斗争中，直到永历十五年（1661）李定国部将领白文选才收到一封由徽人带来的郑成功的约师文表[15]。永历十六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地区，李定国撤向滇南欲联合少数民族继续抗清。此时李定国很想与郑成功取得联系，他早已做好计划欲从广西出兵取湖广，与郑家军在厦门会合。李定国派人去台湾地区，结果不知何故，一去便杳无音讯。
永历十六年（1662）五月，郑成功病逝，同年六月，李定国忧愤而死，两个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同一年在不惑之年左右相继离世。他们为了永历政权及明王朝的残存血脉鞠躬尽瘁，从一而终，虽然未能完成复国大业，但是他们在抵抗清军、延续明朝的历史长度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两个人的联合抗战可以看出，最开始是李定国先联系的郑成功，为了民族事业，在永历帝身边的李定国必须拉拢郑成功这支勇猛的抗清队伍。他们拥有同一个敌人，守在同一条战线之上，都为了一个“复明”的信仰，所以自然会成为很好的同盟者。但是他们两支军队最终没有实现会师，这是那个时代的遗憾，也是当时敌对军事力量差距过大、战争状态力不从心、交通环境和通信条件落后的意料之中的结果。如是可见，郑成功的大本营在东南沿海一带，李定国作为清军最主要的打击对象，很难从西南地区脱身，种种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们最终无法直接会师，联合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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