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明竟陵派通过《诗归》来传播自己流派的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其中的“灵”与“厚”是钟惺、谭元春在论诗评诗时反复所谈及的两个文学审美观念。本文以此入手，分析“灵”与“厚”的内涵，并对二者关系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竟陵派;灵;厚;求灵致厚
竟陵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核心，由当时一批志趣相投的文人组成，是明朝万历后期、天启、崇祯前期的一个诗文流派。竟陵派没有系统独立的诗论论着，其诗歌理论散见于钟惺和谭元春的书信、序跋、诗篇及评点中，而“灵”与“厚”是重要的诗歌理论之一。“灵”，是对“性灵”、“性情”的强调，“厚”，是指诗歌创作向学习古人古诗回归，学习古诗的温柔敦厚朴润圆融，竟陵派诗歌理论的核心是“灵”而“厚”的辩证统一。
一、竟陵派的“灵”
“性灵”之说古已有之，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汹涌，才使张扬个性的性灵蓬勃发展。至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则就完全以“性灵”为赤帜，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挣脱拟古主义的“格套”，强调主体情感的流露，增强个体意识的觉醒。不同于公安派的洒脱自然，态意放浪而流于浅率鄙俚的弊病，竟陵派形成了以“幽深孤峭”为核心的新性灵说。
关于“灵”的具体内涵，有以下几点
（一）古人之真精神
钟惺在其《陪郎草序》中说：“夫诗，道性情者也”。这里的性情就是钟、谭所追求的“古人真诗”，即“性灵”。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是对公安派“性灵”说的继承与发展。不过，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比起公安派过于浅俗的“性灵”，竟陵派更加强调具有孤怀诣旨的“性灵”。钟惺在《诗归序》中说道：“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廖廓之外。”那些饱含“幽情单绪”的诗歌因其彰显了真性灵而具有独特的魅力。
而一旦求得了古人之精神，那幺就具有了“灵心”和“灵眼”：“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钟惺《与高孩之观察》）“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想亦非苟然而已。”（谭元春《诗归序》）这里的“灵心”“灵眼”也是一种审美感悟的能力。
（二）体现诗歌的灵趣
“性灵说”不仅要求真情的流动，还要有灵气的飞动，意趣的展现，这就是诗之“趣”。
首先，诗歌要体现出飞扬流动的灵气，拒绝呆、滞之弊。“纯全好诗，易于太平。以上二篇，秀整深重中，灵气常勃勃欲出，最可诵法。（《唐诗归》卷二谭元春评杜审言《春日江津游望》、《度石门山》）”“他人是咏落花便板，此诗是看落花便灵，此出脱之妙。”（《唐诗归》卷二十钟惺评杜甫《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
其次，诗歌要重视展现“趣”。明代袁宏道标出“趣”之文学观，将其纳入性灵说中。钟、谭诗论是对公安派“性灵说”的承传，所以他们也重文学之“趣”，但这里“趣”的内涵己有所改变。竟陵派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趣”可以增添诗文的“雄博高逸之气，纤回峭拔之情。”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只疑淳朴处，自有一山川。”钟评曰：“淳朴中便生出幽，生出远来，莫作无趣看，故高人于山水朋友侮思此二字。”
由此可见，竟陵派求灵尚趣的文学审美追求。
二、竟陵派的“厚”
“厚”是竟陵派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为了纠正公安派由奢谈性灵而流于肤浅的弊端，以钟、潭为首的竟陵派提出补救的措施便是“厚”。钟惺在《与高孩之观察》中说“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夫所为反复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诗中实有此境也。”谭元春在《诗归序》中亦云：“与钟子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清代贺贻孙则说：“钟评《诗归》，大旨不出‘厚字。”又曰：“所谓厚者，以其神厚，气厚，味厚也。”明人高孩之亦云，钟、谭选评《诗归》，“反复于厚一字”。可见“厚”在钟惺、谭元春的诗论中占有最高的地位，是钟、谭品评诗歌作品的最高审美标准。
“厚”主要是指作品内容充实、思想丰满、有感而发、言之有理。在《诗归》的选评中，随处可见以“厚”论诗的痕迹。如“端厚坚凝，居然元老，有厚力而无钝气。”（裴度《中书即事》批语《唐诗归》卷二十九），又如“汉魏深厚处，其力乃能到此。”（张九龄《彭蠡湖上》批语《唐诗归》卷五）。《诗归》卷十三曰：“高岑五言律只如说话本，极真极老极厚，后人效之，反用为就易之资，流为浅弱，使俗人堆积者益自夸示。”这些都是《诗归》中评论诗作所用到的评语，其中“厚”字屡屡出现，并且还让诗人避开肤浅与浅俗，作诗要求厚。充分说明厚这一审美范畴在《诗归》评选中之地位。
具体来说，什幺是“厚”的涵义呢？竟陵派的“厚”主要着眼于两方面：一是指歌本身要具有深厚圆润的特点;另一方面是指诗人本身要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性情。
首先诗歌本身的“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体现了诗歌“真厚”的思想感情
即诗歌必须在真情实感的基础上表达深厚充实的思想内容，给人以饱满无穷的兴味，其中“真”是“厚”的基础，两者要达到浑融的境界。竟陵派重诗歌的思想、情感和内容的结合，认为只有发自肺腑而非虚情假意的诗歌才可称之为“厚”。钟惺评苏武诗时说到：“只是极真、极厚，若云某句某句佳，亦无寻处。”谭元春评李陵诗说到：“字字真，所以字字苦;字字厚，所以字字婉。”钟惺评王维的《送孟六归襄阳》说到：“极真，极厚，不作一体面勉留套语，然亦愤甚，特深浑不觉。”
由此可见，只有真情实感、寄托深远、内容深厚并浑然融为一体的诗歌才具有“厚”的魅力。
（二）体现了“柔厚”的儒家诗教传统
钟惺在《陪郎草序》中明确提出：“夫诗，以静好柔厚为教者也。今以为气不豪，语不俊，不可以为诗，予虽勉为豪，学为俊，而性不可化，以故诗终不能工。……豪则喧，俊则薄;喧不如静，薄不如厚。”“柔厚”即温柔敦厚，温柔敦厚是儒家传统诗教理论。《礼记·经解》所载：“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竟陵派继承了儒家的诗教说，重视诗歌含蓄蕴藉之美，强调诗歌表现出来的情感内容要具有温厚和平、不愤不激的特点，表达方式要委婉、曲折、隐约。
（三）追求“简厚”的语言艺术
这一点即要求诗歌语言要在言简意赅中体现厚重的笔力。在诗歌语言艺术上，竟陵派一方面强调笔者要有厚重的笔力：“气清贵在能润，景细贵在能幽，兼之则骨高而力厚矣。”（评朱淑真《游湖晚归》《名媛诗归》卷十九）“千古特识具眼，以厚力深骨出之。”（《唐诗归》卷二十七钟惺评权德舆《题严陵钓台》），另一方面又强调语言的言简义丰：“有简而能厚者，廖廖数字，便如一篇大文章，此之谓“简厚”“古人数字亦可成一篇，读之使人气厚而笔简”，都是在推崇作品要用尽可能少的字句容纳尽可能多的内容，才能留有兴味。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在这一审美追求下，只有做到用简洁的语言、厚重的笔力才能托起诗歌的“厚”。
其次，是诗人本身的“厚”。
在文学创作中如何才能达到“厚”的文学境界？这就要从诗人自身入手了。钟惺在《与高孩之观察》中提到：“读书养气，以致其厚”。这里的“养气”不仅指传统所谓的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也包括多方面地加强艺术和学术修养。以学问入手来学诗，是竟陵派为学诗者提示的正途，也是达到“厚”的文学境界的必经之路，谭元春在评孟浩然《洛中送奚三还扬州》诗云：“常诵此等诗，自然不笑真诗人无学问，然学问鲜少者，即不如此。欲如此者，尤不如此矣！”只有通过读书积累学识，增强人格修养，使得“义理足乎中而气达于外胆与识谡谡然于笔墨之下。”钟惺与谭元春合力合编的《诗归》一书，在张扬自己文学主张的同时，更为学诗者们提供了便利：丰富了见识、增加了学养、提高了涵养，从而创造出更好的，富有“厚”的文学作品。在这里，厚又生出一层意思，即厚除了诗文的厚之外，作诗者的学养要厚。
三、两者结合，求灵以致厚
其实早在钟、谭渐盛的当时，一些诗人如曹学佺、高出就曾对他们“清新而未免有痕”、“下笔多有未厚者”作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他们自己也已经认识到这方面的弊病，故反复于“厚”字上着说，期望能通过既求“灵”又求“厚”的取径，对自身创作中的不足进行补救。
钟惺在《与高孩之观察》一文中提到：
“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
在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钟惺对于“灵”与“厚”二者辩证关系的论述。首先，“灵”是“厚”的基础，诗人必须先有抒发自己内心性情的“灵”的欲求，这是诗歌创作的前提，但是只有“灵”是不够的，仅仅具备“灵”的抒发可能会走向公安派后期流俗的弊端，缺乏艺术美感。诗人必须在保有“灵心”的基础上读书养气，掌握深厚的知识，才能创作出“灵”与“厚”融合的好诗。“灵出于厚”，“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厚”是“灵”的最后归宿也是最高的境界。
可以看出，钟、谭以“厚”补救公安派之纤巧、细疏;又以“灵”矫正七子派“肤廓”的缺陷，提出了师心与师古并存的观点，并将求灵求厚作为诗歌审美的标准。
参考文献
[1]钟惺，谭元春着.张国兴，张业茂，曾大兴点校.诗归[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2]谭元春着.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陈广宏着.竟陵派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陈敏.《诗归》与竟陵派的诗论纲领[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0.
作者简介
林雪媛，女，汉族，山东青岛人，1995年11曰23日生，青岛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明清文学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