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以今天的视角，纵观前几年来的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明晰的脉络：任何中原王朝的兴盛衰落，都离不开军事革命与政治斗争。

为什幺要拿这两个着名王朝来做范例呢？首先他们都是汉人所建立的较为稳定的中原大统一的王朝政权，其社会结构组织也极其地相似，都有着大批名留青史的文人墨客与扩展充实了中华文化璀璨的文明。而最为关键的点为，两个王朝都因为派系斗争而由盛而衰，最终输给了于外界的军事的博弈而覆灭。

可以作为标志的是，宋朝为腐朽，代表事件为“乌台诗案”;明朝为腐败。代表事件为“东林阉党之争”。

乌台诗案：宋朝政治思想的固化

宋初，沿袭唐朝后期制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而地区的行政机构继续沿用由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而衍生出的二府三司制。此制度在唐就已经趋于完备与稳定，赵匡胤与赵光义兄弟对于割据政权征伐的顺利进行也是建立在此政治基础之上的。

可是随着宋朝的边境稳固（澶渊之盟与宋夏议和）、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与土地兼并与市井经济的持续发酵。宋初的政治格局也已经不适用于如今的生产格局了。于是政治上就分裂为了既得旧利益的支持者与与时俱进的激进改革者。其政治方向也不再像建国以来的齐心一致那样了，这就是北宋党争的形成的社会环境。

而真正决定宋朝国运走向的至关重要的事件，既不是澶渊之盟，也不是宋夏议和，而是宋朝政治斗争的最高峰——乌台诗案。

时正值王安石变法从变法至改制的关键时期，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由调任太湖滨的知州。他作《湖州谢上表》，言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无政绩的小事，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新进”、“生事”具体指的是什幺东西，在王安石变法的那个时候自然是一目了然的。王安石派的人自然对苏轼的暗喻感到愤懑，而宋神宗与王安石本人却觉得苏轼包藏异心，借由该事件决定对苏轼所作之词进行调查。

在经历了中央全方位对于宅邸和与苏轼相交之人的近乎无死角的检查后，截止元丰二年九月，御史台已经从各处查抄了苏轼赠他人的大量诗词。当时苏轼给官场友人们的信件中，不乏“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讽刺盐法）、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讽刺水利法）”等反对朝廷大刀阔斧改革的字眼。而此类文章的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一百多封，苏轼本人也都对此供认不讳。

由此，苏轼也很自然地被神宗以无礼朝廷为罪而获罪下狱。被宰相吴充与太后所救，次年改发配湖北黄州。从此仕途起落跌宕。

首先苏轼就对新变法充斥着抵触，是个守旧派的领头羊，也很自然地被王安石与神宗顺藤摸瓜出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一系列的保守派或者倾向保守派的共计百余号的一群人来。神宗碍于宋太祖不杀文臣的祖训，却还是把为苏轼出头的保守中坚力量驸马王诜削官为民、王巩发配遥远的西南边疆。其余小类官僚被罚俸禄着不计其数。

此事件看起来是针对苏轼对朝廷的讽刺而做出的惩罚，但细细分析一下，却发现，此行为的意图，却是苏轼身后的另一个集团，守旧集团。

乌台诗案后，王安石顺利完成了熙宁改制，新政也更好的渗入了北宋的行政生产机构的每一个角落，苏轼也是前守旧派中阻挡王安石改革的最后一道坎。可最后我们的结果都知道，神宗驾崩后，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重新掌权，而在神宗驾崩之后的“元祐党禁”的官场清洗中，激进改革派所做的十余年的改革中将付诸东流。

而至此来言，北宋的土地与腐朽问题并没有被彻底解决，因此，这个理想的王安石变法的最终结果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这场政治博弈，最后的赢家是谁呢？那就只有靖康之变之时西北望的北狩皇帝宋徽宗才知道了。

东林阉党：明帝国崩坏之始

既然宋朝是统治阶级派系内部的党争，以文字狱的方式来此消彼长，所牵连的人也属实不算很多。那五百年后的明朝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宋朝是同一阶级下的明争暗斗，那明朝就是不同派系间的分庭抗礼。

当时文官集团的内阁首辅就代表着真个文官系统的一致意见，因此虽然还是有楚、浙等地方党羽，但大体上政治建设上也鲜少有政治对立者，这就给“试政治于玩物”的淮南布衣顾宪成与其同僚创立了东林书院提供了养土，在万历“争国本”与三大案中崭露头角;河北有个叫李进忠的市井无赖整合了阉人的政权，以皇帝位傀儡号令天下;国家的行政结构正式发生了质的分裂与对弈。“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但是在传统史料中却对于阉党来言是十恶不赦、鱼肉百姓、社会渣滓们组成的混混帮派;而东林党却是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于倾危、饱读诗书、一心为民的正义团体。可是认真分析起来的话，会发现这个观点过于绝对化。

要知道，阉党也扶持了一位辽东宁远戍边英雄袁崇焕，也只有他才能和当时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的八旗铁骑的对弈中创造了奇迹般的宁锦大捷，而南明被灭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东林党决策的重要失误与永无止境的派系斗争。所以，这样的绝对化的看法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但阉党头子魏忠贤与东林党精神领袖杨涟的是非功过我们这里也不做过多的赘述，我们只要瞄准着这个团体中后来斗争的结果来讨论。先是东林党的前后六君子被当时深得天启帝喜爱的魏忠贤的阉党所迫害，实力毁灭性的下降，随后又是崇祯皇帝上台，以一己之力剿灭阉党之后，重新重用东林党;最后是在东林党集团对国家决策的连续失误下被陕北起义军李自成攻破北京城门，崇祯皇帝自尽而结束。

所以这场斗争的胜利者是阉党还是东林党呢？可能当入关的清军包围南明朝廷首都时，被迫由江北大营退守应天府的愤懑将军史可法才明白这场斗争的最终意义了。

终此所述，一个大统一的民族被外部击破的最重要的原因非内部斗争莫属，无休止的党争只会增添国家的压力，从而给外部势力提供瓦解一个庞然大物的致命窗口。因此，有时候不能只顾着看重政治上的个人既得利益，也要从长远的国家大义上来选择合作还是对抗。不然所有的党争都没有最后的胜利这，也只能落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下场。

加强自身组织的凝聚力，简单却通用与古今。

参考文献

[1]戴建国.“东坡乌台诗案”诸问题再考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3）：143-155.

[2]李定波. “东林”与“阉党”之间[D].山东师范大学，2020.

作者简介：王晰锐（出生年 1999--至今），性别男，民族汉族，职称无 ，籍贯：贵州省黔南州，本科学历，物流管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