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

[摘 要]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迈克·克朗辟专章“文学地理景观”就文学空间问题展开了论述。在克朗对文学空间结构的阐释中，文学文本呈现出三种空间维度：书写家与外面世界的“家园”空间，书写空间变迁与视角变换的“城市”空间以及表达两性欲求与空间经验转移的“性别”空间。对克朗此三种空间形态的阐释将有助于丰富文学空间的相关课题。

[关键词]迈克·克朗；文学空间；家园；城市；性别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6-0087-02

在“空间转向”的时代语境下，迈克·克朗（Mike Crang）认为，文学创造并非简单地反映地理空间。文学中有关地区的写作是作者主观地区经验的创造性书写与表达。在199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的“文学地理景观”一章中，克朗就文学文本中的空间结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文学文本中空间结构的论述大致可归纳为“家园”“城市”“性别”三个维度。

一、家园：书写家与外面的世界

克朗指出，将文学文本中对地理空间景观与这一地区的实际地理风貌进行对照可知，文学与地理学的空间关系并非是将一张文学“地图”与另一张重叠那幺简单。克朗认为，一部作品中对地理的描写就好比游记，是对“家”的创建，无论历险的结果是迷失抑或回归。他以自己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不乏有对“家园”空间结构的书写：主人公（或由于被迫或出于自愿）离开了家，继而接受流浪的考验与生命的锤炼，内在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终于有了一番作为，以成功者的身份回家，接受世人的推崇。这“退出-接受考验-复返”的模式，一如英雄神话的典型叙事，向前可追溯到中东地区的古老史诗《吉尔伽美什》。而古希腊时代荷马的史诗巨作《奥德赛》以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俄狄浦斯王》同样符合这一模式。由此，克朗认为，童话故事、骑士传奇和数以百计有着英雄情节的小说故事，包括传奇故事和现代游记在内的诸多文学文本中都可以见到类似的空间结构模式。

克朗在对“家园”这一空间叙事结构做出论述后，继而对其深层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展开了进一步讨论。在克朗建构的“家园”空间结构模式中，“家”终得以回归。同时，克朗独具慧眼地意识到，“家”的背后体现了一种“性别地理学”。克朗认为，不论是《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还是《俄瑞斯忒斯》中的阿伽门农；无论是杰克·凯鲁亚克在20世纪50年代为“垮掉的一代”所写的诗集，或是伍狄·格斯里的音乐，都意在展现一个男性的世界、一个流浪者的形象。“家园”空间结构与性别意识紧密联系起来。克朗比较奥德修斯与阿伽门农的“冒险”对“家园”空间结构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做出了评述。在《奥德赛》里，奥德修斯因战争被迫离家，战争中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建立功业，“回家”的途中又与各种诱惑和困境斗争，终得以还家。然而回家后又有妻子面临追求者的求婚几近妥协、儿子的遗产处于危险之境的困境。此时，他重新建立起家长的权威，终获得幸福。相比之下，阿伽门农就没有奥德修斯那幺幸运了，特洛伊战争后重返“家园”的他被不忠的妻子谋害。通过对比，克朗表示，“‘家被看作是可以依附、安全，同时又受限制的地方”。[1]也就是说，“家”作为心灵可以停靠的港湾，给人以归属感与安全感，但同时，这一空间也不失为对人的囚禁。“家园”的失落是一切美好的终结，多不胜数的故事已证明了返家的困难和苦恼。的确，失而复得的“家园”像极了情人间几经反复的感情，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

二、城市：书写空间的变迁与视角的变换

文学文本中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展示的是城市的空间。克朗指出，城市作为多数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在小说中包含了对城市更深刻的理解。仅仅把文学当作描述城市空间与城市生活的资料而忽略其启发性和文化内涵是不值得提倡的，城市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同时也是凝聚人类生活和生产意义的场域。因此，描述城市地理景观也是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体验式表达。

首先，对“城市”空间的书写体现了“乡村”与“城市”的变迁。毋庸置疑的是，“城市”正以佼佼者的姿态如豺狼般啃食着逐渐边缘化的“乡村”。那个人们彼此熟悉，同时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也相对可知的“乡村”空间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代之而来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陌生人建立着生活空间的新秩序。现代城市里，充满着陌生化的现象。人们是数不清的小集体，彼此之间一无所知。

然而，“问题不是如实描述城市或城市生活，而是描写城市和城市景观的意义”。[2]对此，克朗以雨果的《悲惨世界》为例，认为小说中有意将许多故事情节的发生地安放在城市巴黎。在巴黎这一城市空间里，代表城市“不可知”一面的穷人走的小巷构成了黑暗、阴森的地理空间。尽管小说中作者也试图以全景式视角来俯视这座城，却依然显示出神秘与黑暗、不祥和迷离。而一个公开、有秩序、政府控制之下的地理空间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揭示着政府权力的地理空间正利用城市光鲜亮丽的外表试图掩藏穷人困顿的生活和灰暗的空间，并以清除城区“混乱的”居民居住区（贫民区），代之以所谓的光明、通风和宽敞的居民区为手段。小说正是通过这种城市空间的对照描写来揭示国家潜在的社会暴乱以及政府对此的应对策略。可以说，小说中对城市景观描写的意义就在于认识这一知识地理和政府权力地理相结合的空间。克朗对这一观点持支持态度。例如，在1848年的叛乱中，人们首先破坏的是路灯，因为公共照明让警察看清楚穷人在做什幺。

其次，在表现城市空间地图绘制的现代城市生活时，文学作品中常启用“流浪汉”的视角。克朗认为，自19世纪中叶，在文学作品中就有了围绕“流浪汉”形象书写城市空间与现代城市生活的“新”视角。作品中，这个“流浪汉”往往是男性，他无意远离城市的尘嚣，却用无尽的空闲时间来百无聊赖地应付城市生活的喧嚣与纷扰。他常以观察家和评论家的双重身份出现，拥有睿智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其实，在前文对“家园”空间结构的论述中，古老史诗中的主人公的“游记式”叙事已包含“流浪汉”的空间叙事模式。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主人公堂吉诃德游侠为中心线索描绘地理景观与社会总图，被称为“流浪汉小说”的代表作。在现代，关于“流浪汉”及其行为的描写更是广泛出现在诸多作品中。克朗以波德莱尔的诗歌为例，认为在波德莱尔诗中的“流浪者”身上可以看到诸多矛盾：自身的空闲与城市生活的高速运转；远离城市商品买卖又为那些漂亮的新陈设而着迷；身处男性控制下的公共空间却注视着诸如商店雇员、主妇、妓女等下层陌生女性……他唯一的财富便是充足的时间和随性的生活。对他而言，时间就是金钱，视觉上的消费同样可以使他获得满足和幸福感。从“流浪汉”到城市商场景观的描写，是流浪者的欢呼，是一种对狂欢的感觉的书写，这绝不是简单的建筑或经济的转变，而是城市生活空间的转换。

三、性别：两性欲求的表达与空间经验的转移

文学作品中对于“性别”空间的构建，上文已有所涉及。克朗发现，不论是“家园”空间结构模式还是对“城市”空间的书写，都蕴含了一种性别地理空间。

首先，克朗认为，在“家园”空间结构中对男性世界的描写实质上揭示了两性各自的欲求。在现代故事的“家园”空间叙事中，主人公们往往试图逃向外面的世界。他们从根本上抛弃了寻求返回安全舒适的家的想法，家不再是具有归属感的空间，而变作了精神的负担和扣在身体上的枷锁。这里包孕着深层的性别意识形态意义。现代意义上的“家”，女性多安于稳定和养育子女，她们驱逐男性“逃往”外面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并不断证明自己。男性在灵与肉的双重压迫下将被迫选择流浪。正是在这样的“家园”空间关系中，揭示了两性之间在地理经验与自我认同上的紧密联系。

其次，在书写城市生活问题上，克朗指出，“小说向我们揭示了城市里的性别地理空间。通过集中描写商店创造的都市空间，它向我们勾画了一个包含了理性知识和控制、男性的权力、经济的繁荣和困境以及性别欲望的地理学”。[3]在书写城市生活小说里，与城市的性别化相关的是城市知识的性别化。克朗以埃米尔·左拉的《祝夫人们快乐》为例，认为小说对城市中全新的商业景象——早期百货商店的性别叙事向我们揭示了城市的性别地理空间。克朗指出，商店作为城市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建构了一个商业与欲望交织的地理空间。百货商店是女人（女雇员和女消费者）的世界。在这里，她们强烈的购买欲被尽情释放，那既不完全真实也非完全虚幻的空间对她们许下承诺。左拉笔下，商店是女性眼中童话般“梦想的殿堂”，她们的欲望在男店主那里一览无余。一方面是女性私密叙事进入公共空间使其自身产生一种暴露的快感，另一方面是男性由此而产生一种窥探的乐趣。克朗为此引用鲍尔比的评论说，“支撑女性世界那个充满无尽幻想的购买欲的是男性世界策略性的合理计划，这一点体现在对男店主的情妇的刻画上”。[4]这也表明左拉描写这个“现代商业的殿堂”实是一个由男性控制下的女性化的世界。商店内部女雇员们的工作环境充满着竞争，她们争相穿越“达尔文式的丛林”来求得生存。

综上，通过上述“家园”“城市”“性别”三种空间维度的阐释，克朗的文学空间课题一定程度上得以全其貌。虽然在“空间转向”的语境下，仅就克朗“文学地理景观”的专章来论述文学空间略显单薄，但文本通过对克朗在文学与地理学交叉学科视域下的文学地理景观（空间）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亦可为时下文学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策略提供些许启发。

[ 参 考 文 献 ]

[1][2][3][4] （英）迈克·克朗着.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钟 岚]